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實現信息傳播功能之時，更激發了人們對于民主、進步與自由的想象。這種想象產生了強大的“詢喚”作用，使當代互聯網研究常常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互聯網技術與生俱來的政治經濟屬性。然而，文森特·莫斯可沿襲了其一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人文關懷，在本文的開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下一代互聯網可能比它以前的幾代家族成員對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壞?！彼麖摹皠趧印钡睦碚撘暯墙沂境鲂畔⒓夹g的政治經濟邏輯，認為信息技術的推進與轉型往往首先是為了迎合數字資本滲透與盈利的需求。也就是說，云計算、大數據分析、物聯網等技術首先服務于互聯網企業與政治權力的需求，如臉書利用用戶的數據進行精準營銷、美國國家安全局與亞馬遜合作，進行情報收集等。對技術進行審慎的思考，某種程度上也迎合了法蘭克福學派學者的技術觀：技術作為一種歷史和社會的設計，其目的和利益絕非是從技術之外強制附加其上的，而是早已嵌入技術結構本身。

傳統產業技術化所帶來的社會轉型體現在勞動形式與資本剝削的變化上，進而加速了勞動力大規模的轉型過程。這種轉型表現在兩個層面：第一，互聯網企業利用互聯網跨地域的交互性，在差異化與多樣化的社會中吸納大眾的集體智力與剩余生產力，從而實現了產品生產與內容管理的眾包化，于是一些新興的勞動形式開始日趨規?；?，比如凈化社交媒體網站的內容管理員、零工經濟勞動者等。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我們所熟知的“水軍”、網絡主播、滴滴司機等，都是基于互聯網交互技術形態應運而生的產物。這種分享經濟雖能盤活閑散資源，賦予網民新的工作機會，但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數字勞工往往處于行業制度和社會保障的真空當中，無法維護自身的勞動權益。第二，重復性勞動力被精準的、不休不眠的機器所取代，即“活勞動”被“死勞動”所取代的趨勢日益明顯。隨著智能機器越來越多地成為人類雇員的工作伙伴，人們將不得不學習獨特的互動技能，以維持與機器的一種合理且和諧的關系。換句話說，人們被嵌入到機器體系當中，成為機器順利運作的一個組成部分。本文用大量的事實與數據，描繪并解析了技術轉型下勞動者所面臨的困境，既有微觀的經驗觀察，又有宏觀的政策分析；既有批判與解構，又有建言與建構，是互聯網研究領域的必讀文獻。

——吳鼎銘（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一、技術

正如30多年來我們對于互聯網的了解，它正在發生變化，下一代互聯網（the next Internet）可能比它以前的幾代家族成員對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壞。它也還遠遠沒有完全成型，所以仍帶有原來的一些特點。盡管如此，不可否認它正在迅速增長，而且已然對民主的、去中心化的和多元化的數字世界愿景構成了挑戰。下一代互聯網匯集了三個互聯的系統：云計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和物聯網（the Internet of things）。它允諾了龐大數字工廠中的數據存儲與服務，從大量信息流中處理和構建算法，這些信息流是通過存儲在每個潛在消費者、工業與辦公設備中以及生物體內的網絡傳感器進行采集的。因此，它蘊含著重大的社會挑戰，包括重新定義工作場所。

互聯網的發展致力于讓一個去中心化、分布式的服務器世界相互交流，在這個過程中，用戶通過簡單的通用軟件標準被連接起來。隨著云計算的發展，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其最佳的象征便是一夜之間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巨大的數據中心。云是一種用于存儲、處理和分發數據、應用程序和軟件的系統，使用遠程計算機按需提供有償的IT服務。熟悉的例子包括谷歌的Gmail、蘋果的iCloud、微軟的Office365以及全球最大的云計算公司亞馬遜的網絡服務（Amazon Web Services）。

