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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華為心聲社區發布任正非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紀要。采訪中，任正非表示，美國在5G上有判斷失誤的問題。美國選擇6G，認為6G帶寬更寬、意義更大，美國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很好。它選擇了毫米波的高頻段，它認為5G時代不會這么快到來，6G覆蓋距離短的理論與技術問題還有時間突破，沒有想到5G十年就做出來了。
華為選擇的中頻段，也有賭博成份。當時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走中頻段，都選高頻段，因為他們認為5G不會那么快投產，沒想到十年時間，5G從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數學論文會發展成一個產業。他們認為世界的發展會緩慢一點，6G還會有機會突破。如果能解決覆蓋發射距離的理論發現和技術創新問題，6G肯定是最好的，但是現在理論發明還沒有，技術創造還沒有突破（相控傳送體積大），所以6G只能做到很寬的帶寬，傳輸距離非常短，還沒有達到實用化的時候，5G已經開始在世界普及。
所以，不是美國真正輸給華為，而是選擇時押錯寶了，我們押的是厘米波，他押的是毫米波。從這點來說，如果美國轉過來追趕，我們相信它是沒有問題的，不會因為華為短時間領先就要打我們一棒。
以下為紀要全文：
1、《華爾街日報》總編 Matt Murray：任先生，謝謝您！非常高興今天能有機會接受邀請到華為看一看,并采訪您。我們剛剛在您歐洲風格的園區還有俄羅斯風格的走廊轉了轉。所有建筑都非常宏偉。在當前的形勢下，您是不是想借此傳遞關于華為實力，或者深受商界影響的中國在全球舞臺所展現出的實力的一些信息？作為一位美國人，我在來到華為，看到這些宏偉的建筑以及您向我們展現的其他所有東西之后，很難不這么想。所以這里面是不是想傳遞出一些什么信息？
任正非：首先感謝你們來采訪我，你們可以尖銳提問，我會坦誠回答。
松山湖溪流背坡村基地建筑群和機加中心展廳建筑都是日本人設計的。我們每個產品線都有一個類似這樣的展廳，展廳一般設在地下一層，參觀完以后到地面上來喝杯咖啡、開個小會；兩個白色、黃色的大廳是為開大會用的。所以，這些藝術設計都是建筑師促成的，與我們的文化宣傳沒有關系。
我們正在上海青浦新修一個研發基地，大概有2600畝地，由5個西方著名的建筑師公司設計。他們參照芝加哥湖邊建筑群景觀設計，帶有現代經典建筑氣息，和上海十里洋場環境結合起來，容納外國科學家在那里工作。所以，建筑本身與華為文化沒有關系，與建筑師的欣賞與投標、中標有關。
Matt Murray：你們的員工在引導我們進展廳走過一個走廊時，說這是“川普走廊”，所以下面的走廊是不是承載什么特別的信息？
任正非：沒有。但是它很美，是由150多個俄羅斯著名畫家畫的。因為他們國家受美國制裁，生活困難沒有著落，由于經濟困難而來為我們畫畫的。他們說“沒有川普制裁，根本不可能有這么多畫家為你們畫畫的”。他們休息喝咖啡的時候，戲稱這條走廊叫“川普走廊”，說你們要感謝他，連克里姆林宮也沒有這樣漂亮的走廊。
Matt Murray：你覺得特朗普總統會到這里來看一看這個走廊嗎？您沒有想過他會親自過來看一看嗎？
任正非：非常歡迎他來。如果他在任期間不方便，可以退休以后過來，我們會很熱烈地歡迎他。退休后的卡特總統在多年前就曾經來過我們公司。我們歡迎美國的總統、議員、高官、記者……，有機會來華為訪問，我們會很熱情接待，畢竟美國是偉大的創新型國家。
