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和制造企業將智能制造確定為重要的戰略發展機遇，積極規劃與實施智能制造工程，一些地區還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機器換人”與工業互聯網實施計劃，智能制造正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推進著。

筆者認為，重視并積極推進智能制造戰略，促進制造業的智能化轉型升級，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但在這個過程中，很多企業對智能制造的認識并不清晰，不能夠深刻地理解智能制造的背景、意義及路徑，有些企業是為了智能制造而智能制造，還停留在購買高檔機床、工業機器人以及MES軟件這些硬軟件工具上，過于表面化與工具化，盲目性很大，實質上就是一種跟風行為。這種做法除了透支企業有限的財力之外，并不能顯著地提升企業競爭力，不能有效促進企業的轉型升級，甚至是與智能制造戰略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古人云：善弈者謀勢，不善弈者謀子。

在本輪智能制造熱潮中，除了德國“工業4.0”、美國的“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中國制造2025”、日本“機器人新戰略”等大家耳熟能詳的國家級戰略以外，英國、法國、韓國、印度、俄羅斯等眾多國家也推出了一系列戰略，雖然名稱、時間點、側重點各不同，但智能制造是這些國家戰略的共同核心，各國都期望借助于自動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手段，減少對人的依賴，實現各自國家向高質、高效、高端、綠色、高競爭力方向的發展。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么全球這么多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制訂類似戰略，為什么無論國內央國企還是民企都對智能制造寄以厚望？熱鬧的背后蘊藏著什么規律性問題？智能制造真正的動力來自哪里？我們面臨著哪些共同問題？解決思路與突破口又在哪里？這些都是我們在實施智能制造之前需要搞清楚的問題。

經過近五年的研究與思考，筆者認為，本次智能制造熱潮并非簡單地來自所謂的AI人工智能、機器人、MES等具體的智能化使能技術，智能化轉型升級是一種大勢，而大勢的根源可以歸結為“四難一希望”。

一、全球制造業面臨四個難題

1.1 難以提升的經濟增長

近些年來，世界經濟陷入低迷，老牌工業國家一蹶不振，被寄以厚望的新興工業國家發展速度也開始放緩，全球經濟很難找到有效的快速發展途徑，萎靡不振的經濟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經濟與心理壓力。

圖1是世界銀行于2013年發布的1960-2011年世界發展指標，從中可以看到，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全球經濟，發展速度都趨向放緩。

圖1 1960-2011年世界發展指標

被稱為“金磚四國”的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曾是拉動與支撐世界經濟增長的中流砥柱，為世界經濟起到了巨大的支撐作用。但近些年來，“金磚四國”逐漸分化成了兩個陣營，失去光芒的俄羅斯、巴西這對難兄難弟，GDP增速已呈現負增長。作為世界人口第一、第二大國的中國與印度表現還算不錯，但也逐漸下降到了6%左右的中速發展水平。如圖2所示。

圖2 金磚四國GDP增長率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也遇到了很大的下行壓力，特別是制造業，一直苦苦掙扎在盈虧之間。盡管如此，中國的發展速度仍然遠遠領先于世界經濟的平均發展速度，被很多國家所羨慕，由此，我們可想象到世界經濟的低迷。

世界著名投資大師吉姆?羅杰斯在2011年曾說：“從美國、歐洲，還有亞洲的兩個大國中國和印度的情況看，世界經濟普遍存在問題。毫無疑問，世界經濟已進入了全球低增長時期，目前正處于全球經濟放緩的周期循環之中。”

在2016年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年會上，500位專家與學者經過交流研討，對世界經濟未來走勢達成了共識：世界經濟已經陷入了結構性、持續性的低迷，尋求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至關重要。

近些年來，經濟復蘇乏力、增長動力不足、貿易投資低迷等問題，是眾多工業國家必須面對的困難，也是“尋求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推動全球智能制造浪潮的一個大背景。

