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 市 簡 史

6000年前，蘇美爾人在兩河流域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烏爾城。《圣經》中記載，烏爾城是猶太人始祖亞伯拉罕的出生地，亞伯拉罕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先知。至今這里還保留著精美絕倫的神廟等歷史遺跡，是人類文明起源的有力見證。

公元前8世紀開始，古希臘各地相繼形成了200多個以城市為中心的城邦。在雅典，隨著新興工商業者階層的日益壯大，他們聯合其他平民，和氏族貴族展開斗爭，使雅典城邦最早走上了古代民主政治的道路。在整個農耕時代，每個城市和它控制的農村，構成一個小單位，形成相對封閉、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總體來說工商業僅處于萌芽階段。

經歷了上千年發展緩慢的中世紀，十四世紀歐洲各城市興起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新教改革、大航海孕育出了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其后，城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工業革命讓科技快速應用于生產，越來越多的工廠在城市建成。隨著農民不斷涌入這些城市，城市化現象也開始由工業革命起源的英國向世界各國擴張。

僅僅在 200年前，美國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只有不到 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而今天這一比例已經超過 80%。即便是所有國家中或許最貧窮的布隆迪，其城市人口比例也已經超過 10%。2006年，全世界已經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了。中國的城市化率伴隨著改革開放40年，從20%上升為現在的60%。

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普及讓人類進入了信息社會，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的深化發展將會把人類帶入智慧社會，并最終形成數據流動人機協作式的自治閉環。

對于智慧城市，悲觀主義者看到的是反烏托邦式的噩夢：機器人奪走了人類的工作，人類處于一種被永久監視的狀態毫無隱私可言，自由意志和獨立人格隨之泯滅。

在未來的自治社會里，智慧城市將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的基石，我們不再單純的追求規模的擴張和財富的增長，全社會將根據代碼定義的共識，彌補工業文明的不足，跟自然界和諧共處，給人更多的自由和幸福感，讓萬物互聯來不斷治愈這個世界！

城市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 Edward Glaeser）在其著作《城市的勝利》中描述，與過去200年間的人口爆炸式增長相伴隨的，是地球城市化的高速發展。城市是我們發明的用于推動和促進社會互動與人類合作的天才機制。人口和城市增長緊密相連、相互促進，最終使得我們在地球上占據了統治地位。

產 業 動 能

1 規模效應

在自然界，規模效應具備天然的優勢。譬如一只體重為老鼠的 100倍的貓只需要 32倍于老鼠的能量便能夠維持生命，這是克萊伯定律的非線性特征所產生的規模經濟的典型例子。如果一只動物的體形擴大一倍，它無須增加一倍的能量來維持生存，而只需增加 75%的能量。

我們共同的祖先現代智人大約在5萬年前走出非洲，他們生活在經常遷徙的小團體中，以采集、漁獵、畜牧為生。1萬年前隨著第四紀冰期的結束，古人類定居在土壤肥沃的平原開啟了農業時代。隨著氏族村落演變為城市，人口規模空前增長。城市帶來的規模效應，推動了人類生產力和文明的發展。

尤其是進入工業社會，機器化大生產代替了手工勞作。為了滿足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工業社會摧毀了土地對于農民和農奴的桎梏，為城市提供龐大的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工業化推動城市形成更大的生產能力，更多的勞動力以及更強的市場消費能力。城市的規模效應又進一步促進了工業經濟的發展，形成一個彼此促進的正向循環。

規模效應使得一同工作的我們，付出同等的個人努力，能夠獲得更多的成果。城市規模增加一倍，會使得城市中的人均工資、財富和創新增加約 15%。城市越大，帶來的社會活動就越豐富，機會越多，工資越高，享受好餐館、音樂會、博物館和教育設施的機會也更多。個人利益和企業利益都隨著城市規模的增大而增加，成為了全球城市化持續爆炸式增長的潛在驅動力。