2、Matt Murray：現在，我們來聊聊美國。其實從很久之前，在特朗普總統上任前，奧巴馬總統在任期間，也就是說在特朗普和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華為和美國之間就存在問題。您覺得美國政府和華為之間長期存在對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任正非：我認為，美國政府和我們沒有根源上的對抗。我們公司一直是比較崇拜美國的，大量學習美國文化與管理。從華為創業開始，“不眠的硅谷”這種美國精神就銘刻在全體員工心里，我們一直努力在向美國學習。硅谷有很多公司在車庫里創業，我們那時候沒有車庫，就在城中村農民房里創業，也是一步步走過來的，美國公司走過的歷史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過去二十多年，先后有幾十個美國的咨詢公司給我們提供了管理咨詢。這些顧問公司都十分清楚我們的組織結構與流程，流淌的都是美式文化；我們的財務審計十幾年來都是KPMG，如果想了解華為的財務狀況，只要在KPMG看十多年的底稿，就可以知曉華為真實的財務狀況。
因為三十年來我們都是困難重重的，習慣了困難，所以我們沒有感到奧巴馬時代帶給我們多大困難，特朗普時代給我們帶來了一種激勵，逼迫我們不能惰怠，為了生存下來就要努力“劃船”。大家如此努力地“劃船”，把今年的銷售收入劃多了，利潤也劃高了。如果今年年底公布的利潤高了，我會很擔憂世界怎么看我們。華為被打壓，怎么利潤還高了？其實就是因為全體員工更加努力了。因此，我沒有感到和美國之間有多大沖突。
3、Matt Murray：既然是這樣，您又怎樣解釋美國現在對華為展現出的敵意？考慮到美國政府現在對華為的態度，您覺得華為在歷史上有哪些事情是應該做而沒有做的呢？
任正非：我認為，主要還是美國對我們缺乏了解。美國公司也是從小變大的，在我們后面成立的公司有亞馬遜、谷歌、Facebook……，它們現在的發展比我們還厲害。我們還跟在他們的后面。我們比較保守一點，成長時間比它們長。
總而言之，美國公司走的道路是商業模式創新與技術創新兼容的高水平道路，在產品還沒有完全成長起來時，已經構建了一個世界級、全球化的商業計劃。而我們公司因為眼界低，從山溝溝里出來的，沒有見過世面，都是從技術創新開始做，研發人員都自認為自己是天之驕子，等產品出來才想到做商業模式，發展速度相比美國公司就慢一些。至今為止，我們公司還是沒有商業領袖，還只是在技術創新，經常是產品做出來一、兩年了，還不知道怎么賣。現在我們學習得還不夠，都是先想著怎么做產品，做出來才會想怎么賣。
4、Matt Murray：現在華為業務遍及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您們在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是領先的電信設備提供商。另外，華為在5G領域已經取得了領先地位。在您看來，是不是華為的成功讓美國感受到了威脅？
任正非：我認為，美國不會因為這個問題感到對它有威脅，因為美國科技創新的能力非常強。你們可以去華為心聲社區看一看，昨天我們還發表了一篇文章，講美國這一百年來到底有多少發明，講美國多么偉大。美國有極好的創新機制，不會因為某項技術短時間落后一點就感到壓力。我也看到羅斯部長在印度講話中提到“美國用三年時間就可以領先和超越華為”，我相信完全有可能。
美國在5G上有判斷失誤的問題。美國選擇6G，認為6G帶寬更寬、意義更大，美國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很好。它選擇了毫米波的高頻段，它認為5G時代不會這么快到來，6G覆蓋距離短的理論與技術問題還有時間突破，沒有想到5G十年就做出來了。華為選擇的中頻段，也有賭博成份。當時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走中頻段，都選高頻段，因為他們認為5G不會那么快投產，沒想到十年時間，5G從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數學論文會發展成一個產業。他們認為世界的發展會緩慢一點，6G還會有機會突破。如果能解決覆蓋發射距離的理論發現和技術創新問題，6G肯定是最好的，但是現在理論發明還沒有，技術創造還沒有突破（相控傳送體積大），所以6G只能做到很寬的帶寬，傳輸距離非常短，還沒有達到實用化的時候，5G已經開始在世界普及。
