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產業政府投資憂思錄

十年之后，上海開始為資源分散的結果買單。

　　全球經濟危機的冬天，政府之手出現了不同尋常的熱度。

　　在上海市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僅有幾路之隔的兩家芯片制造公司——華虹和宏力半導體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合并。更早之前，與宏力幾步之遙的另一家芯片公司——中芯國際(0981.HK)剛剛獲得了來自大唐控股1.718億美元的注資。

　　這些不同尋常的動作，卻透露了政府之手的強烈意志：作為上海市乃至全國最大的三家芯片制造商，華虹、宏力和中芯國際長期業績增長乏力。而面對突如其來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嚴重依賴國際市場的幾家企業經營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作為這些企業的主要股東，上海市政府毅然出手。

　　這看起來是簡單的產業整合。但不為外界所知的是，這次并不局限于拯救單個企業，它已是上海集成電路產業“自我救贖”的開始，是對地方政府高新技術熱背后的產業發展模式的反思。

　　這是一個尷尬的追問：作為全國最早發展半導體工業的地區，上海走過了黃金十年，雖然集成電路產業產值占據全國半壁江山。但是擁有最完整產業鏈和規模的上海集成電路產業，仍不具備明顯國際競爭力，整個產業態勢呈現出一種“大而不強”的狀態。

　　仍令人警醒的是，在上海開始反思十年之路缺失的時候，一些地方政府，在4萬億投資的驅動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名，繼續走資源分散路徑大干快上。

　　本報記者調查發現，在《電子信息產業振興計劃》和國家中長期產業規劃驅動下，不少地方政府依然熱衷于投資大型芯片廠，并希望以此帶動地方上下游產業。一定程度上，他們正在重走上海的老路。

　　危機中的“大夢想”

　　在華虹集團成立前的30年時間里，我國針對集成電路產業曾發起過四次沖擊，但四次沖擊均以失敗而告終。四次沖擊的結果是：我國集成電路產量達到4.6億塊，銷售額35億元，但大生產線始終未能進入良性循環，集成電路的產業鏈也遠遠沒有形成。

　　序幕恰是從“冬天”開始。

　　2008年9月，華虹集團旗下經營芯片設計及制造業務的上海貝嶺(600171.SH)，通過換股方式“收購”了上海先進半導體(3355.HK)，率先拉開了上海集成電路產業整合的序幕。

　　2009年2月，上海市政府與大唐電信集團在上海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作為戰略合作另外一項最重要的內容，大唐控股將向中芯國際注資1.718億美元，并以上海為重要產業基地，建立大唐控股上海產業園，進行TD-SCDMA芯片和終端解決方案的研發和拓展。

　　幾乎同一時間，華虹與宏力的合并事宜也有了實質性進展。華虹集團旗下主要芯片制造公司——華虹NEC將與宏力半導體合并。

　　知情人士告訴記者，雙方將成立一家新公司，由上海市政府控股。屆時，華虹集團將把現有一拆為二，主要運營芯片制造業務，并投資22億美元再建一條12英寸生產線。原先的芯片設計業務則通過股權置換的方式交由大股東中國電子集團經營。

　　至此，除臺積電上海廠以外的所有落戶上海的所有芯片制造企業，都在這個產業最為低迷的時刻發生了變化。圍繞這些股權置換和整合動作，一個以芯片制造為主，做大做強上海集成電路產業的“大夢想”浮出水面。

　　無論是大唐入股中芯國際，還是宏力與華虹NEC的合并，這些交易背后始終閃現著政府的影子，帶有強烈的政府主導色彩。

　　中芯國際曾是上海芯片制造的標桿企業，在大唐控股注資前，其大股東是國有企業上海實業。華虹集團隸屬于國資委下屬國有企業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另外兩大股東是上海市國有獨資投資公司上海久事和上海儀電控股，系“典型的國企”。宏力半導體則是由上海市政府旗下國有投資公司上海聯合投資控股。上海貝嶺系華虹旗下公司，亦是國有性質。

