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圩指出，2015年中國政府發布《中國制造2025》，明確將智能制造作為主攻方向。三年多來，通過加強頂層設計，開展試點示范、標準體系建設、培育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等工作，智能制造發展取得了明顯成效，有力促進了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推動了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苗圩表示，過去幾年中國智能制造雖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對智能制造規律的認識和理解還不夠深入、供給支撐能力仍有明顯短板、應用推廣的深度廣度不夠、服務能力不強等等。他強調，制造業智能轉型是大勢所趨，堅定不移加快發展智能制造，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實現制造業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是推動中國制造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為此，苗圩提出四點建議：

一是在著力補齊短板上下功夫，把提升智能制造供給能力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加快突破智能制造核心裝備及工業軟件系統，特別是盡快補齊關鍵短板裝備、基礎零部件、系統軟件等卡脖子問題。

二是在著力促進應用上下功夫，大力培育智能制造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支持企業從應用出發，打造細分行業系統解決方案，強化集成創新。加快打造一批公共服務平臺，進一步降低企業發展智能制造的技術門檻和成本，推動區域和行業智能制造發展。

三是在著力夯實基礎上下功夫，加快智能制造標準制修訂與推廣應用，完善智能制造標準體系，夯實工業互聯網和信息安全基礎，深化5G、IPv6、工業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的融合。

四是在著力擴大開放上下功夫，拓展現有雙邊、多邊對話機制，進一步加強智能制造領域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繼續秉承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的理念，鼓勵支持更多國家、企業和機構參與實施“中國制造2025”，共同推動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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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事件發生后，阿里巴巴集團宣布，全資收購號稱中國大陸唯一的自主嵌入式CPU IP Core公司--中天微系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天微”），此前百度、騰訊、科大訊飛、華為等巨頭在芯片產業上也早有布局。

于是有觀點認為，芯片的國產化要靠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三大互聯網公司首字母縮寫）這樣的大公司大資本入局才能破解推廣難題，甚至很多人認為，“芯片救國”要靠BAT了。

但其實就目前來講，BAT在芯片這類核心技術方面并沒有投入很大的力量，他們的投資也是相當有限。即使BAT財大氣粗，不斷增加投資，未來也不可能成為芯片產業的主導。

輿論場上某些聲音指望私企成為芯片產業等高端制造業的頂梁柱，根本不現實。高端制造業領域到底應該由誰來主導？庫叔今天就跟你聊一聊。

1

“芯片救國”為什么不能靠BAT？

搞清楚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厘清研發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要知道，“研發尊重市場需求”與“研發依靠市場驅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理念，絕對不能混為一談。

“研發尊重市場需求”是發展高端制造業的客觀規律。芯片、渦扇發動機等高端制造業產品最終總要投入市場銷售，既然如此，那就必須充分考慮市場上用戶的具體需求。

例如，如果渦扇發動機在耗油率和可維護性這兩個關鍵指標上落后于競爭對手的產品，在民航運營中就會欠缺經濟性，銷售層面肯定會遇到困難。俄制渦扇發動機被踢出民航市場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因此，產品的設計定位和實際性能必須瞄準市場需求，得用戶者得天下。

航空發動機被稱為現代工業“皇冠上的明珠”，是一種高度復雜和精密的機械。

在高端制造業領域，“研發依靠市場驅動”則被實踐證明為錯誤的理念，不擺脫這種僵化思維的束縛和對市場的盲目崇拜，高端制造業將永無出頭之日。

這種理念錯在從企業個體本位出發來思考問題，并不符合產業和國家層面的利益。信奉“研發依靠市場驅動”的企業，對研發路徑肯定有這樣的要求：短期內的收益，特別是邊際收益一定要比較容易地填補企業研發成本。

走這個路數的典型代表就是聯想集團，長期以來只看重短期就能獲益的項目，回避具有挑戰性的技術攻關和自主研發，依靠“短平快”的業務，聯想在2010年以前還算順風順水，但后來它的體量和影響力卻被華為等后起科技企業全面碾壓，利潤空間也被上游供應商和競爭對手極度擠壓，以致2015財年以后陷入持續虧損，股價連續下跌。