所以，不是美國真正輸給華為，而是選擇時押錯寶了，我們押的是厘米波，他押的是毫米波。從這點來說，如果美國轉過來追趕，我們相信它是沒有問題的，不會因為華為短時間領先就要打我們一棒。
5、《華爾街日報》記者Dan Strumpf：我的問題和美國與華為之間的長期合作與對抗有關。在今年的采訪中，您多次提到可以把華為的5G技術許可給一家西方公司，更具體地說，是一家美國公司。您能否向我們介紹一下目前的進展？有沒有美國公司表現出這方面的興趣？華為有沒有聘請投資銀行或者其他中介機構幫忙出售這項技術？您認為5G技術許可這件事情將如何發展？
任正非：首先，我們是真心誠意地許可給美國公司，而不是玩什么花招。為什么我們希望美國公司強大起來？因為這樣世界可以構筑三角平衡，如果美國缺失5G技術，我們可能長期有麻煩，歐洲也會麻煩。因此，我們是真心誠意許可，并且許可是全面的，它要什么，我們就給什么，不會有所保留。許可以后，我們可以并肩前進，相信我們還是可以跑得快的。這是我們的動機和目的。
第二，美國不能躍過5G去走6G，通信行業每一步都要走，跨越式地跳過這步以后，后面的路可能會有很大問題。如果從頭再做起來，需要漫長的時間。美國最多的是錢，我們最大問題是沒錢，美國給了我們錢獲得我們的許可，我們可以在5G及新技術上更大開發、更快前進。美國有了基礎以后，可以發展更快，因為美國有龐大的科學技術基礎。開展和平發展與競爭。
目前還沒有任何美國公司與我們接觸，如果有了需求，我們才會找投資銀行幫助我們做交易。
Matt Murray：美國公司或者中介機構可以給你們打電話？
任正非：是的，但是沒有啊。是不是他們也害怕？害怕與我們接觸有嫌疑。
Dan Strumpf：您覺得為什么目前沒有一家公司對此表現出興趣呢？華為被公認為是5G方面最先進的公司。美國公司至少應該對這項交易表示感興趣，但是為什么現在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跟華為接觸？
任正非：我也不清楚他們為什么不接觸。可能是擔心有政治上的嫌疑，跟華為接觸后被懷疑。或者是他們不想做這個市場，不一定有這個需求。我們也不能主動去聯系，美國實體清單禁止我們與美國企業接觸。
6、Matt Murray：在華為發展歷程中面臨了很多關于盜竊的指控，其中包括思科和CNEX等大公司以及個人的指控。您可能也知道，今年《華爾街日報》有過一篇這方面的報道。為什么這樣的指控一直存在？華為有沒有解決或者曾經解決過在技術竊取方面面臨的挑戰？
任正非：指控不一定就是事實，特朗普遭受的指控比我們還多。我們從來都是尊重第三方知識產權，美國有很多大公司每年都給我們交非常多的知識產權費，但我們交給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費更多。我們這么多年累計收了14億美元的專利費，付出了60多億美元左右的知識產權費。而且，華為的科研經費每年投入150-200億美元左右，研發人員將近八、九萬人，領先世界不可能靠偷來的。好人也會蒙受指責，我們還是相信美國法庭的判決。
7、《華爾街日報》記者Eva Dou：前一段時間去過您的老家貴州，想了解一下您小時候的背景和成長的歷史。我父母是山東濟南人，在濟南趵突泉附近。
任正非：我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很閉塞，對我的成長沒有多大影響，就是頑皮一些，讓天性沒有受到壓抑。我不可能在那種閉塞的環境里產生對我后半生多大影響的抱負。我到大學后才有圖書館，如饑似渴地廣泛閱讀，也對我的人生沒有多大影響，因為家庭政治條件不好，不會有大的前途，不悲觀就不錯了。
70年代末我的部隊在濟南，當年在濟南郊區窯頭，山東師范學院上去一點，我們算半個老鄉。