　　一位業內知情人士告訴記者說，上海市政府甚至想過將中芯國際也納入整合范圍，將宏力、華虹和中芯國際3家整合成一家企業，但考慮到中芯國際海外上市的背景，整合起來難度較大，因此最終還是決定合并宏力和華虹，并幫助中芯國際引入大唐作為戰略投資人。

　　一系列的政府之手的驅動，似乎需要一個明晰的解釋。因為無論從企業經營層面還是地方政府競爭角度看，上海似乎都沒有必須進行產業整合的迫切壓力，涉及整合的幾家企業經營狀況尚可；而且無論從企業數量、產業規模還是上下游配套能力來看，上海的集成電路產業都走在全國之首。

　　深諳其道的一業內人士告訴本報記者，上海意志主導下的這種產業整合，看似是應對經濟危機的一時之策，其實是突然發現，過去十年，半導體工業方式已經到了必須反思的時候，而整合，正是對這反思的最好回應。

　　回顧中國并不長的半導體產業發展史，上海是全國最早發展半導體工業的地區之一。標志性事件是1995年華虹集團的成立。當時原電子工業部向國務院提出了《關于“九五”期間加快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報告》，提出發展我國集成電路產業是“重中之重”。當年12月，黨中央國務院決策“特事特辦”，投資100億，在上海設立“909”工程，建立8英寸硅片、從0.5微米工藝技術起步的芯片生產線。這也是當時我國電子工業史上投資規模最大的國家項目。

　　在華虹集團成立前的30年時間里，我國針對集成電路產業曾發起過四次沖擊，但四次沖擊均以失敗而告終。四次沖擊的結果是：我國集成電路產量達到4.6億塊，銷售額35億元，但大生產線始終未能進入良性循環，集成電路的產業鏈也遠遠沒有形成。因此，華虹集團成立之初，便身負“帶動集成電路產業鏈發展”的重任。在與日本NEC公司合資成立負責8英寸芯片生產線運營的華虹NEC后，華虹集團陸續成立了設計、營銷、投資扽公司，將觸角伸向了芯片產業上下游多個領域。

　　華虹的成立與發展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益，它以事實證明中國大陸具備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產業生存與發展的良好環境。在其帶動下，其他海外集成電路項目蜂擁而至，僅長三角地區就先后出現了中芯國際、宏力半導體、蘇州和艦、臺積電等多家半導體芯片制造業。另外在后端封測領域，日月光、安靠、星科金朋等世界主要封裝測試企業也分布于上海各工業園區，并且增資擴建動作頻頻。

　　芯片制造業的繁榮又直接帶動了上游芯片設計及材料設備業的發展。截至2007年末，大陸芯片設計企業超過500家，其中上海就有近200家。一些擁有自主研發技術的半導體設備和原材料公司開始出現，打破了全部依賴進口的局面。

　　上海半導體中心效應，更帶動了周圍二線城市相關產業發展，如意法半導體投資百億落戶無錫、英飛凌投資10億美元成立英飛凌科技資訊(蘇州)有限公司、AMD在蘇州工業園區投資1億美元建微處理器封裝測試廠等等。

　　來自上海市集成電路行業協會的數據顯示，2006年上海集成電路銷售收入達到380億元，約占全國總量的40%。至此，上海作為長三角地區的龍頭，一躍成為國內集成電路產業規模最集中、上下游產業鏈最健全、實力最強的地區。

　　但這并不意味著上海集成電路產業已經走向成功。與全球其他產業發展良好地區相比，上海的產業規模弱小、抗風險能力差，企業競爭力普遍偏弱，上海集電路產業“大而不強”。

　　芯片制造業有句流行語，“只有第一，沒有第二”，意思是長期來看芯片代工只有一家公司能生存。業內普遍認為，半導體市場能夠長期發展的只有兩類企業，一類是行業領頭者像臺積電、英特爾、三星這樣的“大象”，大者恒大；另一類則是專注于某一細分市場的廠商，如美國國家半導體之類的“跳蚤”，不存在中間地帶。