1.2 難以消化的全球產能

從全球視角來看，一方面，經濟增長乏力，但另一方面，產能嚴重過剩。

說起產能過剩，大家可能馬上想到鋼鐵、水泥等傳統行業，特別是鋼鐵行業的產能已經成了一個典型。

圖3 中國在全球鋼鐵生產占比

圖3是世界鋼鐵協會統計的中國在全球鋼鐵生產的占比情況，中國鋼鐵在2000年以后，產能如脫韁野馬，一路狂奔，直線上升，即便是2009年金融危機后，產能也是在持續增長。在中國耀眼的光芒下，老牌工業國家英國的產能在一路走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產能過剩的結果必然是價格的直線下降，這讓鋼鐵企業叫苦不迭，整個行業進入了惡性競爭的低迷期。請見圖4。

圖4 中國螺紋鋼市場價格走勢圖?

也許有人會說，我知道鋼鐵的事情，那是個別行業。但筆者說，錯，產能過剩是個普遍的問題，是絕大部分企業正在面臨或即將面臨的問題，請看法國第二大銀行Natixis的統計。從圖5中，我們可以看到，盡管生產有波動，但全球制造業產能幾乎是在直線上升，特別是2009年金融危機之時，產生了產能與實際生產有史以來最大的落差，讓全球感受了經濟危機的殘酷。自2009年以后，產能與實際生產的差距一直很大，這就意味著很多企業產品賣不出去，生產設備不能滿負荷生產，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制造業的利潤越來越低，全球制造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都面臨著極大的壓力。

圖5 制造業實際生產與產能的對比圖

實際上，多年以前，著名管理大師德魯克就指出:“二十世紀人類的主要貢獻是使手工工作者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50倍。”杰里米?里夫金在《零邊際成本社會》一書中以紡織工人的效率為例，認為與50年前相比，每名工人的產出增至以前的120倍。即便是按照德魯克的50倍計算，再加上產業工人人數的增加，全球產能最少增加了100倍，絕大部分產業早已遠遠超過了人類自身需求的問題，將來供過于求是常態。

自進入20世紀以來，人類的生產能力指數型增加，圖6中的圖例也驗證了德魯克和里夫金的說法。

圖6 世界GDP估算值的變化趨勢

將來制造業中的絕大部分企業，將面臨著產能過剩，并且會越來越嚴重，這是一種“新常態”，這是我們企業在制訂相關經營戰略時不得不考慮的另一大背景。

1.3 難以逆轉的老齡化趨勢

困擾當今經濟的另外一大因素就是全球老齡化趨勢進一步凸顯。我們正感受到企業招人難，用工難，中國制造業的人口紅利在逐漸喪失，實際上，這才是剛剛開始，很多國家已經被這個問題困擾很長時間了。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到7%的人口結構稱為老齡化社會，當65歲以上人口比例超過了14%的時候，這種更嚴重的老齡化社會叫“老齡社會”。

作為世界老齡化最嚴重的日本，197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1994年進入老齡社會。現在，日本年滿65歲者占人口總數四分之一以上，老齡化形勢非常嚴峻。據日本國土交通省預計，到2050年，日本老齡化情況將更加嚴重，近40%的人口將在65歲以上。

人口少，老齡化嚴重，這就是日本積極開展《新機器人戰略》的重要原因。日本是全球采用工業機器人數量最多的國家，全球有超過60%的工業機器人在日本。

截止至2010年，在德國8,180萬居民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20.4%，僅次于日本的22.7%，均遠遠超過14%的老齡社會標準。

現在，盡管德國有大量移民，包括難民涌入，但德國人口總數依然會持續下降，到2030年將少于八千萬。德國將面臨著人口數量減少，老齡化愈發嚴重的尷尬局面，極大地制約著德國經濟的發展。

美國面臨的老齡化雖不像德國、日本那樣嚴重，但在美國社會中，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比14%，也進入了老齡化社會。預計到2050年，美國65歲人口的比重會上升至20.7%，將進入老齡社會。