工業革命后，歐洲人均GDP兩百年間增長了50倍，但同時也出現了歷史上最拜金、最貪婪、最商業化、最斤斤計較的文化，工業社會對于追求私利以及物質的占有欲給予了前所未有的正面評價。

借助大規模生產和大眾消費，積極地鼓勵享樂主義生活方式，規模效應也造成了很多空間利用的不經濟。每個家庭擁有兩輛汽車不再代表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成為生活成本的一部分，隨之而來的道路擁堵、擴建停車場、空氣污染等產生了更多的社會成本。

不同于工業社會中物理空間形態主導的城市，智慧社會的神經中樞是城市大腦。智慧城市通過高效的數字孿生系統能夠縮短城市中心與邊緣地區的邏輯距離，從而支撐城市更大規模的地理擴張。過去大量依賴于高成本人力的城市物理活動將通過數字化云端的方式實現。

智慧城市基于數據的開放共享，將提高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從而有效降低城市的運營成本和環境治理成本。大家熟悉的政府服務大廳，原來大眾辦事情要提供各種證明材料，譬如要去打印社保參保證明，現在杭州政府把帶有電子公章的社保數據存在云端，可以供各部門共享使用，據統計半年來這個接口被調用了一百多萬次，相當于公眾少去服務大廳打印了一百多萬份的紙質證明材料。

兩百多年來工業經濟一味擴大產能推動城市的規模效應，如果不加以節制，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就將自取滅亡。工業社會在很多領域里已徹底世俗化，甚至科學也不再以追求真理為己任，變成了更加強悍的生產力。未來智慧城市最深刻的驅動力之一是在發展可持續和信仰神圣化的基礎上追求規模效應，從而讓人類重新獲得生命的意義并抵制死亡的虛無。

2 網絡效應

相對于其他生物，語言的力量使得我們產生了超越規模效應之外的網絡效應。十萬年前的現代智人之所以能在演化中最終勝出，很大的原因是口腔和喉部基因的突變進化出了更加豐富的語言能力。語言能力的提高使我們相對其他原始人類，具備更強的信息交互和團隊協作能力，3萬年前隨著智人的足跡遍布全球，其他早期原始人種隨之滅絕。

農耕社會的經濟生產所需要的信息比較簡單，而工業生產對于信息傳遞的要求大大提高，于是每個國家都競相開展郵政服務。郵局成為了當時一種富有想象力和社會意義的發明，美國演說家愛德華·埃弗里特（ Edward Everett）說：“我不得不承認郵局僅次于基督教，它是我們現代文明的右臂。”

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工業社會中的等級層次也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網絡化系統。城市不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而是一個網絡。信息處理的成本和效率成為一個城市水準的關鍵指標。日益廉價的通訊網絡構成了城市網絡效應的強大推力。

現在我們很多的智慧城市項目進展緩慢，投入高成效低，主要原因在于沒能發揮出現代城市應具備的網絡效應。智慧城市的建設和過去工業城市的基建幾乎等同，效率很低。政府是采購方，供應商挖空心思怎么滿足他把錢掙到手，很難產生持續的連接。

網絡效應強調的是用戶思維，需要持續的連接、持續的使用。這種停留在工業化時代的交易的關系，決定了智慧城市還在一個緩慢的爬坡期，產業的迸發期還有待時日。如果把項目工程實施的內容模塊化產品化，使得智慧城市從傳統項目型業務向產品型業務轉變，將極大的提高項目開發和實施的效率。

物聯網時代，數據將取代各種其他資源成為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未來智慧城市電力的90%以上會被用于數據的計算。數據通過開放共享、自由流動，能夠產生更強的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對于數據的運營將使我們的智慧城市的建設投入從成本中心轉成收益中心。

目前圍繞智慧城市的項目更多是為城市管理部門服務的，幫助這些部門對城市進行管控和運維。今后應該從設備的實際使用者出發，給用戶帶來更多的便利和更個性化的自我掌控權，真正做到以用戶為中心，同時通過數據的流動挖掘更多潛在的需求。