Eva Dou：那個年代大家都是部隊的，我家那個年代也有很多參加部隊的，看您之前寫的一些研究報道，看到濟南這個字，1979年到1984年在濟南00229部隊，能否介紹一下那一段做的工作？正式的簡歷不太清楚前期的經歷，1944年出生，一直跳來跳去，很多年不知道在哪里。
任正非：在遼陽化纖廠建設結束以后，國家決定搞十大工程。我們奉命調去建設儀征化纖廠，但是在隊伍調遣過程中工程下馬了，我們就停留在濟南了。據說是中央有人批評這是十大洋躍進工程，因政治原因下馬了。當時，我就留在濟南機關，做了一個二十多人建筑研究所的副所長，研究建筑機械等東西。
Eva Dou：好像主要研究壓力天平？
任正非：我在遼陽用數學方法推導了一個儀器，用于化工自動控制系統。后來我在這個研究所允許我繼續做延伸的研究實驗，因為我那時是名人了，是英雄標桿，所以可以做一些與本部隊無關的研究。但是不成功。因為我那時年輕氣盛，受到國家的重大表揚后，就不知天高地厚，提出了更高的難以實現的目標，又想夢想一定要達到，日夜加班。后來幾年的研究都不成功，正好遇到大裁軍，我被集體裁掉了，項目結束了，人也離開了，那五年實際上做了很多沒用的事情。那時山東大學的計算機內存只有16K，怎么也算不出方程和實際的東西，最后不了了之。這段青春應該是虛度了。
Eva Dou：那時我老爸也在山東大學讀書。
任正非：我們很近，我們在山東師范學院往上一點，就是我的駐地窯頭，我小孩讀的小學就是馬家溝小學。
Eva Dou：你最開始工作是不是在貴州011基地？你在那邊主要做什么工作？
任正非：是的，在011工地，在那兒參加承建的建筑公司工作，做廠房建筑。
Eva Dou：您不是工程師嗎？
任正非：那時我連技術員都不是。那時大學生是“臭老九”，要被改造，接受工人農民再教育。我曾當了兩年炊事員，后來當了幾年工人，74年才調到東北；在部隊過了一段時間才當了技術員；在粉碎四人幫以后，我才當上工程師。
Eva Dou：貴州離越南非常近，那時美國在越南打仗，貴州那個年代部隊不是也在開始建軍隊的通信設備嗎？有參加嗎？
任正非：那時我與通信沒有關系，純粹是普通的建筑工人，與今天的農民工差不多；到了東北部隊以后，我與通信也沒有關系，在東北從事遼陽化纖總廠自動控制系統工程建設，是模擬的控制系統，就是使用比例、積分、微分方式控制的系統管理，和現在的通信計算機無關。自動控制是我在當炊事員和工人的時候開始自學的，到東北因為沒人比我懂，這“半壇子水”得到使用。我到深圳創業后，才開始接觸通信行業的。
8、Matt Murray：您剛才提到浪費了五年時間，也從事過不同的工作。后來是如何創立華為的？您是如何找到投資者并在您之前的基礎上支持您創立這家公司的？
任正非：大裁軍以后，我們就是這個時代的棄兒。因為國家體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模式，我們并不知道轉折意味著什么，就到深圳來了。對市場什么都不懂。我們到了深圳，每月工資200多元，當時團職干部200多元挺榮耀的，但一看打工妹都有500多元了。我們就要求國家把轉業費發給我們，不要保留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了。國家給發了1800多元轉業費，我們夫妻總共領了3000多元。后來我到國有企業工作，也是什么都不明白，沒有經營好，做錯了事，最后只能離開這家國有企業。
當時，要么出國，要么在國內干，我們家里人不想出國，就留下了。剛好深圳市在1987年出了一個文件，87（18）文，允許個人創辦民營科技企業，我們就冒險做了民營科技這行。當時注冊公司需要2萬元人民幣注冊資本、五個股東，我就找了另五個人集資2萬1千元，實際還是我一個人開始干。后來，那五個人要求退出公司，就跟我們打官司，退了很多錢拿走。這個公司變成我一個人的，我有權力把股份分給大家，就形成今天員工持股的模式。
當年如果不分股份給大家，我們可能就是一個小公司，干一干就散了，重新又去干一個行業。怎么知道我不會去搞房地產呢？我最應該的是去搞房地產，不應該搞通信，這么傻，又苦又累又不賺錢。那五個人退股的法庭判決書還在檔案室，你們可以去看看原始的檔案。