這些國家不僅是面臨著嚴重的老齡化，而且還面臨著生育率下降，人口總量減少的問題。圖7是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意大利等主要工業發達國家人口增長率的統計與預測，從中可以看到，人口下降的趨勢非常明顯，這對于這些國家未來經濟發展來說，可謂雪上加霜。

圖7 主要工業國家人口增長率

德魯克在《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指出，創新的來源主要有七個，而人口數量、年齡分布等人口結構變化是促進創新的一大重要來源。

在《21世紀的管理挑戰》中，德魯克進一步強調：“在所有發達國家，所有機構的戰略從現在起必須更多地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假設的基礎上，即人口不斷萎縮，特別是年輕人口。”

今天，嚴峻的老齡化與低生育率已經導致了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在客觀上倒逼著社會的變革，包括制造業新戰略的制訂與推出，這也是這些國家制訂智能制造戰略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1.4 難覓世外的全球化競爭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經濟突破了國界，世界經濟越來越融為一體，逐漸形成了市場、信息、貨幣、物流、研發、生產、服務等多方位的全球化，全球化為廣大企業提供了更寬廣的舞臺，但也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競爭。以前是區域性經濟，競爭者多為區域性同行，只要產品還可以，企業的日子就能過得有滋有味。但現在市場是全球的，信息是全球的，消費者不需兩分鐘，就能搜集到不計其數的國外內相關產品或服務信息，以前小富即安，悠哉悠哉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赫爾曼?西蒙教授在《隱形冠軍》一書中寫道：“今天的國際貨物交換量幾乎是100多年前的2,000倍。”全球化競爭可謂越來越明顯。

同樣，以前發達國家靠高質、高價、高利潤，將低端產品和工作轉移到低收入國家，他們的工人不緊不慢，不用加班，經常享受著藍天白云、陽光沙灘，這種優越而灑脫的日子，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將面臨著極大的挑戰。

在中國等新興工業國家，勤勞的人們為解決溫飽問題，數以億計的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的一份子，他們不畏艱辛，任勞任怨，加班加點，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努力地工作著。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產品質量的提升，在滿足本國市場需求的情況下，新興工業國家的產品走向了世界，逐漸替代了發達國家的產品。與西方發達國家以中小企業居多的情況不同，新興工業國家動輒數千人甚至數萬人的工廠規模，形成了龐大的生態化生產模式。更讓發達國家談虎色變的是，一旦新興工業國家掌握了關鍵技術，突破了質量問題，接下來就是巨大的產量以及匪夷所思的低價，產品將以排山倒海之勢席卷全球，華為、海爾等國際性品牌也從中誕生，成為西方強勁的競爭對手。于是，西方國家以前看不上眼的低端市場被占領，龐大的中端市場也不再是他們的天下，富有上進心的新興工業國家開始進軍中高端市場。處于金字塔頂端的西方發達國家驀然發現，市場已經被顛覆了。

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的一篇報告就警告道：“歐洲機械制造商必須意識到，競爭環境已經改變，必須對越發明顯的威脅做出反應，否則他們將被來自中國的咄咄逼人的挑戰者打倒。”

自八十年代后期，德國、美國、日本、法國這些發達國家出口在全球的份額，從整體上呈現下降態勢，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則是在快速增長，特別是2000年以后，一直處于高速增長中，請見圖8。

圖8 主要工業國家出口在全球中的比重（來源：聯合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隨著2008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率先意識到實體空心化帶來的危害，啟動了“再工業化”戰略，企圖將高端制造業吸引回美國。

隨后，日本等國也認識到制造業形勢的巨變。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在其著作《日本的反省：制造業毀滅日本》一書中寫道：“在世界經濟這場游戲中，由于中國的加入，游戲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價格競爭這場對抗中，日本終究沒有勝算。因此，日本應該做的不是和中國扭打在一起，而是應當將注意力集中在智慧的比拼上。”

因此，如果我們站在工業發達國家的角度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不只是中國制造業，德國、美國、日本等發達工業國家也都面臨著很大的全球化競爭壓力。

