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在美國激活禁售令以來，迎來了第一個國際電信日。中興事件發生前，美國輿論界正在大聲驚呼中國將在5G領域領先于美國，美國必須有所動作了，這個時機點耐人尋味。

近幾年，中興通訊調整戰略、聚焦資源，通過一系列技術上的突破和商用實踐上的領先，成功打造成全球5G先鋒代表企業。在大多數人眼中，5G只不過是移動通信網絡繼3G和4G之后的又一次升級，到底有什么了不起？

5G，英文fifth-generation的縮寫，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的定義，5G網絡要能提供至少20Gbps的速率、時延1毫秒、每平方公里100萬連接、網絡穩定性要在99.999%。5G定義的三大應用場景分別是eMBB，mMTC 和 URLLC。

eMBB：增強移動寬帶，可應用于3D/超高清視頻遠程呈現、可感知的互聯網、超高清視頻全景傳輸、高要求的賽場環境、寬帶光纖用戶以及虛擬現實領域。

mMTC：低功耗超大連接，對傳輸速率和時延的要求低，但要低功耗，待機時間要超級長，這一特性是面向大規模的物聯網連接應用的，比如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

URLLC：低時延高可靠，對時延的要求性非常高，要控制1ms之內，可應用在無人駕駛、工業控制、遠程醫療等業務上。

5G技術的優勢還體現在網絡信號的覆蓋率會變得更加寬廣，像地下、高山、偏遠地區等弱信號的地方都能輕松上網，5G還可以將更多的頻譜資源利用起來，可利用資源豐富了，成本自然也會降低，也許有一天1G的流量只需要1毛錢。

更重要的是，5G不是簡單的移動通信技術的升級，它拓展了無線通信的邊界，促進各行各業的轉型，面向的是萬物互聯的未來社會，5G網絡基礎設施會變得像水、電和空氣一樣，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也牽動著整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安全。

而且，5G會成為一個創新的平臺，各行各業、開發者們會在這樣的網絡上開發更多的創新應用，基于手機、工業機器、家居家電、汽車、鐵路、醫療、能源等等，5G網絡會成為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的神經系統，帶動其他行業創新力和競爭力的基石，提高社會生產力，這就是全球多個政府和產業界都很重視5G發展的根本原因。

標準的明爭暗斗

除少數幾個國家外，全球大部分區域規劃的5G商用時間點是2020年，目前各國政府、行業組織都卯足了勁，從標準、頻譜規劃、技術試驗，到具體的基站建設、公共設施資源共享等各方面統籌協調，力爭在商用前力助本國企業在競爭中取得先機。

其中，5G標準制定是重中之重。有句俗話：“一流企業定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賣技術、四流企業做產品”道出了市場競爭的本質。

5G標準的制定組織是3GPP，這是全球最大的一個國際化標準組織，它主要依靠加入這個組織的成員公司來制定標準。3GPP由全球七大標準制定組織合作形成，這七個標準制定組織分布在世界各大州，包括日本無線工業及商貿聯合會、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美國電信行業解決方案聯盟、日本電信技術委員會、歐洲電信標準協會、印度電信標準開發協會以及韓國電信技術協會。各組織一方面牽頭該區域的企業合作，另一方面與3GPP協作，制定總體政策和策略，以及技術規范、產業政策等，3GPP負責準備、批準、增強和維護全球適用的標準。

3GPP成員公司來自很多領域，包括運營商、設備制造商，終端制造商、芯片制造商、學術界、研究機構以及政府機構等等，所以3GPP是一個覆蓋領域非常廣的成員組織。每一代技術的制定分多個技術規范組或工作組完成，每個組的主席和副主席是從3GPP的成員公司中選出。

在標準制定過程，每家成員公司都是先研究，再向標準組織提交技術方案，然后標準組織召開會議進行充分的技術討論，成員公司共同選出最優秀的技術方案，并根據這些方案設計出完整的通信系統。如果自家公司研究的那個技術能成為統一標準，那么這家公司就能獲得競爭先機，可以先落地應用。如果統一標準是別家提供的方案，自家公司就得從頭開始研究了。行業里有句話很形象，叫“標準組織搭臺、企業唱戲”。而且，在研究技術的過程中，企業還會積累專利，專利的重要性應該眾所周知，這里就不展開了。

“1G空白、2G跟隨、3G突破、4G同步、5G領先”。這形象說明了中國通信發展從一無所有，到逐漸走向引領之路的歷程。

每一代技術標準的形成背后都有企業艱苦卓絕的努力，經過萬分殘酷的斗爭。和以往不同的是，中國公司在5G標準制定中有了更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美國時間的 2016 年 11 月 17 日，在 3GPP RAN1 87 次會議的 5G 短碼方案討論中，經歷了無數場的討論、對峙和站隊以后，中國陣營（中國移動、華為、中興、vivo、OPPO、小米、阿里巴巴、聯想、大唐電信等）支持的方案，戰勝了美國陣營（高通、英特爾、三星、諾基亞、Verizon等）支持的方案，成為5G控制信道的編碼方案。

這個很了不起，編碼和調制是無線通信技術中最核心最深奧的部分，被譽為通信技術的皇冠，體現著一個國家通信科學基礎理論的整體實力。要知道，3G、4G 時代，在最底層最核心的編碼方案這一塊，中國基本無力參與，而5G時代不一樣了。5G標準之爭在有些方面其實變成了中美之爭。

