前幾天，工信部電子司副司長彭紅兵通過《華爾街日報》回應說，針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布局，美國沒必要太過緊張，中國不希望與美國發生沖突，畢竟目前許多相關計劃都還在初期擬定階段。

　　這口吻，是我們在示弱還是其他？它讓人不自由自主想到13年前中國半導體18號文遭美國壓制最后無奈閹割的悲情。而且，那次談判，有當年的國務院副***在，說起來，挺失尊嚴的。

　　但這次應該不同于13年前。彭紅兵的回答里，既有澄清刻意對抗的邏輯，就是說，中國發展半導體業，整體不是針對美國。但他的話語里似乎也有某種威懾，就算美國繼續沿循過去多年的封鎖，中國也會獨立發展這行業。而且，目前計劃還不過是“初期擬訂階段”，好像在暗示，更大的布局可能還在后面呢。

　　我會就此做一番解讀。

　　還是要補充一下彭紅兵回應美國方面的背景：

　　1、過去兩年，中國半導體業布局狂飆突進，政府主管部門的強烈意志，地方政府的重金涉入，國資背景的紫光們的瘋狂布局，尤其面向***地區、美國、歐洲的整合，引發海內外諸多警惕；

　　2、美國正處于一輪制造業回歸思潮。不要說川普，早在奧巴馬執政周期，也是不斷呼吁制造業回歸，尤其強調半導體制造業的核心地位。

　　前不久奧巴馬下臺前，美國總統科學技術咨詢委員會（簡稱PCAST）抓住機會趕在最后向他提交了一份報告，名叫《確保美國半導體的領導地位》。報告強調說，中國半導體業崛起，會威脅產業未來，建議政府用多種手段遏制或限制，同時趕緊壯大美國自己的半導體業；

　　3、過去一段，本地科技領先企業開始頻頻突破美國巨頭長期形成的鐵幕，滲透全球市場，而海外科技巨頭過去兩年大陸業績慘淡；

　　4、本地政府主管部門要求美部分科技巨頭開放一些源代碼，引發爭議，后者開始要求美國政府反制；

　　5、川普經濟學還在釋放，一定會涉及以半導體為核心的美國ICT制造業……

　　幾種爭議，在川普上臺后，雜糅著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匯成一股針對中國科技業的新封鎖風向。

　　我甚至預感，在美墨邊境那道墻、針對中東與非洲部分穆斯林國家90日“簽證管控墻”之后，美國不排除會在科技業落實新的分裂與封鎖行動，尤其構建虛擬世界的厚重墻垛。

　　這一系列“墻”，即使不會直接奏效，也會有其他變異，最后可能演變成談判的有利籌碼。

　　考慮到半導體業的戰略價值，或許它會首當其沖。整個科技產業鏈條上，半導體業確實足夠稱為核心。

　　多年來，當局與產業界不斷渲染中國進口貿易里的半導體業數據：芯片進口一直超過石油進口。

　　本地之前也曾為此做過幾輪強化布局，有一丟丟的成效。但整體格局并沒根本改觀。當然，最近三年，自給率有所提升，但許多不過是海外訂單通過本地foundry流片、加工而已。本地設計業確實有所壯大，但如追求更前沿與主流的工藝，它們仍然更傾向于臺積電。

　　體業崛起難在哪里？

　　2016年，中國芯片進口額2280億美元。2016年，中國進出口總額24．33萬億元人民幣，其中進口額10．49萬億元。芯片進口占比確實夠高的。真的有點難以想象，一片片小東西，竟能匯聚成如此龐大的金額。

　　這不是說我們自己的產業沒進步。更多還是芯片需求的總量擴大了，整個市場規模在持續放大。

　　過去IT與CT割裂年代，芯片用途并不那么寬，缺乏很多細分應用，數字化程度不夠，解決方案也不用太智能化。除了軍事與特殊領域外，與民眾大規模消費相關的，主要也不過那幾大件，PC、手機、數碼。等移動互聯網熱潮開啟，智能手機驅動著大規模應用，各種設備開始普及，過去對芯片要求不那么高的電視也成了智能設備，車載產品幾乎已成行業競爭高地，更多工業類應用也在開啟。

　　但相比一個全面開啟的云化時代，尤其是物聯網對未來的召喚，過去的ICT支撐能力，就不夠了。智能社會需要全新的ICT基礎設施。未來，幾乎所有場景，都會有芯片及其解決方案的發揮空間。從人與PC、手機等終端的鏈接，到人與物、物與物，人與服務的鏈接，這里面，芯片的市場規模大到難以想象。