二、寄希望于新技術體系

面對低迷的經濟、老齡化嚴重的現實以及中國等新興工業國家的競爭，如何重振昔日雄風，至少保證目前狀況不再進一步“惡化”，德國、美國、日本等各國都需要制訂相應戰略，以應對當前的困局。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習慣了高收入、高品質生活的發達國家的人們，不可能和勤勞的中國人一樣，無怨無悔地加班加點，也不可能犧牲環境和身體健康而從事有污染的工作，他們希望在不增加額外勞動的情況下，企業更有競爭力。

勞動人口少，老齡化嚴重，人工成本高，環境要求苛刻……，還要維持工作的輕松，生活的高品質，社會的高福利，國家的高競爭力，維持在世界上“白富美”的形象，坐享“高富帥”的生活，做不到不勞而獲，最少也想來個少勞而多獲。發達國家遇到了史上最大的難題……怨天尤人解決不了問題，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經過苦思冥想，這些國家最終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新技術上。

隨著物聯網、云計算、3D打印、移動互聯、機器人、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商業模式，使得商業、生產、服務更加智能、更有效率，通過工業互聯網等新理念打造智能制造的生態圈，重新定義制造業，占據制造業的制高點，甚至形成顛覆式的競爭力。

以機器人為代表的自動化，可以很大程度地減少對人的依賴，將人們從重復、枯燥的生產中解放出來，人們可以從事更有價值的工作，明顯提升人們的工作品質與生活質量。

通過數控機床、機器人等自動化，使人的體力得到解放；通過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使人的腦力得到解放，并明顯提升生產、服務效率與質量，提升企業乃至國家的競爭力。

古人說：“窮則思變，困則謀通。”

于是，這些富有憂患意識，富有前瞻性的國家先后啟動了相應的國家戰略。

2011年6月，美國啟動“先進制造伙伴關系”（AMP）計劃，將聚合工業界、高校和聯邦政府，為可創造高品質制造業工作機會以及提高美國全球競爭力的新興技術進行投資，這些技術將幫助美國的制造商降低成本、提高品質、加快產品研發速度，以及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2013年4月，德國政府正式推出“工業4.0”戰略，德國希望通過工業4.0革命性的變革，升級國內的工業體系、保持其在全球的領先地位。

2015年1月，日本政府發布了《機器人新戰略》。日本希望保持“機器人大國”的優勢地位，在各個領域推進機器人，大幅度提高作業效率和質量，增強日本制造業、服務業等競爭力，解決“少人化和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當然，這些國家的相應戰略與措施很多，限于篇幅，筆者只挑選了幾個最具有代表性的戰略。

分析到這里，大家就應該能夠深刻地理解這些國家推出以上戰略的背景及決心了。

三、新常態下的中國制造

相對這些傳統工業國家，中國似乎處于比較看好的上升通道。中國人有著勤勞敬業的光榮傳統、龐大的消費市場、全球最完善的工業體系，以及相對豐富的土地資源、生產資源、人力資源與強有力的政府等等，這些是很多國家不具備的。

但是，中國制造業也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對外，面臨著高端制造業回歸美國等發達國家，低端制造業向東南亞等低成本國家轉移的“雙重擠壓”。對內，面臨著人力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粗放型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等問題。中國以往高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內需與外貿，也都面臨著嚴峻的問題，概括起來就是內需不振、外貿低迷、投資謹慎。經濟下行壓力非常大，中國進入了一個由高速發展到中低速發展的“新常態”。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人力成本的快速增長，與其他工業國家與地區相比，中國的成本優勢幾乎不復存在。從圖9上可以看到，近十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在翻番地增加，而美國基本沒有變化。牛津經濟研究院經過評估后認為，在單位勞動力成本方面，中國只比美國微弱領先4%。