Dan Strumpf：您是怎么認識幫助您創立華為的五個投資人的？我們在華為股權室看到他們五個人的名字，發現他們的背景是非常多樣化的。您是怎么認識他們的？是您的朋友還是軍隊的熟人？
任正非：過去不認識，來深圳以后才認識的。創立公司時，對公司擁有股權、擁有未來還完全沒有想象，就是為了湊夠這么多人、籌夠這么多錢，他們沒有在公司上過一天班。如果我們關系很好，就不會分家，他們也會到公司來上班。
華為公司前十幾年完全是風雨飄搖，就如蠟燭火一樣搖搖晃晃快要熄滅的那種感覺，天天處在危機和生存掙扎狀態，大多數人都是沒有信心的。我沒有退路，沒有信心也要有信心。還有一些傻傻的人跟著我們，相信我給他們講的話，以為真能夠實現。大家都相信，抱成一團，果然實現了。今天很多人很有錢，不是投機，而是太傻了跟著跑，沒有離開。
9、Dan Strumpf：順著時間軸往后，1992年您曾經訪問美國。此行從紐約開始，在訪問硅谷公司后結束了您的這次行程。那次美國之行您學到了什么？當時為什么要去美國？是誰組織了那次行程？今天的美國和您當時看到的美國是否已經有所不同？
任正非：那次是美國波士頓一家賣電源模塊的CP公司邀請我們去考察，因為我們要買它的電源模塊。我們很好奇，想看一看美國，因為我們從來不知道美國是什么樣。我們以為美國是高消費，所以帶了很多美元現金，那時中國還沒有信用卡。后來我們發現美國什么東西都便宜，很長時間都不理解，才覺得現金帶著是負擔。最初一起去的有一個人吵著要管錢，就把錢大部分給他了，結果后來他嫌錢裝在口袋太重，求大家花他的錢。所以對美國的第一個印象是，美國的東西怎么會這么便宜。
當時我們乘坐灰狗巴士走天下，巴士怎么會這么漂亮？我們坐著灰狗巴士在高速公路飛馳的時候，覺得中國永遠不可能有這么好的車了，中國永遠不會發展到像有灰狗巴士這種狀況。我們坐火車到了硅谷，也不知道硅谷在哪兒，問別人，沒有一個人知道硅谷為何物，因為“硅谷”是中國人喊的，外國人不知道。結果莫名其妙下了車，問一個出租車司機，剛好是圣塔克拉拉，就是“硅谷”。到了硅谷，我們找不到地方可參觀，也找不到人，好不容易認識一個人鐘培峰，想辦法去交流參觀一下，因為我們還要買一些器件。
我們看到美國的先進、美國的偉大，很震驚。美國公司到底有多大？不知道。我們曾租了一個出租車，穿過IBM做存儲器的一個廠，給出租車司機講“絕對不能轉彎，一定要直走，打表，看里程多少”，走了直徑是6公里后，司機迷路了，才兜出來。我們感慨美國的工廠這么大，感慨至今。今天我們仍然是這樣崇拜美國，沒有改變。不因為美國打我們，就不愛美國了，這是兩回事。
10、Matt Murray：您可能也知道，《華爾街日報》今年早些時候發布了一篇報道，稱華為在非洲有個項目是幫助幾個非洲國家的政府監視政治對手。該項目是智慧城市項目的一部分。您如何評價這一項目？這個項目是否還在進行？報道出來之后，當地政府作何回應？
任正非：首先，這不是事實，《華爾街日報》要承擔責任。我們已經給你們出了律師函。《華爾街日報》是一家偉大的報紙，你們要反思，你們的信息來源是否真實？沒有這回事，因此當地也沒有什么反應。
11、Eva Dou：我知道您一直喜歡歐洲的文化。
任正非：不是，我最喜歡美國的文化，很奔放、很創新，我是一個不安份的人，喜歡美國年輕人的瘋狂，他們的好大喜功，我太太說我，你們是一丘之貉。歐洲保守一點，舒服了一點，我家人非常喜歡歐洲，我太太今天還在米蘭。
Eva Dou：您知道HBO有一個關于電信行業的電視劇嗎？
任正非：不知道。
Eva Dou：您可以看一下，這是關于電信行業的電視劇，講的是關于西班牙國王和美國Calvin Coolidge的第一次跨洋通話，也是西班牙政府支持的，原因也是監控。那時西班牙政府也想監控很多他們的敵人，就支持了這個公司。歷史上一直是這樣的。一個國家想支持一個電信行業，不就是因為監控嗎？中國難道不也一樣嗎？華為公司在這種歷史和政治環境下怎么運營？
任正非：汽車制造廠把汽車賣給了用戶，車里裝什么貨物是司機說了算，汽車廠并不知道裝什么貨物。我們就像汽車制造廠一樣，賣給電信運營商是裸設備，網絡是由電信運營商管理，我們并不管理這個設備，根本不知道電信運營商是如何運作的。電信運營商做的是管道，疏通信息流，我們做的是管道外面的鐵皮，鐵皮能知道什么呢？