云計算使企業、政府機構和個人能夠將數據從本地的IT部門和個人計算機轉移到全球范圍內的大型數據中心。存儲空間中的內容也為一些企業開創了快速增長的業務，這些企業依靠存儲費用來提供在線服務，通過將消費者數據售賣給對推廣其服務和產品感興趣的公司來獲利。像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和中央情報局（CIA）這樣的政府監控機構也與云計算公司，尤其是亞馬遜密切合作，以滿足它們的安全和情報需求。為原有互聯網提供基礎的各種服務器集合已經發展成為集中的、覆蓋全球的數據中心系統，每個系統都包含成千上萬個連接在一起的服務器，它們通過電信系統與世界相連。

大數據分析是下一代互聯網的第二根支柱。大量產生的各種花哨的新頭銜激發了人們的熱情，如數據科學專業人士，但是在大數據方法中，社會科學家卻鮮有新的發現。大數據分析通常涉及規模龐大且幾乎都是定量的數據集，以及檢視使數據一致或者相關的具體方式，最終得出有關當前行為和態度的結論，并在此基礎上做出預測。大數據的目的是生成算法或一組規則，以規定在特定條件下得出結論或采取行動。

例如，臉書獲取了其20億左右用戶所產生的數據，將與名人、公司和政治家等各類事件相關的“點贊”與人們對社會、產品的觀點聯系起來。這使得該公司能夠開發用戶的個人資料并售賣給營銷人員，后者將定制廣告發送到目標受眾的臉書頁面上，在多年前的前社交媒體時代，奧斯卡·甘迪（Gandy，1993）稱此為“全景式的分類”（panoptic sort）。谷歌對搜索主題和Gmail的內容做了同樣的工作，而亞馬遜則根據其網站上的搜索和購買記錄創建了用戶的個人資料?？紤]到定量相關性分析的局限性，特別是缺乏歷史背景、理論和主觀的視角（定性數據被忽視或轉化為數字），這樣的分析并不總是準確的。在諸如季節性流感預報和經濟發展建模等項目上，大數據失靈的情況正在增多，而同樣增多的還有利用數據牟利的機會（Mosco，2014）。只要看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便知，大數據分析不僅未能預測結果，反而可能影響了結果。因為它產生了有缺陷的算法，導致希拉里陣營采取了一種過于謹慎的方式，因為數據顯示她是一位沒有瑕疵的領導者和可能的贏家，對甘迪來說這是一個絕好的例子，他會稱為“全景式的分類錯誤”（panoptic missort）。盡管如此，對于簡單的問題（如獲得所有可能的人口群體好惡，或者基于朋友圈和粉絲網絡得出關于用戶的結論），在構成云的數字工廠里有大量數據可供分析，這成為企業和政府投資數據中心和大數據分析的主要動機。我們有理由擔心，在研究中一味依賴大數據，正在為所謂的“數字實證主義”（digital positivism）鋪平道路，這是一種忽視歷史、理論與主體性的方法論本質主義。

物聯網的興起極大地加速了云和大數據的發展。從監測血壓的手表到會訂購牛奶的冰箱，從機器人“操控”的流水線到運輸武器的無人機，物聯網將對個人和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物聯網指的是將傳感器和處理設備安裝到日常用品（如手表）、生產工具（如機械臂）和武器（如武裝無人機）系統中，并將它們連接到收集和使用其性能數據的網絡中。冰箱里的傳感器將儲藏物組成一個網絡，它可以報告里面的東西以及冰箱是如何被使用的。物聯網之所以成為可能，得益于體積上不斷縮小的掃描設備，這使它們可以游刃有余地監控活動、分析使用情況，并通過電子網絡發送結果（Greengard，2015）。私人智庫麥肯錫（McKinsey）在2015年的一份報告指出，到2025年，美國物聯網經濟效益將在3.9萬億~11.1萬億美元，這個規模超過了世界經濟總量的10%（Manyika et al.，2015）。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制造業，特別是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在機器生產和運營監督條件方面引領潮流，使得管理更為緊密、效率更高的工廠和全球供應鏈成為可能。但麥肯錫宣稱，隨著渾身嵌滿傳感器而變得“聰明”的自動化車輛開上街頭和高速公路，傳感器還將延伸到辦公室、零售業務、城市管理和整個運輸系統中。升級的監控也將延伸到家庭，允諾更好地控制供暖和制冷系統，訂購食品和日用品；此外，身體也不例外，傳感器將持續監測人體的健康狀況、血壓、心率以及重要器官的日常表現。