　　上海芯片制造產業面臨的尷尬正在于此。無論是華虹、中芯國際還是宏力，都處在這個“不存在的中間地帶”中。因為本土設計企業普遍規模偏小不足以支撐制造產業，芯片制造公司主要仍然依靠海外客戶，這意味著他們必須面向全球競爭。但是，一方面因為技術落后與缺失，沒辦法生產高端產品如電腦CPU，挑戰英特爾、三星、臺積電等產業巨頭，另一方面，因為無法堅持下沉做細分市場，在傳統低端產品中競爭優勢也不明顯。這造成上海芯片制造企業競爭力普遍偏弱的局面。

　　“不合肯定死，合了也許能活。”業內資深人士說，如果上海的集成電路產業想要在現有基礎上有所突破，必須集中資源和力量進行有效突破，這也是上海市政府下決定推動產業整合的關鍵所在。

　　“摩爾定律”和“硅周期”下的特殊產業

　　“硅周期”則代表著產業波動周期，正因為它的存在，使得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讓人最變幻莫測、讓人捉摸不定的產業。在上一個周期中，因為對“硅周期”波動的準備不足，華虹NEC2001年前8個月便虧損了7億，振動了業界。半導體業就像一塊蛋糕，看起來很好，咬下去滿口沙。

　　不能說上海市政府在發展集成電路產業不夠努力，相反卻費心用力很大。

　　2007年，上海電子信息產業的主營業務收入達到6015億元(軟件除外)，在全國電子信息行業中，僅次于廣東和江蘇。

　　電子信息產業是上海的核心和支柱產業，前段集成電路產業更是核心中的核心。作為上海的優勢產業，一直以來，政府都非常重視對集成電路產業的投入，不僅對大型芯片制造企業予稅收、貸款等方面的優惠和支持，還陸續出臺了“整機與芯片設計聯動項目”、“軟件與集成電路專項發展資金項目”等資助措施，對設計企業，整機、軟件等集成電路配套行業予以支持。2007年上海集成電路設計企業立項超100項，資助資金高達1.15億元。

　　上海集成電路產業今天面臨的挑戰，一定程度上，與半導體生存和發展的行業特殊性相關。

　　集成電路是集多種復雜工藝于一體的高技術產品。無論手機、電視機、汽車，還是軍艦、飛機、航天器，幾乎沒有一樣電子產品能夠離開它的控制，可以說它是所有電子整機設備的心臟。

　　它的滲透力極強，除了終端消費產品，傳統產業如果與微電子技術結合，還能大大提高傳統產業的效率。因此，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稱“美國半導體工業是美國經濟的倍增器”，是一種使其他所有工業黯然失色、又使其他工業得以繁榮發展的技術。

　　作為當代頂尖的高科技產業，半導體與許多傳統產業不同，是個典型的高投入高風險行業。這一點集中體現在它對資金、技術和人才的特別要求之上。

　　從投資規模看，一條8英寸的生產線需要10億美元的總投資，一條12英寸生產線需要14億-16億美元的投資，其每年的運行維護、設備更新與新技術開發等成本就要占總投資的20%。從技術角度看，半導體產業要求企業必須要擁有相關數量的工藝技術和知識產權，才有資格進入國際產業俱樂部，否則，無論生產規模有多大，都只能在技術上充當別人的“長工”。這種對技術的要求又需要有大量專業人才予以配合方能實現。

　　為了不斷降低成本，企業還需要大量投資在研發和工藝的改善方面。這種巨額投入是個艱苦而漫長的過程，需要極大耐心。包括英特爾、三星、臺積電等在內的所有產業巨頭，都是經過多年虧損才實現了健康穩定增長。

　　此外，發展半導體產業還必須面臨“摩爾定律”和“硅周期”帶來的挑戰。

　　由于整個半導體產業都遵循“摩爾定律”(半導體制造技術每18個月集成度提高一倍，成本則成比例遞減)，因此多年來，世界各國的半導體產業都是按照這樣的速度，在資金投入、技術開發和人才優勢的激烈競爭中發展的。這意味著，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速度只有超越摩爾定律，才有可能縮短與世界水平的差距。