　　有的ICT巨頭，給出了1000億個終端連接的愿景，有的則給出500億個。在我看來，一旦周圍的環境，尤其自然環境納入智能化進程，這類數據一定還會被刷新。

　　說這些，是要提醒，芯片工業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所致的衰退期后，已步入新一輪壯闊的成長周期。中國作為全球ICT業的重要布局地、全球各種消費型電子市場、行業互聯網豐富的實踐土壤，一定會成為芯片工業壯大的樂園。

　　如果繼續仰賴海外供給，不僅貿易結構不匹配，科技創新會持續受到抑制，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會成空話，產業鏈自主與國家經濟安全也會成問題。

　　這類表述太常見，以致一些人常常熟視無睹，感覺不到芯片工業的基礎價值。甚至2004年中國18號被閹割后，也沒能真正體會到隨后一波制造項目為何上演種種瘋狂，背后實在有太多無奈與悲情啊。那其實是海外二手設備瘋狂兜售與傾銷的周期。中國半導體業產值每年看去30％以上的增長，其實建立在產業鏈嚴重無法自主的基礎之上。

　　當然不能說，中國半導體業至今走不出悲情，完全決定于上一輪政策的局部中斷。但說它延緩了一種產業的系統支撐，打擊了一種熱情完全符合常理。當新政策得以重新出現時，時光已經過去5年。

　　當然我們也在等待一種產業的良機。過去的PC、電視沒有什么商業模式，產業鏈很難觸發生活里的應用場景。當移動互聯網開啟后，它觸達應用的能力，重新激活了梅特卡夫定律，擁有龐大人口、線下生活場景的中國，一躍成為引領全球互聯網業創新的大國。這一過程中，手機等移動終端簡直成了這個時代的表征，它帶動了整個產業鏈朝中國匯聚，上游的半導體業，也在加速落地，朝中國傾斜。

　　華強北是一種娛樂與悲情的印記，但它標志著中國在全球手機產業鏈中開始有一絲獨立的氣質。幾年之后，中國ICT業也開始發出更強的聲音。***地區經常提及的“紅色供應鏈”，雖有一點意識形態口吻，但也說明了一個現實。

　　當華為擁有自己的應用處理器且終端大規模出貨、當小米喊出“新國貨運動”，當中國消費電子大規模滲透海外，當我們的互聯網企業開始整合全球資源急攻下半場之時，中國在全球市場的競爭要素體現無遺。

　　但悲情還在。上面提到的2016年進口的芯片龐大數據提醒我們，假如一場產業風暴來臨，中國照舊沒有什么真正獨立的能力。只是，一切看上去不像2004年那樣觸目驚心。而實際的產業風險，并沒有真正解除。

　　有一個尷尬案例不得不說。我們的超級計算機曾經多次名列前茅，但幾乎從來都不敢提及處理器部分。因為那更多是人家英特爾的功勞，當然不否認我們有一定的系統設計能力。因為事涉敏感，容易激發民族主義情緒，英特爾自身也都不敢隨意宣傳。

　　至于ARM以及它所左右的移動互聯網生態體系，雖然華為有能力做應用處理器，甚至傳出可能有更獨立的運動，但就一個開放的生態來說，想突破ARM在對全球半導體業的影響，可以說非常渺茫。

　　中國半導體業早在10多年前就苦苦尋求制造業為基礎的突破口，當年收購歐洲背景的奇夢達部分業務，以及去年紫光想滲透的***地區同行業務，似乎都是在存儲芯片領域發力。確實，考慮到終端匹配與產業生態，也只有這個領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我甚至覺得，韓國之所以貿然配合美國上馬薩德，除了政治、軍事訴求，一定有產業訴求。樸槿惠政府、韓國三星與LG應該能感受來自中國大陸的強大沖擊力。要知道，光電與半導體多年來一直是韓國電子業出口的核心。

　　當然，不能將這種分析演變成產業陰謀論。中國半導體業的發展，一定有它自己的自主邏輯，不是純粹的化解悲情。

　　在我看來，截至2017年此刻的中國半導體業，它的重大挑戰與機遇，實為一體：在經過了30多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驅動力的轉換。