二、工作

下一代互聯網蘊含著怎樣的勞動含義呢？當把思考轉向人們在科技行業就業時，尤其是頂級公司，我們的腦中總是充滿著幻象——這些公司有著華麗的工作場所，有大量游戲、美食、自由以及休閑的氛圍。在《財富》（Fortune）雜志評出的美國前100名的公司中，谷歌已經成為這個夢想的典范。這家公司以其令人向往的額外福利而聞名，比如免費烹飪好的食物、洗衣和個人美容服務。工程師們設計自己的工作空間，選擇他們喜歡的符合人體工程學的家具，并使用合適的健身器材。只要他們能滿足自己所在工作小組的要求，就可以來去自由。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和谷歌一樣慷慨。盡管如此，大多數人都帶著“科技貴族”（tech aristocracy）的光環，他們所從事的商品化工作使他們回報頗豐。然而，在這些行業中，他們只占勞動力很小的一部分。下一代互聯網建立在全球分工的基礎之上，其人力成本很少被反映在世界經濟的物流圖表中。人們對硅谷和西雅圖奢華的工作環境給予了極大關注，大多數研究、設計和工程工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但是，這些勞動者只占直接參與生產過程人員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工作實際上是從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挖掘鈳鉭鐵礦開始的，那里的工人用自己的雙手和原始工具忍受著最可怕的工作環境。他們賺取微薄的工資，挖掘蘋果的iPhone、三星的Galaxy手機上所用的礦物質，這些礦物質對許多設備和系統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它們推動了下一代互聯網的發展。此外，與礦井所有權相關的斗爭還引發了一場持續20年的戰爭。

下一代互聯網的大部分硬件實際上是在東亞的韓國和中國制造的，富士康和美國主要公司的其他承包商和分包商經營著大型工廠，類似于在工業化早期，以工廠為核心建立起來的城鎮。員工住在擁擠的宿舍里，在公司食堂吃飯。他們在低工資的條件下長時間勞作，在制造設備的過程中身處含有大量有毒物質的危險的工作環境，他們生產的東西包括云數據中心的服務器、許多與這些服務器保持通信的設備，以及如今嵌置在物體和人體中的傳感器。可想而知，由于每周工作時間長達70個小時甚至更長，許多工人疲憊不堪，他們還必須應付因整天接觸危險化學物質所引起的神經和呼吸系統疾病（Qiu，2016）。所謂的“鐵三角”支配著高科技生產：越來越高的產品價值、不斷加快的生產速度，以及更低的生產成本。科技企業破紀錄的市值并不是沒有代價的，除了影響在非洲開采稀有金屬和在中國工廠生產iPhone的工人之外，還有那些在美國倉庫工作的員工。在那里，亞馬遜的雇員們忙碌地填寫公司承諾第二天就要發貨的訂單。高利潤率使科技公司能夠向他們在美國的專業人員支付很高的薪水，而那些沒有用于再投資的利潤，往往會轉移到急于討好下一代互聯網巨頭公司的國家去，因為那里是避稅天堂。

還有商業內容管理員，他們的工作就是通過篩除社交媒體網站、移動應用程序和云服務中的不良內容（這些內容通常與暴力和性有關）來保護用戶。大多數商業內容管理員都在亞洲工作，主要是在菲律賓，這些管理員的薪水很低，每周100美元司空見慣，他們每天需要花很長的時間盯著屏幕上那些丑陋墮落的東西。如在微軟，內容管理員就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長期暴露在“難以描述的性侵犯”和“可怕的暴力行為”的圖片中，這導致了他們嚴重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他們因此起訴微軟。但微軟并沒有采取什么行動，只是對這些說法表示異議。根據該領域頂尖學者莎拉·羅伯茨（Sarah Roberts）的說法，在臉書上也出現了上述情況，“人們可能會受到（這些不良內容的）高度影響，進而變得麻木。目前還不清楚臉書是否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長期后果，更不用說追蹤員工的心理健康了”（轉引自Solon，2017）。結果，很多內容管理員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選擇離開，因為他們難以承受這樣的工作。他們的勞動不僅商品化，而且徹底被降格（degraded）。目前從事這項工作的總人數已達10萬人，是谷歌員工人數的2倍，或是臉書員工人數的14倍。