這只是標準之爭的其中一幕，5G標準的形成過程中要確立多個方案。中興作為中國陣營的一家企業，中興的專家正活躍在全球舞臺上，目前已經在5G領域打造了一個全球化的標準團隊，團隊成員分布在7個國家、17個城市，團隊里有業界頂尖的人才。中興正在多個5G標準組織里積極參與。

2017年12月，在里斯本3GPP RAN全會上，中興通訊和業內其他29家主要廠商共同見證了5G NR首個版本的標準凍結，2018年6月份，3GPP還將完成3GPP 5G SA（獨立組網）的技術標準。在這個過程中，中興針對5G標準的技術提案提交了3500多篇，在全球已經擁有的5G專利超過了2000件，處于行業領先的位置，絕對稱得上5G領域的先鋒企業。

將技術推向市場

有了技術上的突破以外，更難的是如何向市場推廣，客戶樂意采用你的技術。客戶需要考慮技術成熟度、系統穩定性、成本、配套的產業鏈是否成熟等等。

過去，國際市場上對中國企業最多的詬病是山寨他們的技術，把成本壓低，以此獲得競爭優勢，基本采取的是跟隨戰略。

但中興走成了把創新產品成功推廣的路子：2014年，中興獨創性的把5G的關鍵技術Massive MIMO應用到了4G LTE產品，推出了中興Pre5G解決方案，數倍提升了4G產品的頻譜利用效率，并且還不用消費者換終端。這是獨僻蹊徑的做法，全球移動通信行業權威組織GSMA把2016年的“最佳移動網絡技術突破”以及“首席技術官之選”授予了中興。在以前，這兩項大獎基本是由西方廠家把持著。

后來，中興這款產品也在日本大規模商用，要知道，日本市場一向以技術要求嚴苛著稱，而且日本人口密度高，網絡也具有超高密度的特征。日本運營商迫切希望最大化網絡頻譜利用效率，最大化網絡頻譜利用效率，Massive MIMO正逢其時，可謂開啟了無線通信的新方向，日本專家說，Massive MIMO是實現5G的關鍵技術。

這是其中一項5G技術的商用歷程。未來5G網絡的建成，每個運營商都有自己的部署節奏，或者基于現有的4G網絡進行演進，或者單獨建一張獨立的5G網絡。中興既有針對演進的方案，也在推動獨立方案的落地。

2017年11月，中興攜手合作伙伴，用他們基于3GPP標準開發的5G方案和產品，成功實現了全球首個端到端的5G新空口系統互通，這說明他們從系統到終端，已經面對商用做好了技術上的準備。

2018年4月，中興再次聯合合作伙伴在國內打通了基于3GPP5標準的，5G首個通話，正式開通了端到端5G商用系統規模外場站點，這說明中興5G方案已經在現網上得到驗證，隨時可以商用了。

所以，GSMA專家認為，中國已成5G產業事實上的領跑者，中國公司在5G領域的專利優勢遠超3G和4G時代。2017年開始，美國多家主流媒體，包括領先的咨詢公司紛紛報道，發表了多篇“中國會在5G方面占主導地位”，“目前美國在5G整體準備方面落后于中國”的結論。在這樣的輿論下，美國政府出手了。

逆流而上的中國力量

2018年3月14日，因為收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禁令，總部設在新加坡的芯片企業博通宣布放棄收購高通。博通之前為了收購能獲得美國政府批準作出了很多努力：開放安全審查、宣布要把總部遷往美國、提高收購報價等等。

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擔心的是，基于歷史記錄，博通在收購一家企業之后，通常會削減研發投入，這將損害高通在5G技術及標準制訂方面的領導者地位，眼下愛立信、諾基亞等西方公司正是疲軟之際，這會留下空間增強中國公司的實力。從理論上來說，讓華為和中興等中國公司在無線通信的發展方向中占據主導，將危害美國的國家安全。

今天我們已經站在了5G時代的門口，5G對人類社會的改變可能是顛覆式的，誰掌握了5G可能就掌握了未來社會的入口，而這個入口會為國家帶來非常大的自主權、話語權和非常豐厚的利潤。中興立志5G先鋒，瞄準的是廣闊的市場前景，背負的是涉及國計民生的力量，當然也有望成為助推生產力增長，成為新經濟社會的脊梁。同時，中興作為5G先鋒的先行先試，告訴世界“后來者是有機會居上的”。

美國在中興主動上報、自查自糾、委托第三方律所獨立調查且明確在4月30日上報結果之前的 4月15日匆忙決定對中興激活拒絕令，處罰在程序上有瑕疵的。其實這背后源自美國對中國在通信技術上崛起深深的警惕和擔憂。

5月17日，商務部發言人再次指出，中方注意到美方對中興通訊的言論，希望公正地解決此案。目前，無論是中美貿易磋商，還是中興事件，事態在朝著向好，向積極面發展。中興通訊堅持合規合法、堅守商業信用，全體員工更是團結一致、堅守崗位，力爭事件的解決。我們相信，作為5G先鋒，中興有望加速重回戰場，再次托起中國脊梁，取得更多令世界矚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