圖9 單位人力成本與美國的比較

讓中國制造企業倍感苦惱的是，一方面中國人工成本快速提升，但另一方面，在人均產出上卻遠低于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甚至低于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請見圖10。兩者形成利潤剪刀差，嚴重地擠壓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空間，這也是近些年來，很多中國制造企業一直苦苦掙扎在生死線上的一個重要原因。

圖10 制造業人均產出（來源：牛津經濟研究院）

與工業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制造業成本優勢正在逐漸喪失，而與泰國、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相比，人工成本已經成了制約中國制造業發展一個不利因素。近些年，很多制造業紛紛向這些低成本國家轉移。請見圖11。

圖11 制造業人均月工資（來源：路透社經濟情報部）

據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發布的《降成本：2017年的調查與分析》報告顯示，在調查的14,709家樣本企業中，這些企業近三年總成本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重超過100%，這表明企業成本已經超過收入，利潤空間已經被擠壓到極限，企業經營狀況堪憂。

在老齡化方面，這個問題也將在我國進一步凸顯。2014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億人，占比10.1%，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有35%的人口超過60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中國的老齡化將擁有兩個世界第一，第一個是老齡人口數量世界第一，第二個是老齡化速度世界第一。這對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中國制造業，是非常不利的因素。

中國經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尋找經濟發展新動能，實現新舊動能轉換，實現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是中國經濟迫在眉睫的大事，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

四、數字經濟扛鼎新動能

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在哪里？一些權威研究機構的經濟研究報告給出了答案。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17）》中給出了如下定義：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創新為核心驅動力，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更高級經濟階段。

中國信息化百人會發布的《2017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認為，在全球信息化進入全面滲透、跨界融合、加速創新、引領發展新階段的大背景下，數字經濟長足發展，正成為創新經濟增長方式的強大動能。并舉例說，2016年全球發達國家(美、日、德、英)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在50%左右，美國數字經濟規模排在全球首位，已超10萬億美元，占GDP比重超58%。

隨著近些年來信息通訊等技術，特別是互聯網和物聯網的快速發展，數據呈現爆發式增長，每年增長50%，海量的數據已成為社會基礎性戰略資源，為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新動能。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基圖伊指出：“數字經濟以超出我們預測的速度呈指數比例地在擴張，僅在2012到2015年之間，數字經濟的規模從1.6萬億美元增長到2.5萬億美元。”2016年9月，杭州G20峰會通過《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將“數字經濟”列為創新增長藍圖的一項重要議題。

現在，各國普遍認為數字經濟是世界經濟的未來，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成為共識，并在積極推動數字經濟建設。主要工業國家數字經濟增長趨勢請見圖12，各國均呈明顯的增長趨勢，與前面所描述疲軟的GDP增長形成明顯的對比。

圖12 主要工業國家數字經濟增長趨勢?

十八大以來，我國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經濟已經逐漸上升為國家戰略。2016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上，習近平***指出，要做大做強數字經濟，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2018年4月，習近平***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要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依靠信息技術創新驅動，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

在國家大力推動與企業積極努力下，中國數字經濟也得到了快速發展，2017年中國數字經濟名義同比增長超過20.3%，占GDP的32.9%，總額達到27.2萬億人民幣，數字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有力地提升了國民生產與服務效率與質量，優化了產業結構，對我國經濟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據麥肯錫研究院在2017年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如何引領全球新趨勢》報告，過去十年來，中國已在多個領域成為了全球數字經濟引領者。以電子商務為例，十年前中國的電商交易額還不到全球總額的1%，如今占比已超過40%，據估算已超過英、美、日、法、德五國的總和。2016年，中國與個人消費相關的移動支付交易額高達7,900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11倍。中國2016年互聯網用戶已達7.31億，超過了歐盟和美國的總和。中國還擁有6.95億移動互聯網用戶，遠超歐盟的3.43億以及美國的2.62億。中國現在每年畢業800萬高校畢業生，也成為支撐數字經濟的重要基礎。

雖然中國在數字經濟方面進步很大，但相比一些發達國家，數字經濟無論是在GDP中的占比還是絕對總量，仍然存在比較大的差距。

2016年，美國、德國、英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均超過50%，日本、韓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也超過40%，中國僅是GDP的30.3%。請見圖13。

圖13 2016年主要國家數字經濟規模及占比?