在西方，主要是在生產穩定千兆字節數據流的產業中，有一個日益壯大的被稱為“零工經濟勞動者”（gig workers）的群體。它的規模之大，以至于那些在零工經濟中辛苦勞作的從業者可以折射出下一個互聯網時代勞工的命運。但要定義零工經濟并不那么容易，就連美國勞工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在描述它的時候也感到頭疼無比，雖然這是該機構的職責所在。一言以蔽之，零工經濟是一個擁有許多一次性或按需工作的行業，從業者主要是在數字市場上被那些技術力量雄厚的公司所雇用。當下，其共同特征包括低工資、不穩定的工作，除了可能基于特定任務或工作時間的工資之外沒有任何額外福利。據估計，現在有400萬美國人就業于零工經濟之中，到2021年，這個數字預計將超過900萬（Mola，2017）。亞馬遜在這方面是領導者，比如它的勞務外包渠道（Amazon Mechanical Turk）。在亞馬遜，外包工作是計件制的，每次只執行一項任務，通常涉及那些計算機無法完成的任務。一家公司或個人可能需要雇人在照片中找到目標對象，為網站撰寫評論，或者參加一次社會科學實驗，相關的工作將在亞馬遜網站上發布，并設定好報酬價格。然后這些任務發包者就在應征者中進行篩選，后者被稱為“服務提供者”或“任務承接者”。由于非常低的計件制報酬和幾乎無保護的狀態，對任務承接者的剝削已經非常猖獗，一些從業者已經在線上團結起來。然而，考慮到需要額外現金，或渴望短期項目工作自由度的個體數量在不斷增長，這項服務仍然很受歡迎。借助勞務外包，亞馬遜為那些幾乎不需要為勞動者投入成本的任務提供了基礎，因為接活兒的人會用自己的工具完成任務，獲得很少的報酬，從公司那里得不到任何福利，這與在谷歌總部玩桌上足球的員工不可同日而語（Harris，2014）。

零工經濟的典型代表是拼車公司優步（Uber），它將技術進步與不穩定的勞動力結合在一起，在全球大部分地區撼動了傳統的出租車行業。利用數字技術將司機與乘車人進行匹配，并在后者的幫助下測量、監控和量化駕駛員勞動的準確價值，優步已經成為一家價值600億美元的公司。該公司雇用了數百名社會科學家和數據專家來管理和操控司機行為，以盡可能低的工資來換取司機最可能大的工作量，同時將司機的破壞和抵抗降到最低。憑借其能夠測量和監控司機行為（比如超速）以及交通流量的精確細節，優步管理層可以對員工實施強大且密不透風的控制。

在2016年，涉及優步在美國主要競爭對手——來福車（Lyft）的一場事件中，徹底商品化的零工經濟工人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這家公司一貫把自己描繪成這兩家行業破壞者中“較善良”的那一家。當公司的公關部門決定宣傳一位司機做出的卓越貢獻之時，這個形象就坍塌了，因為她已經懷孕9個月，并且正在經歷宮縮，但仍在載客。幸運的是，她最后一單生意是一個短程訂單，隨著宮縮的加劇，她幾乎沒有足夠的時間在不出意外的情況下分娩。對于來福車來說，這位司機就是勞模了，對工作如此投入，以至于一直開車到孩子出生。這位司機在一篇帖子中被稱贊，照片中她的女兒被拍到穿著一件印著“小來福車小姐”（Little Miss Lyft）字樣的嬰兒連體服，好像是在述說這家公司不只是在她媽媽身上打廣告。這篇帖子最后號召來福車員工都來分享類似的“激動人心的來福車故事”。然而，公司并沒有提供給她健康保險、產假或任何福利。像優步和來福車這樣的公司都覺得這些東西是數字零工經濟的累贅，也許這就是她開車開到臨盆的原因，她別無選擇（Menegus，2016）。