這倒是應了一句老話：看起來容易的路，最后越走越困難;看起來困難的路，最后越走越容易。

其實，近30年來，世界范圍內的高端制造業呈現出這樣的特點--產業升級對資本密集程度有著極高的要求，高投入、高回報成為一種常態。

以研發民用渦扇發動機為例。且不說發動機上萬個部件的迭代設計和制造成本，光是累計上萬小時的發動機運行測試，就要消耗1.3萬噸以上的航空煤油，成本至少5200萬元--這還僅僅是開發總成本的一個零頭。要想成功開發一代新的民用渦扇發動機，沒有上百億元的研發投入，那真是想都別想。

再來說說芯片。光刻技術平臺是批量生產芯片不可或缺的。近20年來，光刻技術平臺的加工精度，從微米級逐步提高到40納米、22納米、16納米，一直到最近的7納米。而每一次平臺的升級，都意味著生產線配置成本的指數式上升。40納米的平臺，十幾億美元或許還能搞定，而16納米和更高級別的光刻生產線，投入成本已達百億美元的數量級。誰掌握了行業內最先進的生產技術，誰就能獲得“贏家通吃”的巨額利潤。

可見，在高投入、高回報已成為高端制造業常態的情況下，“研發依靠市場驅動”的思維必然導致一個結果：后發者永遠沒有可能趕超和挑戰行業內既有的領跑者。后發者由于缺乏技術積累和技術儲備，起步階段難免要交些“學費”。而建立研發體系、培養隊伍，同樣需要支付巨額成本。由于研發成本很高，投資回報周期很長，僅從企業本位出發，沒人愿意做這樣的后發者。

所以，想讓BAT等巨頭投入更多資金來發展芯片產業本身就很搞笑，BAT都是上市公司，假如在芯片項目上每年投入幾十億美元，然后該項目幾年內沒有實際盈利，股東會受得了嗎？用不了1年，股價就會跌得一塌糊涂，高管們還會坐得住嗎？

2

高端制造業該由誰來主導？

那在高端制造業領域，應該由誰來主導呢？

當然還是國家力量，既能尊重必要的市場規律，又能克服市場機制固有的不足和劣勢。

相對于私人資本，國家力量的優勢主要在兩方面：

一是為了實現產業和國家層面的至高利益，可以承受巨額研發成本和較長的投資回報周期。

例如，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航發”）都是央企，這兩家央企在集團層面并不是上市公司，所以大可不必擔心股價的變動，只要堅決執行國家意志、搞好產業升級就可以。

二是能夠容忍采取“小步快跑”的策略來提高研發水平。

高端制造業的領跑者擁有技術上的優勢和壁壘，后發者不太可能一開始就做出完爆領跑者的“超級產品”。更貼近實際的情況是，后發者會先做幾個“還湊活”的過渡性產品，目的主要是摸透研發思想、提高研發隊伍的業務水平。這就是“小步快跑”的策略，是追趕階段提高研發水平的最優路徑。

例如，中航發對大推力渦扇發動機的研究就是這個路數：渦扇-18發動機先解決有無的問題，渦扇-20發動機爭取在性能上接近歐美第三代渦扇發動機的水平，要想達到或超越歐美發動機的水平，那真得要等到下一代產品的問世。如果非要揠苗助長，難免像印度航空工業那樣栽大跟頭。

沒有國家力量的堅定支持，后發者研發的過渡性產品、次優產品會使得企業在一段時期內非常脆弱。

我們可以用一個形象的比喻說明這個問題：大閘蟹長大的時候會蛻皮，剛蛻皮后的大閘蟹是個“軟殼蟹”，在對手面前不堪一擊。但是幾天之后大閘蟹的新殼就變硬了，那時候對手想動也動不了。