智慧城市要產生足夠的網絡效應，需要更加統一規范的標準。工業社會的主要驅動力是規模效應，因此工業經濟帶來的是各設備廠家各自為政，不存在設備之間的互聯，靠各自的規模優勢降本增效取得成功。

這種規模優勢卻抵消了網絡效應所能帶來的整體最優化。今后的城市需要建立一個獨立標準的智慧城市操作系統，讓所有的硬件設備應用軟件連接在同一個生態系統下，這樣可以避免早期各自為政的資源損耗。

如果工業城市的運營像一臺機器，智慧城市更應該像一個生物體，城市具備了視覺聽覺和自然語言處理能力，有用于算法精進的城市大腦和連接更多設備的神經系統。

3 共生效應

在基林群島邊平靜的海水里，珊瑚礁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讓達爾文感到不可思議。在一個極小的珊瑚礁空間里，生命形式的數量卻大得出奇。與之相比，在廣闊的大海里，生物多樣性卻少得可憐。珊瑚礁里的生物多樣性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環境非常有利于各種生態零部件的重組和創新，促進生物的演化。

人類社會也一樣，當農耕社會轉化為工業社會時，封建的等級層次便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網絡化系統。如果社會以市場的運作為中心進行其他層面的構造，而不是以城堡、修道院等為中心，那么這個社會的決策權就更廣泛。

現代城市的創新能力，遠遠超過過去的封建城堡。18世紀的英國咖啡館孕育了無數啟蒙時代的創新。20世紀 70年代的美國，一群業余愛好者、青少年、數字化企業家和學術科學家們聚集在家釀計算機俱樂部，成功地引發了個人電腦革命。

一個企業乃至一個社會，如果不能與創造者共享利益，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喚起全體成員的熱情，作為公共服務的智慧城市就更當如此。互聯網平臺的開發運營起初只需要依賴一個團隊，通過早期大規模的補貼投入，一旦進入運行穩定期，平臺將獲得豐厚的利益回報，而平臺的其他參與方只能靠微薄的利潤勉強生存。我認為未來的智慧城市中，平臺方將是更加協同的共生體，協同的效率和利益分配機制將成為制勝的關鍵要素。

智慧城市意味著，連接不再局限于信息傳播層面和商品交易層面，生產和生活本身的一切硬件設備都將被連接。物聯網平臺的主要能力包括：設備接入、設備管理、安全能力、規則引擎、數據分析、邊緣計算等。

智慧城市需要有很多不同的模塊化供應方協同合作，基于比特的數字經濟的極客，和基于原子的工業經濟的極客，需要跨界協作。物聯網平臺的共生效應就是所有的參與方都能夠共同獲利，不再是中心化的一家獨大的分配機制。

很多人認為，智慧城市等同于智慧政府，這種觀念忽略了公眾和極客作為重要的參與方對于智慧城市系統的價值。如今智慧城市中的各種功能，包括交通、電力、治安、購物、支付等，都是公眾的實際使用參與才形成了一個不斷優化迭代的閉環，公眾既是數據的生產者又是使用者。

6000年前開始出現的城市是新興的復雜的社會網絡系統，它的成長壯大是居住其中的人們持續互動，并因城市生活所提供的反饋機制而不斷提升和進化的結果。

數據的共享與開放是建設智慧城市的基礎，智慧城市是一個由政府、極客、平臺、公眾反復試錯和互動出來的成果。通過政府的聚合，極客的眾包，平臺的運營，公眾的使用，智慧城市將整個運營體系可編程。所有的編程代碼都是很透明的形成一套共識，大家按照這些共識鼓勵更多的參與方都進來，形成一個利益共享的生態。

柏拉圖的理念論認為世界是由不變的秩序、規律、邏輯等所決定的，這些理念可以由數學表達出來，理念世界優于并決定著現實世界。智慧城市需要做的就是用數據和代碼打造出這樣一個理念世界，用軟件定義新的數字文明，最終實現整個社會的自治。

來源：物聯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