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國從中央層面，自上而下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目前我國已經超過500個城市在進行這方面的建設。但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特點，究竟如何探索出適合自己的建設道路，是擺在每個城市決策者面前的一道思考題。

作為亞洲地區，甚至是全球范圍內智慧城市建設的領先者，中日韓新四國在智慧城市建設上的不同路徑，各不相同，其依據是什么，又有何成果值得學習借鑒？下面我們將根據公開的資料進行分析，總結四個國家在建設方式上的不同特點。

首先，從智慧城市的建設類型上，大致上分為兩種類型：

一是日本以能源管理、使城市具備可持續性發展能力的智慧城市建設類型。節能減排，具備抵抗自然災害是其主要特點。

二是以中韓新三國為代表的，以數字技術為依托，建設智慧城市的類型。而這三者，又可以細分為兩類。其中，中韓兩國均是以技術手段部署應用程序，用以解決城市發展中的問題。而新加坡因為其是城市國家，其產業以信息和通信業、金融業為主，這些產業與數字技術的關系較強，因此整體上其智慧城市計劃同時也注意產業、人才等方面的發展。

日本：從能源管理、彈性城市出發

就日本而言，日本之所以選擇以能源管理、彈性城市建設為出發點，與其國家的發展緊密相關。根據有關資料，日本社會老齡化程度嚴重，2018年老齡人口占社會總人口超過28.10%。這對國家、經濟發展形成巨大的負擔。

同時，日本是個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對資源、能源的使用需要進行精細化管理。某種意義來說，這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然要進行的。此外，頻繁遭受自然災害的侵襲，也使得日本對彈性城市建設具有強烈的需求。

因此，以上這些促進了日本政府積極建設資源節約型的社會。作為這些建設項目的一部分，成千上萬的住宅配備了家庭能源管理系統，在橫濱市大部分地區也引進了電動車和可再生能源。

日本在節能減排方面的建設，值得中國很多城市借鑒。簡單來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到如今的程度之后，此前支撐中國發展的紅利要素，包括人口、環境、能源都正在轉變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因素。比如同樣是人口的老齡化。根據資料顯示，2018年當前我國老齡化人口數量已經占中國全社會人口的17.9%。

同樣，環境的破壞與能源的過分消耗也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形成制約。當此智慧城市建設之時，我國城市需要在這方面進行重點建設、重點探索。

在此方面的建設，不僅需要輔以相應的數字技術，用以實現對能源、資源的有效管理、監控與使用，同時還需要調動城市居民積極參與到其中。

新加坡：城市虛擬化

在這一方面，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建設值得我們參考學習。新加坡是城市國家，相較于中國、日本和韓國，其智慧城市開啟得更早，也設計得更為精細。

新加坡早在1992年就提出了“智慧島計劃”，2006年啟動了“智慧國2015”計劃，其智慧國核心的理念是“3C”：連接（Connect）、 集（Collect）和理解（Comprehend），強調在通信網絡、傳感網絡建設的基礎上，進行數據的分析 和共享。

同時，新加坡還以城市居民為抓手，通過公共服務平臺建設，來調動公民參與城市建設。REACH（Reaching everyone for active citizenry @ home）機構是新加坡政府在1985年成立的，目前已經演變為特定的電子互動平臺，以電子手段來鼓勵居民參與關鍵政策的制定。

當前，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為實現這類目標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方式。不過，需要強調的是，技術的使用關鍵并不在于技術是否最先進，而在于是否能夠真正反映城市居民的實際需要。以智慧交通為例，新加坡的交通APP通過公交刷卡記錄來判斷每輛公交車的擁擠程度，非常人性化。但相較之下，當前我國許多城市在電子公交信息的呈現上都做得不夠完善，甚至缺乏相應的信息。

此外，新加坡還在將整個城市（國家）轉化虛擬化，亦即在網絡世界中呈現一個數字化的新加坡。這樣不同的城市管理部門可以根據該模型實現對城市的管理，比如根據建筑物的分布判斷其如何影響城市交通，停車位該如何調整;根據建筑的布局如何調整城市的能源效率、植物種植等。

由于新加坡在數字技術的廣泛布局和利用，因此被稱為全球智慧城市技術準備、采用最充分的城市。當然，這與新加坡較早發展，其國家的信息和通信產業較為成熟發達，信息化一直處于全球領先地位有關。

中國是數字技術應用的后起之秀，基于龐大的人口和海量的應用程序，中國也正成為這一領域的領導者。中國能否像新加坡一樣精細化地運營一個城市，將是城市決策者與建設者的挑戰。

與新加坡同樣擁有良好數字基礎設施的韓國，自1980年代以來，在通訊技術，半導體制造和互聯網技術方面已躋身全球前列。而近期大火的5G技術中，韓國亦是全球第一個開啟“5G通信”的國家。

韓國：利用數字技術提高政府的決策能力

但韓國近年來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上，卻走了一定的彎路。號稱全球最智慧的城市松島，雖然其城市服務智能化水平較高，但因此也導致過高的入駐成本，使得城市淪為只為富人服務的城市，將大量的城市居民拒之門外。這一點值得智慧城市的建設者警惕。

不過，從另一角度上看，亦即通過松島的建設，使其成為智慧城市建設的樣板，最終實現讓韓國成為該領域技術與設備的主要出口商。就此而言，松島的智能化水平成為了很好的展示平臺，也是成功的。

此外，在利用數字技術以提高政府的決策能力，韓國亦提供了成功的案例。根據OECD 2018年的一份報告，一場腐敗丑聞導致政府的信任度驟降至新低。為此，韓國政府利用創新手段，重新贏得了城市居民的青睞，并重塑了決策的方式。

政府在國家一級層面上，提出一項為期100天的計劃，要求公民針對減少腐敗、提高效率和彌補公共服務提供方面的差距，貢獻自己想法和創意。最終該項目總共收集到180，706條建議， 其中1，700 多項已被納入政府政策。

通過以上對三個國家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國家在智慧城市領域的建設具有不同的取向。中國大陸城市的智慧化建設，雖然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自上而下，全面覆蓋，表現出一派熱烈的繁榮景象。尤其是大量的互聯網企業參與其中，龐大的人口又為這些應用的進一步改善與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發揮提供了用武之地。

但同時，這些城市的建設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比如各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設規劃整體上大而全，面面俱到，覆蓋了城市建設、管理與人民生活方方面面，但在建設上又往往采用相似的解決方案，亦即政府為主導進行投資建設，企業參與為輔，從相似的領域切入智慧城市建設，注重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但在公眾參與的引導與調節上不足。缺乏對自身城市特點的研究，并制定相應的建設計劃，可能容易導致投資建設的浪費。

尤其是對于中小城市，面對智慧城市建設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如果投入的建設無法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轉變成為城市的財富與機遇，那么智慧城市的建設將難以起到促進城市發展的目的，更談不上為城市居民服務。

在當前中國新型智慧城市成為新的建設中心，如何圍繞城市居民的實際需求提供相應的服務和建設，城市的決策者與建設者，不妨多多借鑒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建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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