這或許令人震驚，但來福車的回應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纯戳硪患夜尽迕涝k事區（Fiverr）網站，這家公司已經募集了超過1.1億美元的風險投資基金，用于支持匹配數字服務買賣雙方的交易，有些服務收費低至5美元（網站因此而得名），如承攬一項剪輯創意生日視頻的服務。五美元辦事區不僅贊美這種量化和商品化的工人，它還以一種“精心設計”的美學來表達上述觀點。比如“我們相信實干家”這種宣傳運動，在樸實的黑色、白色和灰色圖像中，把那些放棄了一切、忍受著所有困苦，并最終成功的人描繪為“實干家”。五美元辦事區在廣告里說，它要的不是思想者、夢想者或規劃者，而是實干家。正如一則廣告所說：“你午餐時只喝咖啡，你兢兢業業完成每一件事，你用睡眠不足來應付工作，那你可能就是一個實干家了。”（Tolentino，2017）這家自詡為全球最大數字服務市場的公司，展現了其作為零工經濟的根本特征——從業者以低薪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廢寢忘食地工作，甚至達到“自我虐待”的程度。

三、自動化

從2016年10月到2017年4月，美國百貨業的8.9萬個工作崗位消失了，相當于整個美國煤炭行業的規模。百貨業是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經常提到的沒能跟上經濟復蘇步伐的一個行業，它需要被復興，才能“讓美國再次強大”。在亞馬遜的引領下，電子商務自2014年以來迅速擴張，這使得專家們得出結論，實體店購物已經達到一個臨界點，并將急劇下降。在2017年的前3個月，美國的9家零售連鎖店宣布破產，數千家商店關門歇業。逛商場的人減少了一半，投資者也差不多放棄這個前景暗淡的領域了。餐館和娛樂場曾一度撿起了這個爛攤子，但觀察人士估計這種情況不會持續下去。結果這種猜想得到了印證，零售業的崩潰甚至超過了2008年的大蕭條（Thompson，2017）。

這種轉變正在掏空大型商場和小型購物中心，對于每10個勞工中就有1個在零售業工作的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越來越明顯的是，下一代互聯網及其支持網購的后果使全職工作的主要提供者之一（零售業）發生了巨變，尤其是對女性而言。還有一個殘酷的諷刺正在上演，導致零售業破產的罪魁禍首之一的亞馬遜正在打造幾家實體店，仿佛是為了嘲弄過去的時代。不過，一些專家認為，事情其實沒有那么簡單。這些工作中的一部分將被倉庫工作所取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在線購物者的需求。對失業的懷疑論者認為，自動化只是創造性破壞的自然過程中的一部分，自從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描述了這個概念之后，人們就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健康經濟體系的一部分。然而，這樣的評價安撫住了那些實際上失業的人，包括工作已經被轉移給機器人的許多倉庫和零售工人。沃爾瑪正在用機器人取代每小時13美元的后臺現金清點工作，這些機器人每秒可以數8張鈔票，數3000個硬幣也只需要1分鐘（Nassauer，2017）。

下一代互聯網對就業和勞動力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議題。乍一看，人們很容易認為這是老生常談，因為技術對工作的影響已經討論了數年，特別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計算機科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的自動化理論帶來的大規模失業危險引發了相當大規模的公眾討論。而且，下一代互聯網正在創造并將可能繼續創造就業機會，它們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構建連接全球的大型數據網絡；其二，數據中心內部的崗位；其三，對由互聯網連接起來的實體進行控制、維持和監控所需的涉及傳統基礎設施的工作。此外，還有另一個原因解釋了為什么要謹慎處理計算機技術對就業和經濟的影響。正如研究文獻所顯示的，除了20世紀90年代末硬件投資大量增加之外，整體就業情況與一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度要遠遠高于其與計算機化的相關度，IT部門長期以來承諾的生產力增長并未實現（Gordon，2016）。