12、Matt Murray：我知道這是敏感事件，但華為已經成為了一家擁有十幾萬員工的大型全球化公司。您有信心說在全球各地的華為員工都沒有參與到我們所報道的活動當中嗎？
任正非：我們有內外合規的監管系統，有道德遵從委員會，在管住員工要符合公司對商業行為的要求。我們不允許違規的事情發生，如果誰有這樣的事情，他會受到嚴處。
13、《華爾街日報》亞洲商業編輯Neil Western：您剛才說華為是賣鐵皮的，事實可能不僅如此。因為華為在網絡安全上投入了大量資金，而且過去幾年在這方面的投資仍在不斷增加。特別是“斯諾登事件”之后，大家知道美國國家安全局利用華為的設備進行竊聽。從您的角度來看，威脅來自哪里？華為應如何預防這些威脅？
任正非：如果我們在網絡安全設計上不投入力量，運營商可能就不會購買我們的設備，很多國家會禁止我們進入市場；如果我們不遵守GDPR，就不能進入歐洲。所以，網絡安全、用戶隱私保護都成為商品中很重要的一環。就像汽車一樣，所有汽車都是四個輪子，名牌汽車比普通汽車貴一點，就是因為它在安全保護上投入更大，給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如果我們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一是我們不可能銷售，二是不可能賣好一些的價格，因此我們必須滿足客戶這方面要求。網絡是掌握在運營商手里的，運營商是受主權國家控制的，我們只是一個賣“卡車”的公司。
14、Dan Strumpf：Matt剛才也提到，華為發展到今天已經是有著十幾萬員工、業務遍及全球的公司。面向未來，華為在管理方面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未來您真正退出華為舞臺后，您希望華為成為一家怎樣的公司？
任正非：華為公司三十年來從小公司走向大公司，走的是中央集權管理的道路。這樣的做法會使機關總部越來越龐大、越來越官僚主義，那么公司遲早會由于不堪重負而垮掉。我們阿根廷會議叫“合同在代表處審結的試點會議”，改革的要點就是把決策權力交到最前方，逐漸讓前方的人員職級、能力都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如果前端確實有很多能擔負起責任的高級干部，那么往公司后端的流程就可以大幅度縮短，機關就不需要這么多干部。機關就會精簡，減少官僚主義，減輕供養負擔。為在代表處完成合同審結這樣的改革，我們計劃用五年或更長的時間來改變。機關會變小，辦公室里沒有那么多高級干部，多數是一些職員。這樣把頂上重重的帽子卸下來，華為公司的管理倒轉180度，就會獲得新生。
這是向美國學習的。美國軍隊就是這樣，到五角大樓的人可能沒有前途了，到前線的升官很快。我們也要走這條道路，否則誰愿意到艱苦地區去奮斗？
Matt Murray：您希望未來華為的員工都不待在深圳？
任正非：是，現在非洲工作的員工雖然價值創造沒有廣州的員工大，但是他們的工資待遇是廣州員工的數倍。
15、Matt Murray：像華為這樣的公司，要找一個能替代創始人的人難度有多大？您提到跟美國公司類比，許多美國公司要做到這一點是非常難的，不知道華為怎么樣？
任正非：有些美國公司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把命運系在一個人身上。他的安全關系股市價值，他們走哪里，認為不能坐民航機，因為民航機不安全；還要帶保鏢，因為他的“腦袋”就是華爾街的錢，“腦袋”沒有了，華爾街就垮了。
在我們公司，我實際是一個傀儡，我在與不在對公司沒有那么大影響。當年我們向IBM學習管理變革時，IBM顧問跟我講“管理變革最終就是把你“殺”掉，讓你沒有權力，你有沒有這個決心？”我說我們有。十幾年內，IBM數百位專家在這里幫助我們變革，華為今天走成這樣，IBM給我們奠定了很重要的組織結構和管理基礎。