國家力量的意義就在于，在企業向高端制造業發起沖擊的“軟殼蟹階段”，提供必要的保護和支持。一旦企業度過了這個階段，便可以“盡顯英雄本色”，國家就可以收獲紅利了--京東方的成長歷程就很有代表意義。

3

“兩彈一星”的經驗可以照搬嗎？

談到國家力量主導高端制造業，有人認為，當年的“兩彈一星”也是依靠了國家力量，那芯片等高端制造業的發展可以沿用“兩彈一星”的成功經驗嗎？

實事求是地說，想讓中國的高端制造業更上一層樓，必須繼承“兩彈一星”的精神，但不能完全照搬“兩彈一星”的研發模式。

“兩彈一星”精神的可貴之處，在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絕不把希望寄托于外部力量。因此，在向高端制造業沖擊的進程中，必須充分認識到國家力量的重大作用，開弓沒有回頭箭。

但“兩彈一星”的研發模式為什么不能照搬呢？

因為目的決定手段的合理性。

“兩彈一星”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軍方的需求，終端用戶不是民用領域，不需要考慮市場需求和商業生態鏈。當年的研發體系是一個內部封閉的體系，給國家提供一份滿意的答卷就算成功。

而現代高端制造業充滿了像安卓手機這樣的商業生態鏈。打造生態鏈意味著將上下游大量企業聯接在一起，并且要保證生態鏈上各部位的企業都能從市場中穩定收獲利潤，這確實不是一個內部封閉的體系能夠解決的問題。

除此之外，“兩彈一星”是制造技術上已經可行的工程產品。第一顆原子彈是美國制造的，第一次使用火箭發射人造衛星是蘇聯的創舉，而中國的立足點是“追趕”，那就不能允許失敗。

然而，現在中國已經在高端制造業占據了重要地位，要想更進一步就只能依靠創新。創新必然有風險，許多研發路徑在論證階段雖然看起來不錯，但是后來被實踐證明不可行。這種失敗屬于概率事件，在絕對意義上不可避免，在硬件開發、新藥開發等領域實屬家常便飯。假如堅持“不許失敗”的思路，最后就會在研發體系中造就“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消極氛圍，這將極為不利于鼓勵原創性的研發。

因此，與當年搞“兩彈一星”不同的是，國家既要包容不同的技術開發路徑，又要寬容開拓者的失敗，這種氛圍才有利于在高端制造業開宗立派。

4

國家力量要如何出擊？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再偉大的戰略也必須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面。為了推動中國高端制造業的進一步升級，國家力量可以從以下方面進擊。

一是整合資源，重點扶持。

前幾天有媒體采訪倪光南院士時，他提到，“我們國家最應該發揮的優勢是什么？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們更適合壟斷性領域的發展，但實際上現在我們反而沒做好。舉例子來講，就我們的桌面，wintel是一家，微軟的操作系一統天下。雖然大家都是基于開源Linux發展出來的桌面操作系統，你至少能看到現在還有七八家在做，本質上是基于同一個開源軟件發展出來的，差別不大，但是品牌不一樣，具體細節，比如軟硬件支持、適配的問題都不太一樣，一定沒有好處，技術也不能發展，因為你分散了力量。”

高端制造業的門檻很高，土法煉鋼、遍地開花是沒有意義的。近年來，有多個省份都聲稱要大力扶持芯片企業，這種想法是比較危險的。實際造成的結果很可能是，造就一批在低層次上重復建設的企業，而產生不了一家在業界具有深刻影響力的企業。

美國在芯片產業的生態鏈中占據了頂端優勢，從美國的情況來看，芯片產業的集中程度恰恰是非常高的。難道美國每個州都有英特爾、英偉達這種級別的企業嗎？

顯然不是。

中國要想在高端制造業奮起直追，就不應該分散資源，恰恰應該發揮社會主義國家“集中資源辦大事”的優勢，將資源投入一家或幾家最有能力沖擊業界第一梯隊的企業。

因此，國家層面必須有清晰明確的頂層設計，積極推進行業內的資源整合。

例如，2016年國家成立一家新的央企--中航發，將從事航空發動機研發的大型國有企業統一劃歸其領導。這樣就大大提高了航空發動機領域的資源集中程度，有利于快速推進重點項目。以此觀之，在中興遭遇美國商務部制裁之后，國家很有可能推進芯片產業的資源整合，中芯國際、清華紫光、華潤微電子等大型國企很可能受到重點關注。

