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各個國家對數字貨幣的監管可以總結出，目前全球對數字貨幣的監管，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挑戰。

一是，對于數字貨幣的貨幣功能，如何防止其成為洗錢違法犯罪工具。數字貨幣的匿名性、交易不可逆轉、跨國難以追逐的特點，很適合作為犯罪分子的工具。這一點一直被大眾所詬病，也是監管機構所關注的重點。監管層主要采用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直接方式，就是像美國FinCen機構一樣，要求所有從事數字貨幣有關的公司，需要注冊并配有合規團隊做AML和KYC。這一點已經逐漸為其他國家所效仿。間接方式就是嚴格規定和數字貨幣有接觸的銀行等金融機構，在AML和KYC上嚴格把關。因為數字貨幣最終都需要和金融機構接觸，實現法幣和數字貨幣的互為兌換，以實現進入和退出數字貨幣。正因為這一點，傳統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對和數字貨幣的交易都尤其謹慎和小心，不想因此成為監管的處罰對象。這也造成了目前數字貨幣機構面臨的一大難題：很難找到愿意合作的金融機構。

學術界對數字貨幣特別是比特幣帶來的犯罪，如網絡安全、偷稅漏稅等如何在法律方面進行防范和監管有一些討論，Jafari等（2018）建議在制定法律時，應全面地考慮問題，對虛擬貨幣開展全方位研究，使虛擬貨幣發揮其技術優勢。Kaponda（2018）建議相關立法、監管機構、執法部門采取保護措施，加大監管力度，加強對公民的風險教育。

Foley等（2018）運用網絡聚類分析法（SLM）和檢測控制估計（DCE）對2009-2017年的比特幣交易用戶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約有25%的比特幣用戶和44%的比特幣交易（次數）與非法活動有關；20%的比特幣交易（金額）和51%的比特幣持有量與非法活動有關（見下表）。從時間序列上看，利用比特幣從事非法活動的交易金額占比有所下降，但絕對數量仍持續增加。

表：合法和非法用戶組的估計規模和活動

二是，對于數字貨幣的證券屬性，如何規范其發行、交易、托管，以保證投資者權益。目前各國都有規范的證券法，因此把數字貨幣和ico納入現有的證券法監管是各國的共識。然而難點在于，數字貨幣與普通證券不一樣，它的發行、托管、交易和清算都無法使用現有的系統，因此還需要各國的監管層不斷地摸索和實驗。而由于數字貨幣的波動性大、信息不透明、流動性不夠，在目前還沒被監管的情況下，市場極易被操縱。

Gandal等（2017）是為數不多的研究比特幣交易中的價格操縱的文章。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比特幣交易所Mt.Gox泄露的自2013年2月至11月多達1800萬對用戶交易數據，識別并分析了該交易所的可疑交易行為。當然，Gandal的發現歸功于Mt.Gox的數據泄露，然而，其他數據不公開又不受監管的交易所，有巨大的incentive（動機）去操縱市場，這也是為什么SEC一直多次否決比特幣ETF的原因之一。監管層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候，需要找到妥善的解決方案和應對策略，才能做到保護投資者的權益。

三是，全球協作防止監管套利。數字貨幣天生具備全球性，因此產生、交易和轉移都是無國界的。由于各國對數字貨幣的態度不一，監管的嚴格程度不同，因此產生普遍的監管套利現象：即數字貨幣從業機構，把公司或者總部注冊到監管比較松的國家或地區，通過互聯網，給監管比較嚴的國家提供服務。典型的比如在美國打擊ICO和收稅后，以及中國禁止數字貨幣交易和ICO后，很多公司搬到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但是客戶依然來自美國和中國。各國的監管機構也意識到，對數字貨幣的監管需要全球協作，因此在G20上有提及全球監管協作的問題，但是目前由于各國監管還在早期摸索階段，全球的監管協作要等各國的數字貨幣相對成熟后才有可能。

四是，是否推出主權數字貨幣，以及如何推出。數字貨幣一直不被認為是貨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國家背書，其無法成為穩定的價值衡量標準。很多國家的央行，開始認真地研究數字貨幣，希望參考現有的數字貨幣的特性和底層技術，從而發行自己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感興趣的國家央行有加拿大、中國、新加坡和瑞典的央行。Facebook近期推出的Libra計劃，刺激了各國的央行，我們期待未來能看到主流國家能打破僵局，推出有影響力的和被接受的CBDC。

數字貨幣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一路狂奔。監管猶如帶著套馬索的西部牛仔，在數字貨幣這匹野馬后面緊追不舍。監管決定了數字貨幣未來的發展方向。數字貨幣只有合規，才會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