　　你會問這跟半導體有什么關系？我要說，它是新動能依托的核心之一。要知道，1990年以來的中國工業化率，早已超過40％，重工業化率甚至超過70％。

　　根據錢納里與霍夫曼系數的理論，中國傳統工業化已步入中后程，單純依靠規模擴張已沒有什么空間，成本、資源、環境等多重因素制約下，必須尋求全新的動能。除了在海外復制產業鏈，中國內部，科技興國之下，信息產業再度成為顯學，而在度過移動互聯網一波熱潮之后，未來的新一輪驅動力，將更多依托新型基礎設施ICT，它將驅動中國產業升級、結構轉換，朝服務形態轉型。

　　其實，這一過程反映了美國半導體業過度依賴軍工尋租、導致創新不力的局面。但它的封鎖還是奏效了。1982年，美日成立高科技小組，同意展開更大規模的談判，1983年簽訂了初步的協議。

　　1984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大增46％。產業一片樂觀。但1985年，全球經濟蕭條，打擊了產業，美國半導體業整體下降30％，許多企業掙扎于死亡邊緣。于是，它再度開罪日本，歸于傾銷。于是SIA指責日本未遵守1983年的協定。

　　當時搞笑的是，美國終端企業非常喜歡日本的半導體產品，當年已是巨頭的惠普，公開表揚日本良率，說日本的問題產品只有美國的1／10。

　　但是1985年，美國政府與行業協會仍對日本發起301條款起訴。1986年9月，日本迫于壓力，與美國簽署了“半導體條約”，停止所謂傾銷，并強制性地為美國半導體企業“預留”日本20％的市場份額，由此換得美國放棄301起訴。

　　這多搞笑。日本也挺屈辱的。這被視為日本半導體業衰退的開始。

　　而美國繼續得寸進尺。1987年3月，再度借口日本未遵守承諾，對后者終端等產品實施進口限制，高達3億美元，并持續了4年。到了1991年，限制到期，美國再度要求日本將20％的本土份額寫入正式文件。

　　而且，1987年，美國國防部設立“有關國防晶片依賴性工作小組”研究對策。同年2月，國防部下屬“國防科技委員會”發布了“關于國防電子技術的依賴性”報告，從軍事與國家安全角度論述了電子產業的重要性，必須在貿易領域實施防衛。

　　1992年，美國正式打破了日本的半導體業全球地位，轉身成了新的領導者。1994年，美國副總統戈爾、商務部、能源部、軍工人士召開了一次發布會，強調了美國在全球半導體業中的領導地位。當年，美國半導體企業在日本的市占率等于1986年的兩倍。

　　這一幕，演變到互聯網勃興前夜，為美國爭取到時空轉換。日本電子業雖然依舊相對強大，但在限制之下，加上全球危機、產業轉移、韓國與***地區的崛起，它在半導體領域的優勢進一步被分化。

　　我想，中國政府與熟悉當年產業的人，了解產業史的人，不可能沒有任何觸動。演變至今，當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半導體產業開始強力布局時，美國不可能善罷甘休。只是說，它未必敢于像鉗制日本那樣，也未必敢于像后來鉗制中國18號文一樣殘酷。但手段一定也會很多。

　　但是，同樣，我想說，有過多年悲情的中國政府與產業界，絕對不可能復制日本的悲劇，絕不可能再像13年前那樣，帶有太多悲情地閹割掉自己的產業政策。時光已經輪轉，這個領域于中國，不是簡單的大國對抗，而是事關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產業前途，也是內部問題。

　　這也意味著，未來幾年，中美兩國在信息產業尤其是半導體制造業領域可能會發生交火，不排除一些巨頭受到影響。但我相信，市場最終一定也會自動修復。因為中美兩國之間不可能在產業層面徹底撕破。

　　美國應該看到中國發展這一工業的真實邏輯，不至于徹底封鎖中國，否則它面向中國出口的部分，就缺乏增值效應，會作繭自縛；中國也應該看到美國對于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長久貢獻，即使執著于自主訴求，也不能走向自我封閉，更不能心態膨脹到利用意識形態左右產業對抗。至少目前，中國還沒有更多資本。

　　這么一個關鍵轉折期，就看誰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場競爭要素，當然還有各種復雜的政經關系，整合全球產業資源，匯通全球供應鏈，服務于自身日益復雜的產業結構，服務于民生。否則，美國核心制造業會失去技術的溢出價值，它也無力承擔前沿研發成本，失去血色與下游與應用的土壤，而中國的制造業與創新也會受到抑制，人為延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