二是長期投入，前期托底。

正如前文所述，國家力量的意義在于克服市場機制的不足，即單一企業無法承受研發成本和投資回報周期的問題。

國家對高端制造業要舍得進行長期投入，“中國制造2025”展現的就是這種國家意志。國家應該通過發展壯大產業基金等現代金融手段，保證高端制造業企業能夠以較低的融資成本獲得充足的研發資金。

如果能夠以國家投入帶動民間資本的投入，那更有可能產生投資的乘數效應，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像國家正在構建的“軍民融合發展”一樣，鼓勵民間資本的積極參與，前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后期和“國家隊”合理分享利益。

而前期托底，指的是國家需要為過渡性產品規劃必要的市場空間，使得高端制造業企業能夠獲得一些營收，平安度過“軟殼蟹階段”。

比如，到目前為止，“龍芯”CPU側重的是一些基本的數據處理功能，在多媒體方面是沒有優化的。不能打3D游戲的CPU，肯定還不適合進入民用個人電腦市場。所以，“龍芯”CPU的前期用戶是有數據保密需求的軍隊和政府部門。但是這些前期營收和用戶反饋，對“龍芯”CPU的迭代開發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同時，“龍芯”CPU與英特爾生產的市場主流產品的差距，確實也在不斷縮小。

再比如，從中航發正在研發的渦扇發動機來看，渦扇-18發動機應該會獲得軍方訂單，并優先用于生產轟-6K;渦扇-20發動機的軍方訂單可能更多，用于制造數十架新型運20，滿足空軍對于遠程戰略投送的迫切需求。

這些性能談不上優越的過渡性產品其實是由國家托底的，但是它們的成功將為下一代性能優越的高端產品鋪平道路。高端制造業企業從過渡性產品獲得一些營收，等于得到了必要的正向激勵，也解決了一部分用于迭代開發的經費，最終實現對競爭對手的超越。

前期托底雖然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著國家要承擔無限的責任。高端制造業企業不可能一輩子當“軟殼蟹”，一段時期之內的適當保護，是為了企業未來更好地面對市場競爭。所以，國家力量提供的前期托底也要依托科學的機制，一定要防止出現“預算軟約束”和“愛哭的孩子多給奶”等弊端。

三是高端制造，剩者為王。

從高端制造業的發展趨勢來看，國際范圍內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入場的門檻不斷提高。也就是說，最后能夠留在場上的選手越來越少。

在上世紀70年代，希臘是世界造船業的旗手，整體技術水平遠遠領先當時的中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航空工業的水平也不低于中國，能夠自主研發噴氣式攻擊機。

現如今，希臘的工業萎縮得不像樣子，坐吃山空;南斯拉夫在內戰中灰飛煙滅，羅馬尼亞的航空工業也銷聲匿跡了。造船業現在是中日韓領頭，航空業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天下，其他國家只能是看客。高端制造業高門檻、高投入意味著：一旦誰因為持續投入不足而退出了軍備競賽，再想參與進來就基本沒門兒了。

中國在高端制造業的研發實力，其實已經超越了諸多發達國家。假以時日，中國在暫時落后的領域也能做到奮起直追，我們應當有這樣的信心，畢竟，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

四千年前我們和古巴比倫人一樣玩著青銅器;

兩千年前我們和羅馬人一樣征戰四方;

一千年前我們和阿拉伯人一樣富足;

現在我們和美利堅人一較長短。

數千年來，我們雖然也有跌倒的餓時候，但一直都在場上，而對手卻已經換了好幾茬。

誰笑到最后，誰就會笑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