然而，今天的新技術有更多的機會來淘汰人力，包括專業知識工作。事實上，有位專家顧問更喜歡將云計算定義為“只不過是將IT運作外包出去的下一個步驟”（McKendrick，2013）。這與私人智庫高德納聯合公司（Gartner Associates）的一位研究人員簡要概括的總體趨勢相一致：“IT業的長期價值主張并不是要支持人力資源，而是要取代它?！保―ignan，2011a）下一代互聯網為公司實現信息技術運營的合理化提供了直接機會。高德納還指出，企業的首席信息官認為他們的數據中心、服務器、桌面和商業應用程序效率低下，必須在未來10年內加以合理化。同時，與這些效率低下資產相關聯的人在這一過程中也會被大量的合理化。

下一代互聯網公司堅持認為，他們的系統可以打破商業組織中的既有模式，這種模式始于第一臺大型計算機進入工作場所之時。彼時，所有的商業和政府機構都堅持認為，運營自身的信息技術部門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大型組織要有自己的數據中心。下一代互聯網的支持者極力主張，當少數大型數據中心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少的專業人員滿足上述需求時，構建和運行數千個具體到組織的設施已無必要。他們認為，勞動力成本的節省是為轉型付出的代價。這一過程已經開始，早期的研究表明，即使IT部門只是有限地裁員，公司也能節省15%~20%的IT預算（Howlett，2014）。

下一代互聯網也使得大多數創造性和信息化勞動的普遍合理化成為可能，因為這些職業的工作越來越涉及數據的生產、處理和分配。根據一位觀察家的說法：“在未來的40年里，分析系統將取代今天知識工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保―ignan，2011b）2013年的一份報告得出結論，目前美國近一半的勞動力受到直接威脅，而且處于失業的高風險類別中（Frey & Osborne，2013）。無論確切的分工是什么，毫無疑問的是，當前的趨勢是使用軟件將知識工作者的勞動轉移到機器系統上。我們現在開始看到這種趨勢對教育、醫療、法律、會計、金融、銷售和媒體領域的影響。私人和公共部門組織被鼓勵將它們的核心業務流程外包給Salesforce.com這樣的公司，這些公司專門管理龐大的客戶信息數據庫，這曾經是市場營銷和客戶服務部門在公司內部完成的工作。我們還看到，這種情況發生在金融服務的塔尖上——全球最大的投資基金公司貝萊德（BlackRock）在2017年開始重組，并砍掉了一些頂級交易員的工作，因為現在許多投資決策都是由算法做出的。預計貝萊德等資本公司將把人工智能系統支出從2017年的15億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28億美元。但是，這筆投資也將伴隨一定代價，到2025年，資本市場將失去23萬個工作崗位（Pierron，2017）。在下一代互聯網職業結構的另一端，無人駕駛卡車有望摧毀曾經是一種很好的、全職的、工會化工作的主要部分。據2017年的一場人工智能專家會議預測，在未來的15年內，所有卡車中有一半將是無人駕駛的，這將導致175萬卡車司機失去工作。此外，他們還預測，在目前分析醫療記錄的人群中，半數將在9年內被人工智能取代。在10年內，95%的空中交通管制工作將會由機器人完成。在不到25年的時間里，機器人將完成一半以上的外科手術，并完成絕大多數大公司的管理任務。即使為那些狂熱的人工智能專家做預測時常掛在嘴邊的夸張說法留有余地，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人類正處在勞動力大規模轉型的過程中（Dreyfuss，2017）。

目前還不能確定下一代互聯網對工作和工作質量的確切影響。大規模失業是一種可能，而那些有工作崗位的人也必須學會如何與機器人和其他形式的智能機器一起工作。馬克思所說的“活勞動”（living labour）正迅速被機器的“死勞動”（dead labour）所取代。因此，將為技術負面后果付出代價的政府試圖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以應對一場人們一致認為的或另一種將很快席卷全世界工人的危機。