　　“硅周期”則代表著產業波動周期，正因為它的存在，使得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讓人最變幻莫測、讓人捉摸不定的產業。它的波動規律與世界經濟波動規律基本一致，但也受到關鍵技術出現的影響。在上一個周期中，因為對“硅周期”波動的準備不足，華虹NEC2001年前8個月便虧損了7億，振動了業界。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

　　對于產業追隨者的中國來說，要面臨的一個更嚴峻挑戰還在于國際化競爭。由于芯片廠大規模生產的特性，擁有多年積累的大型半導體公司往往擁有幾條甚至十幾條生產線，因此具有很大的規模生產優勢。這一點往往是剛剛起步、僅擁有幾條生產線的國內半導體企業所不具備的。

　　集成電路又是一項大的系統工程，需要一條復雜而緊密的產業鏈支撐。芯片制造還只是產業鏈中的一個環節。它生產出來的芯片是中間產品，必須和電子整機結合之后才能投入市場。因此，若投產時不對產品進行合適的定位，那么日后必然會面臨持續的虧損。

　　那么，是不是對上述問題做好足夠的應對和準備就可以發展半導體產業了呢？答案也許沒那么簡單。

　　對于這一點，業界亦有例證。2005年9月，中芯國際在武漢12英寸芯片廠——武漢新芯集成電路制造有限公司的正式投產。作為該項目的主要投資人，武漢市政府在該項目建設投產問題上一直非常審慎。為了將項目風險降到最低值，他們不僅成立了專業的項目組，對項目的各方面情況做全方位的評估和推進，還反復就主要問題探討，期間更是將投產日期一拖再拖，直到找到合作伙伴——美國飛索半導體。

　　武漢新芯總經理劉丹平告訴本報記者，發展大型半導體制造工業必須具備五個要素，即資本、完整團隊、專利技術授權、市場(明確的大客戶)和政府的決心及政策。武漢新芯有資本和團隊也有信心，但市場和技術卻不能由政府所把控，飛索的到來幫助新芯解決了市場和專利技術授權問題。

　　令人無法預料的是，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襲來，新芯的合作伙伴——飛索半導體受到了沖擊并且一蹶不振。在向美國政府申請破產保護后，其位于武漢的這個合作項目，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嚴重影響。

　　在蘇州，類似的故事也在上演。2008年，全球第三大內存芯片生產商日本爾必達原本計劃與蘇州工業園旗下的蘇州創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合作，投資50億美元在蘇州生產12英寸晶圓(圓形硅晶片)。該項目原預計于2010年第一季度投產，一期投資額將逾20億美元。

　　就連爾必達自身也沒有想到，內存芯片價格會有如此大的幅度下跌。這讓爾必達不得不緊急轉向，宣布暫停蘇州項目，轉而與中國***內存產業合作，建立技術聯盟以對抗韓國三星求得自保。

　　“半導體業就像一塊蛋糕，看起來很美好，咬下去滿口沙。”業者常常這樣形容。

　　誰在投資沖動

　　　時至今日，這些被調查的在建項目已經全部擱淺。有的徹底停工，有的投資方撤出，這些項目目前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燙手山芋，“甩也甩不出去”。

　　盡管發展半導體產業是一項風險極高的任務，然而作為產業發展主要驅動力的地方政府常常對此持樂觀態度。

　　通過建立一到兩天芯片生產線來帶動區域產業的發展，成為各地大干快上高新技術產業的路徑選擇，因此不遺余力地給予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

　　本報記者調查發現，這些地方政府正在重走上海的老路。

　　近期除華虹準備耗資22億美金在上海新建一條12英寸生產線外，亦有其他幾個地方政府新建項目的消息傳出。1月30日，中芯國際與深圳市政府簽署協議，雙方將合作在深圳先后建立1條8英寸和1條12英寸生產線；