從經濟規模上看，2016年美國數字經濟規模高達10.8萬億美元，遙遙領先其他國家，是中國的3.2倍（中國在2016年是22.6萬億人民幣），日本的4.7倍，德國的5.3倍，英國的7.1倍，法國的11.3倍。

從以上數字來看，盡管中國數字經濟近些年來增長迅速，但仍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不匹配，也說明了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潛力巨大。

數字經濟具有與傳統經濟范式不同的特點，具有信息的零邊際生成成本、復制無差異性、實時性強等特征，顛覆了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中物質、能量要素的獨占性、排他性。未來在制造業中，通過無所不在的聯接，無所不在的數據，無所不在的信息，無所不在的軟件，帶來了無所不在的智能，實現研發、裝備、生產、產品、服務、管理的泛在聯接、全局最優，從而不斷優化資源的配置效率，提升生產率，培育基于數據驅動的經濟發展新動能。

除了可以極大地促進經濟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外，數字經濟在提供就業、提升就業品質方面也具有重大的意義。

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測算，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人數達到1.71億人，占總就業人數的22.1%，其中當年數字經濟新增就業人數為552萬人，占新增就業的40.9%，數字經濟已經成為當前吸納就業的主動力。

作為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化轉型對制造企業的轉型升級尤為重要。

2017年，普華永道思略特德國公司對200位來自德國大型工業及制造業領域內的企業高管進行了市場調研，調查結果顯示，91%的工業企業正投資數字化工廠，98%的受訪者認為投資數字化工廠可以提升生產效率。

通過實施數字化轉型，很多企業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效。2017年，Gartner公司（中文為：高德納）對388位CEO調研后發現，有56%的受訪CEO表示，他們已經在數字化方面進行了改進并取得了提升利潤的效果。有22%的CEO表示，支撐他們產品、服務和業務的數字化已經變成他們的核心競爭力，并成為新的商業模式。

《福布斯》和麻省理工學院對全球400多家大型主流企業的調研表明，實施數字化轉型的企業比傳統企業具有更大的優勢，數字化轉型企業盈利能力比行業平均水平高出26%，并且效率更高。

數字化轉型對制造企業而言，并不僅僅是應用新的IT技術，而是代表著打造更能盈利、更有價值的商業模式。Gartner的專家預言：“數字化商業競爭力的缺乏將導致25%的企業失去競爭力。”

相對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企業，我國制造企業在對數字化轉型認識及行動方面仍然有比較大的差距。

麥肯錫的一次調查結果顯示，盡管中國企業對工業4.0抱有極大的熱情和期望，但只有6%的中國企業制訂了明確的實施路徑，遠低于美國的22%、德國的22%和日本的31%。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通過數字化轉型，抓住數字經濟發展機遇，以提質增效為中心，緊緊圍繞創新驅動、智能轉型、綠色發展，全面推進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促進企業的智能化轉型升級，提升企業效率與競爭力，實現制造業由大變強的歷史跨越，是當前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就大概清楚了，為什么近些年來德、美、中、日等國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相近的國家戰略，掀起全球史上最大的智能制造浪潮。這并非是因為突然有什么顛覆性的技術突破，而是基于當前全球制造業嚴峻形勢下，即前面提到的“四難”（難以提升的經濟增長、難以消化的全球產能、難以逆轉的老齡化趨勢與難覓世外的全球化競爭），各國結合自身問題及特點，在快速增長的數字經濟發展進程中（即“一希望”：以數字經濟為方向的新技術體系），希望借助自動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等新技術尋求突破口，解決存在的實際問題，提升制造業競爭力，推動本國制造業的發展。這才是各國政府、廣大制造企業不遺余力大力推進智能制造的源動力，而不是簡單的智能技術的帶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