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立法進程的車輪以緩慢的速度前進。當一個令人信服和連貫的框架被發布并隨后為大眾所理解時，它已經迅速過時了。例如，以最近才在歐洲生效的GDPR為例：在其存在之前，數據的收集、儲存和持有受過時的條例管轄，例如聯合王國1998年的《數據保護法》。隨著系統和基礎設施的發展，監管機構不僅要了解這些變化，而且要提供明確的信息，以確保個人和企業保持法律的正確立場，這一點至關重要。在沒有制定新法律的情況下，發布根據舊立法解釋新技術的指南至關重要。

最近，加密貨幣的出現和擴散引發了人們的擔憂，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這些貨幣都有可能對個人財富/商業運營的現有基礎設施造成重大顛覆。由于英國政府最近因未能適應數字技術進步而受到批評，許多人對未來感到困惑，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新興資產類別的投資，還包括對整個數字領域的稅收（Phillip Hammond最近暗示財政部計劃實施“數字服務稅”）。

這樣的規定，如果被采納，將增加向亞馬遜等科技巨頭征收的稅款。在一個緩慢但肯定地進入數字時代的社會中，必須確保創新能夠不受阻礙地進行，同時明智地處理管理這一新模式的稅法。Hammond暗示說，如果小企業要在全球范圍內發展，就不應該輕率地制定這樣的法規，以免使它們處于不利地位。

這是歐洲科技企業特別關注的問題，從大數據到人工智能，各國政府一再未能就新發展如何融入現有框架提出建議。許多參與接受、投資和開采數字貨幣的企業都對此表示不滿，盡管英國是2014年首批發布加密貨幣稅收指導的歐洲國家之一，但自那以來，英國一直落后于其他國家，導致區塊鏈企業向馬耳他、瑞士或新加坡等更受歡迎、限制性更低的管轄區轉移。不用說，這里的狀況與四年前大不相同。

建立一個可互操作的加密貨幣框架應是所有歐洲國家的高度優先事項，特別是如果它們希望成功地阻止逃稅、洗錢或其他非法活動（當然，還會促進新興行業）。就所有意圖和目的而言，自歐洲中央銀行（ECB）2012年公布虛擬貨幣計劃以來，該計劃在法律方面的一些不確定性似乎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盡管瑞典在2015年的一個案例中將加密貨幣歸類為稅收貨幣。像ICO這樣的事件按部就班地去處理，效果還不夠好（特別是考慮到它們的迅速擴散和吸引力）。它可能在它們很少的時候起作用，但這種模式是不可擴展的，導致許多投資者仍舊處于黑暗之中。為結束這一局面，英國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但這是否會產生任何清晰的方向，以及它們能否為ICO成立的初創企業及其投資者建立一套易于理解的通用標準，仍有待觀察。

總體而言，這種缺乏確定性的狀況正對資金流入快速增長的空間構成障礙。目前，許多關切似乎源于將虛擬貨幣與特定用戶掛鉤的困難（及其對犯罪活動的影響），盡管最近對《第四項反洗錢指令》的修正試圖使加密貨幣與現行反洗錢條例相兼容。監管必須靈活、一致，或許最重要的是具有前瞻性，以彌補似乎以指數速度增長的技術進步。當我們探索這一新的領域時，開發人員、企業家和用戶必須意識到他們的責任和權利，才能繼續茁壯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