權力到哪里去了？按流程配置了，反而基層干部權力很大。比如，服務員權力大，說“要瓶可樂”，他們就可以拿瓶可樂來；我要瓶可樂，沒有流程支撐，只得自己掏錢。所以，我們向西方學習變革中最成功的一條是我虛位了，下面有各種組織，他們都被賦予了不同權力在循環著，誰都會挑起公司發展的擔子來。我們現在把權力的改革倒過來，讓基層更有權力，如果這點穩定下來，后繼者無法重新改回中央集權。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會比較穩定。
16、《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社長鄭子揚：您剛才提到華為結構的調整，阿根廷會議應該是重要的一環。您在聽說女兒被捕后，還是決定去阿根廷參加會議。這個會議對華為來說到底有多重要？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在您女兒剛剛被逮捕的時候，您還是決定完成工作去參加會議，這似乎顯得有些無情。
任正非：阿根廷是經濟困難的國家，通貨膨脹非常嚴重。拉美地區部前任總裁已經開始對阿根廷代表處試點改革，他調回機關，換一個人接替時，我們沒有更換改革試點。改革的名稱叫“合同在代表處審結”，以前合同的關閉是由公司機關來決定的，現在授予代表處決策權、分配權，他們煥發了積極性。在前所未有的困難的外部環境中，這個代表處做出了很大成績，證明試點改革是成功的。現在我們公司有二十多個代表處正在向他們學習推行改革，預計明年代表處會有一定規模化的鋪開改革。在提高效率的基礎上，人員會大規模減少，為了避免大規模裁員，我前幾天簽發了一個文件，在戰略預備隊預設了1萬個編制、10億美元預算，被精簡的人員不是辭職走人，而是回到戰略預備隊來，經過學習、考試合格以后，有機會再往前派，再從事新項目，以此保證公司平穩的改革過渡，避免過度裁員。
17、Neil Western：你們為什么把會議地點選在離G20峰會如此近的地方？
任正非：這與G20峰會毫無關系，那個時候也訂不上房。是在他們開完會走了以后我們再開的，是因為選擇天氣好的時候，錯后了一些時間，在一偏避的風景區，一個叫“小小酒店”的高級酒店。
Neil Western：那時候您女兒剛剛在溫哥華被捕，那次的行程對您自己個人也是有風險的，當時您是怎么考慮的？
任正非：肯定會有風險，如果我都怕風險，其他人怕不怕呢？還是要前進的，我從迪拜轉機過去，迪拜還是很開放的。
Dan Strumpf：您當時和女兒聯系了嗎？阿根廷會議對您來說非常重要，您非去不可，但在會議之前幾天您的女兒，也是華為的CFO，在加拿大被捕了。您當時有哪些想法？您覺得痛苦、悲傷嗎？有沒有聯系孟晚舟？
任正非：忘了。當時我只想把會開好，好像沒有其他想法。
Eva Dou：我們來聊聊孟晚舟的名字。您生日那天，她給您寫了一封信，署名是“豬兒”。為什么取這個名字？
任正非：因為她小時候很貪吃，長得胖乎乎的，像小豬一樣，從小就叫她“豬”。我的小女兒因為喜歡毛茸茸的玩具豬，把自己稱為“豬”，把我們叫做“豬爸”、“豬媽”。兩個小孩都叫“豬”，以前我沒有聯想過，最近一想，怎么兩個小孩都是“豬”呢？也是巧合。
18、Neil Western：在過去一年，華為的問題跟中美貿易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過去一年，您有沒有和***主席或者中國的首席談判代表劉鶴溝通，討論怎么解決華為和美國的問題？
任正非：中美貿易談判與華為沒有任何關系，因為華為在美國沒有銷售，關稅加到1000%與我們也沒有關系。所以，我也不會關心中美貿易談判怎么樣。
Eva Dou：華為只是一個籌碼。
任正非：是它抓錯了籌碼。我們不會做籌碼，因為我們沒有美國也能生存下來。
