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金融科技的不斷更迭和進步，全球央行面臨的挑戰不再僅是如何讓貨幣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效力，私人部門參與的數字貨幣發展新趨勢，正在撼動著央行賴以存在的基礎和權威，令各國央行充滿擔憂和警惕。

在11月10日召開的第十屆財新峰會上，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詳細闡述了全球性穩定幣存在的風險，以及中國央行要先發制人推出數字貨幣（DCEP）的政策考量。

不同于比特幣等加密貨幣所存在的幣值高波動性、投機炒作盛行的缺陷，臉書推出的Libra更像是非主權數字貨幣的2.0版本，也就是全球性穩定幣。按照Libra的愿景，通過與一組資產進行掛鉤來穩定幣值，借此推動全球支付向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普惠的方向發展。

穆長春表示，全球性穩定幣對公共政策和監管形成了諸多風險，比如法律確定性、治理、反洗錢、反恐融資、反大規模殺傷武器監管、支付系統安全、市場穩健、個人隱私與信息保護、消費者/投資者保護、繳稅合規等。如果穩定幣擴展到全球范圍，將放大其對于公共政策產生的挑戰和風險，也可能產生新的挑戰和風險。因此，在法律、監管、風險控制等問題未解決之前，當下不宜推出全球性穩定幣。

穆長春進一步解釋了全球性穩定幣會放大風險的原因。他表示，一是全球性穩定幣的應用會削弱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由于全球性穩定幣的發行者一般為大型科技公司，網絡效應將導致更高的市場集中度，同時，穩定幣的閉環體系可能會抬高市場準入門檻。

二是全球性穩定幣生態系統存在信用、期限和流動性錯配及操作風險，可加劇國內貨幣金融部門的脆弱性、加劇危機的跨境傳導。全球性穩定幣很大程度上依賴運營者的信譽，一旦出現風險事件，做市商是否有能力穩定幣值存疑；而抵押資產儲備不透明、相關的權利和義務界定不清，儲備資產未獨立托管等也會引起擠兌。

三是如果全球性穩定幣用于支付，一旦出現系統中斷，會導致市場金融波動并影響實體經濟活動。在市場承壓時，如果穩定幣成為法定貨幣的替代，將沖擊國家貨幣主權等。

此外，穆長春還認為，全球性穩定幣一旦推出，會對貨幣政策傳導產生影響。例如，如果全球性穩定幣廣泛用于價值貯藏工具，國內貨幣政策對這部分資產的收益率影響有限，貨幣政策傳導效果將處于弱勢。如果全球性穩定幣支付利息，那么利率是由籃子貨幣所決定的，這將進一步削弱本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對本幣不在籃子貨幣中的經濟體影響更大。如果全球性穩定幣和本幣自由轉換，穩定幣利率將影響本國內存貸款利率的確定，進一步削弱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等。

對各國央行來說，或許他們早已看清大方向。盡管當前的非主權全球性穩定幣的構思仍顯稚嫩不完善，但私人部門參與數字貨幣發行仍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因此，加強監管、先發制人成為央行占據數字貨幣時代主導權的必然選擇。

穆長春建議，應對可能存在的監管漏洞進行全面評估，以最高標準對穩定幣進行監管，并推出新標準。私人部門開發穩定幣需遵守國際及不同國家法律法規，滿足來自監管、治理結構及風險管理的最高標準要求，明確參與者對穩定幣的權利和義務，清晰界定治理結構和投資規則，并充分披露。

除了要對私人部門參與的非主權全球性穩定幣加強監管外，央行自己發行數字貨幣也是先發制人的辦法。穆長春就表示，各國央行也應在各自法律轄區內對于發行央行數字貨幣（CBDCs）成本和優勢進行評估。

人民銀行之所以很早就在布局推出DCEP，就是為了避免人民幣被非主權全球性穩定幣侵蝕。穆長春稱，如果人民幣不可兌換，就會和弱勢貨幣一樣，必然受到全球性穩定幣的侵蝕。唯一有效的應對，就是保持和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籃子中的地位，爭取繼續提升成為強勢貨幣，才能抵御住全球性穩定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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