在過去的40年間，筆者一直在撰寫有關傳播技術的文章，每一波新技術都帶來了關于失業的預測，但這些預測并未實現。事實證明，過去50年來全球勞動力的主要轉變是一些工業就業崗位從西方大量轉移到中國，另一些被低薪服務和零售工作所取代。其結果是，西方國家的工業心臟地帶經歷了小規模衰退，而服務性職業出現了同樣值得注意的增長。這種轉變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且這種轉型的主要原因是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而不是技術的。如推動轉型的一支力量來自貿易協定，這些協議為西方提供了來自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低薪工業勞動力，作為回報，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獲得了快速發展。然而，隨著下一代互聯網的發展，自動化引發的失業預測可能終將實現。

用“死勞動”取代“活勞動”總是允諾能大量節約成本，但直到“死勞動”獲得足夠的人工智能或決策能力來開展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工作的時候，這一點才能實現。云計算、大數據分析和物聯網的融合意味著，金融服務行業的高管們正加入到電話接線員和工廠工人失業大軍的行列中來。

越來越多的人呼吁在政治領域采取行動，以解決在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分配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結構性轉型。最典型的莫過于提供更多教育和培訓的建議，特別是對那些不太可能自動化的技能，或者至少是那些人力可能占主導地位的工作?？紤]到在模擬技能中進行培訓的需要，那些要求強大面對面溝通技能的工作都受到了特別關注。人機溝通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需求，這個領域被忽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除了偶爾編程、維護和升級之外，人們平時不需要接觸到太多的機器。隨著智能機器越來越多地成為人類雇員的工作伙伴，人們將不得不學習獨特的互動技能，以維持與機器的一種合理且和諧的關系。在過去，當機器發生故障時，我們曾開玩笑說它們有自己的想法。現在，它們真的有了。

由于新自由主義剝奪了工會一度擁有的大部分權力，如今工人們幾乎沒有維權的途徑，而且在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中幾乎沒有發言權。一些立法嘗試為數百萬缺乏病假的零工經濟勞動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待遇，保護他們免受突如其來的傷殘帶來的經濟影響，或者為他們的退休做最起碼的經濟準備。但目前，這些努力都沒有在美國取得成功。畢竟，工會（或行業協會）才能幫助工人更好地應對不可避免的行業起伏。例如，當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在線新聞平臺在2017年裁掉幾十名員工時，其中的39人因為是美國東部作家聯合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East）的會員，而受到工會合同的保護，該合同提供了離職津貼和持續的健康福利。此外，在歐盟國家，特別是在德國，那里的工會保留了足夠的權力來威懾即使是占主導地位的大型科技公司，比如亞馬遜。亞馬遜在德國試圖采用美國式的管理方式，除了底薪之外沒有任何福利，但遭到了有組織勞工的堅決抵制（Wingfield & Eddy，2013）。

在勞資關系沒有重大逆轉的情況下，首要的政策回應是向所有人提供有保障的基本收入，這對廣大民眾有益，而且也是一項公民權利。關于這個概念有許多不同的計劃和各種各樣的名稱，但它的基本理念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至少早在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政府就曾考慮過一項基本收入計劃。

基本收入建議源于這樣一種認識，即自動化的浪潮會讓許多人無法找到一份維持生計的工作。這種情況不僅會加劇貧困，也有可能大幅降低需求，使經濟陷入持續的停滯狀態，令其面臨經常性的衰退和蕭條風險。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芬蘭、加拿大、荷蘭以及意大利都進行了一系列國家和地方層面的試驗。雖然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傳統推動者構成了強大的反對力量，但許多商界領袖都支持這一理念。這些人包括科技界的領袖人物，比如臉書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強勢的風險投資公司Y孵化器（Y Combinator）的總裁薩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此外，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正在加速的不平等是一個緊迫的問題，他們已經動員起社會運動，將全民收入動議視為后網絡（post-Internet）世界進步革新的前沿（Sodha，2017）。當該理念走到制定詳細政策的那一步時，社會運動的壓力將尤為重要，因為全民基本收入的實際意義將由資金數額和資質要求來決定。那么，“全民”和“基本”怎么來界定？如果存在就業標準的話，那又是什么？隨著下一代互聯網的鋪開，這些很可能成為核心的政策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