19、Matt Murray：我可以作證，因為我親耳聽到中國政府在討論美國貿易談判時，表示支持華為，還問了我和其他記者，為什么美國要給華為這么大壓力，到底出現了什么問題。中國政府說這對華為不公平，他們的確表示支持華為。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沒有看到這個新聞。我們不需要美國撤銷實體清單，實體清單永遠保留好了，沒有美國也可以生存很好。但是我們仍然會擁抱全球化的，美國公司供應器件，我們歡迎；如果沒有供應，我們也能生存下來。
Matt Murray：華為過去一年業務發展很好，而且一年以來，華為一直在跟美國的供應鏈進行脫鉤。您現在也在說華為在可見的未來不需要美國。是不是說無論中美貿易談判得怎么樣，就算美國又對華為開放了，華為都不會和美國合作繼續往前走？
任正非：我們不會脫離全球化，會堅定不移擁抱全球化。當然，這只是我們的理想，如果美國不給我們提供這種條件，我們自己生存也沒有問題。我們在5G基站、傳送、接入、核心網已經可以沒有美國零件了。當然我們還有一個版本是可以有美國零件的。
20、Eva Dou：問一個歷史問題。這些年歐美很多客戶懷疑華為有沒有政府背景或者政府投資。請問90年代華為曾有個子公司莫貝克，是各個省市的電信局投資的。過了幾年華為業務好起來了就把他們踢出去了。之后一直就沒有投資機構在華為。能不能解釋一下為什么那個年代設有莫貝克，之后就關閉了？
任正非：第一，莫貝克是一個電源公司，電源在我們公司是一個邊緣化產品。第二，1992年開始，中國在金融上嚴格控制。為什么？80年代末期金融泡沫，中國通貨膨脹非常嚴重，中央在1993年嚴格剎車，禁止銀行貸款，貸款無論是否到期都要強制收回去。在那個時代，我們想把電源單獨做賣掉掙點錢，也沒有那么多錢發展。我們就找電信局三產公司來投資，第三產業也叫勞動服務公司，是一種集體所有制的公司，它是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產生的“怪胎”，國有企業一些多余的人沒地方去，就搞到勞動服務公司去，他們也需要一些機會。我們與他們集資把電源業務做大了，大概幾年以后以7.5億美元賣給了美國的艾默生公司，大家把錢分了，公司就散伙了。大家說還要繼續干，我說我挑不起這個擔子來，就散了。
21、Matt Murray：任先生，您在職業生涯中看到了很多的變化，現在5G部署也正在加快進行。展望一下未來十年的技術發展，5G之后還有什么？還有哪些技術會帶來更具革命性的變化？
任正非：嚴格來說，不要說十年，三年以后這個社會是什么樣子，我都想象不到。在幾年前，我們能想象得到手機可以上網嗎？喬布斯一個人就改變了這個世界。互聯網真正發達起來，應該是因為手機無線上網。5G以后，最大的機會窗應該是人工智能，未來社會變成什么樣子，還是不可想象的。你們參觀了我們的生產線，只是用了很少部分的人工智能，在少量環節使用了人工智能，已經很少看到人了。再進一步，人會更少。
現在我們的生產系統引進了很多數學家、博士，工藝與質量管理，計劃調度有了非常大的進步。所以，生產一系列活動都是24小時全排好的，機器人排隊把指定物料在指定時間送到指定地點。連續生產已經有一定轉變，十年以后整個世界發生什么轉變，還不是搞得很清楚。
目前在生產過程中最大的人工智能運用是芯片的生產，規模和水平還在美國。如果其他工業也像芯片的生產方式，生產效率會大幅度提高。若果能人工智能方式生產的產業，會回歸西方；不能人工智能方式生產的企業會尋找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所以，要適應未來新的社會，每個國家最大問題是提高教育水平。
Matt Murray：聽您的邏輯是如果不提高教育水平，工人會被AI代替？
任正非：對，有高技能文化的人才能駕馭。
Matt Murray：非常感謝您今天給這么多時間回答這么多的問題，感謝整個華為團隊對我們的招待，我還想表揚一下口譯員，今天寫了太多字，手下來一定會抽筋。非常感謝你們接待我們。
任正非：歡迎你們明年這個時候再來，看看我們的身體是否健康，也可以隨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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