　　在鄭州，總投資10億美元的河南省首條8英寸芯片生產線——晶誠近期投產。在濟南，繼2008年與AMD簽署合作備忘錄之后，濟南市又與浪潮集團合作，興建了山東省第一條12英寸芯片生產線——山東華芯，投資規模預計達280億至336億元。

　　深圳、鄭州、濟南，加之較早投資產業的武漢、西安、成都、重慶、廣州，以及若干并不具備發展半導體產業條件的二、三級城市，芯片制造項目在中國“遍地開花”。

　　而不幸的是，這些投資努力，恰逢這輪全球半導體產業過剩周期。

　　一位地方政府招商官員對記者說，地方政府發展集成電路產業，有幾個很硬的理由。首先是，集成電路產業是中央大力倡導和支持的產業，特別是符合中央發展綠色GDP的精神；其次是，目前各級政府都在提倡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轉型，集成電路產業屬于先進制造業，對創新和產業升級都有促進作用。

　　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往往是用吸引外資、創造就業崗位等指標來衡量，這也成為一大誘致因素。此外，集成電路生產線項目投資巨大，也能創造不少就業機會，因此大家爭搶芯片制造項目也不足為奇。

　　事實上，地方政府熱衷于吸引能夠抬高地價、創造制造業就業機會并提高政府聲望的大型項目，因此愿意在當地建設加工廠的芯片制造商“買單”。 而在“909”工程之后，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就是來自國內各個區域間的競爭。

　　2000年至2005年是國內芯片建廠熱的第一個階段。當時政府對芯片代工廠進行大力投資，以全面推動芯片產業(設計-制造-封裝-測試)基礎設施的發展。這個階段，以中芯國際、宏力、華虹、臺積電與和艦為代表，他們受私人投資和政府稅收優惠支持聯合所帶動。

　　2005年至2006年是投資達到高峰的第二階段。政府重點對國際大型IDM芯片廠商進行了支持，最典型的代表是英特爾早大連建12英寸芯片廠和韓國海力士落戶無錫。這個階段，一些小型的代工項目在二三線城市也受到追捧。江蘇昆山、常州、海安，山東煙臺，江西南昌、浙江湖州，一些投資規模較小的8英寸生產線也陸續開建。

　　根據半導體咨詢機構SEMI的數據，過去5年中，產生了70億美元的芯片廠投資。中央及地方政府已宣布投資高達500億美元在中國半導體及相關領域，標志著全球半導體產業進入投資業務模式，政府資金對半導體產業的巨大投入將使產業大幅增長直至2020年。

　　未來5年(2009年-2014年)，全國范圍內的地方政府將在半導體產業投入200億至250億美元。再往前看，中國將在2020年前投入高達300億美元。

　　本報記者調查發現，不少項目在開工以后中途擱淺，有的則遲遲不能投產，導致了資源的浪費。業內人士擔憂的一些項目本身就是為了套取公共資源而設置的情況也真的出現。

　　2006年9月，本報曾針對在各地開建的芯片項目做出系列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當時開工在建的不少項目都存在風險，有的項目甚至疑點重重，不符合基本行業規律。時至今日，這些被調查的在建項目已經全部擱淺。有的徹底停工，有的投資方撤出，這些項目目前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燙手山芋，“甩也甩不出去”。

　　“現在地方政府發展半導體有幾個誤區。”一位業內資深人士說，政府常常把芯片工廠簡單地當成一條生產線的引進，以為有了設備就能生產，或者認為有錢就能搞半導體，這些都是對產業認識不深刻造成的。

　　關于地方政府的這種做法，產業發展歷史上其實也有教訓。20世紀70年代初，我國拿著自主生產的第一塊芯片，從日本全套引進了7條生產線設備，結果設備安裝調試完畢后發現，自己對大規模生產制造工藝的一系列問題都沒法解決，最終生產線設備沒有發揮任何作用，退出了市場。

　　20世紀70年代末，適逢美國半導體產業升級，大批二手設備待價而沽。當時國門正開，幾年之內國內各地就引進了24條二手半導體生產線，但是，引進之后又發現沒有管理和運作的能力和經驗，“豪邁的熱情再次蒸出一鍋夾生飯”。

　　對于地方政府熱投芯片代工廠的這種局面，國外媒體用“長期激進舉措”來形容。當前全球產業低迷的消息，以及中國代工廠中芯國際和宏力等緩慢的進展，“這種長期激進舉措的前景變得模糊”。

　　危險的分散投資

　　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無形中分散了有限的資源，而半導體業又恰恰非常講究規模效應和群聚效應，講究上下游協作，縱觀全球發展半導體產業的經驗，目前制造業發展成功地區如日本、韓國、中國***無不是依靠上下游產業鏈和周邊產業規模獲得競爭優勢的。因此長期以來，國內分散的產業分布很難發揮出協同效應。

　　對地方政府來說，上還是不上半導體產業，這是一條誘惑無數的艱難選擇。

　　一方面，國際經濟形勢變差，各大半導體廠商不得不放緩投資腳步，為國內企業縮短技術實力差距營造了寬松的競爭環境。另一方面，《電子信息產業振興計劃》出臺，作為6000億科技內需拉動的首批六個重大專項之一，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受到了重點支持。半導體產業正在迎來近年來前所未有的好的政策及國際發展環境。

　　但問題隨之而來，如果仍然按照過去的方式和路徑進行產業投資，中國半導體產業能夠“超常規”發展么？要想改變現狀，突破口究竟又在哪里？

　　半導體產業缺錢么？如果與半導體產業發達的美國、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地區相比，中國政府在產業方面的投入確實不夠多。

　　過去40年間(1965-2005年)，日本和美國平均每年向集成電路產業投資25億美元和29億美元。僅英特爾公司2000年就投資60億美元，臺積電公司2000年全年投資48億美元。為了保證技術的研發和生產規模，這些大型公司每年都將其資本開支保持在較高水平。

　　但是，我國大陸從我國第一塊自主芯片誕生的1965年至2000年的35年間，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累計投資只有200億元(約24億美元)。

　　近年來，政府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已經從中央直接投資逐漸轉向地方投資。這種轉變催生了投資半導體業的熱度，投資項目數量和資金規模都大幅度上升。

　　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無形中分散了有限的資源，而半導體業又恰恰非常講究規模效應和群聚效應，講究上下游協作，縱觀全球發展半導體產業的經驗，目前制造業發展成功地區如日本、韓國、中國***無不是依靠上下游產業鏈和周邊產業規模獲得競爭優勢的。因此長期以來，國內分散的產業分布很難發揮出協同效應。

　　原本有限的資源因為地方政府的競爭而被分散，難以集中發揮效應，對于這些大型項目，政府亦不能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保證其能夠獲得持續的、穩定的政策支持，業內人士告訴本報記者，這也是我國半導體產業“大而不強”的根本原因所在。

　　某種程度上，上海市政府推動的行業整合，能夠給人們一些啟發和警示。業內人士認為，這種產業整合行為，也從反面說明分散投資對于半導體產業的壞處。上海在經歷上一輪的集中投資后，產業規模已經初顯，但是要做強，必須集中有限資源進行重點突破。

　　“我們的產業發展缺乏統一的長期戰略，更沒有明確的技術、產品路線圖。談到發展，政府的做法很單一，給錢給政策，既沒有考慮到產業發展的特殊性，也沒有區別于傳統制造產業的做法。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改變，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前途非常渺茫。”一位業內人士憂心忡忡地說。

　　這方面，我們或該向日本以及中國***學習。30年前，日本擁有NEC、富士通、日立、東芝、三菱等6家大型計算機生產商，當夏普和松下公司決定進入這一領域時，日本政府出面強勢予以了制止，并指導夏普成立研究中心，開始進行計算機前段材料的研發。今天，夏普已經成為全球實力最強的TFT-LCD面板企業之一，能有今天的成就，與政府的長期戰略決策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