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這是區塊鏈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早期聯系，給了它一種烏托邦式的希望。或者，它有可能改變行業和服務業的運作方式，從而推動人們預測它改變社會的潛力。縱觀歷史，對既有秩序的重大破壞被視為創造新理想社會的機會：從1516年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發明了“烏托邦”一詞來諷刺天主教徒，到英國戰后將被炸毀的貧民窟改造成集所有設施和全民享有國民醫療服務的高層建筑。

區塊鏈技術自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為支持比特幣交易而發明以來的短暫歷史中，一直被吹捧為通向無現金社會的大門，是解決法定貨幣局限性的方法，以及促進個人自主的手段：不受監督、監管和稅收。

與之前的互聯網一樣，宣傳活動很早就開始了，由于這項技術還比較新，而且面臨著普及的挑戰：它激發了評論人士、企業家和開發者的想象力，他們看到了這個原始命題的潛力，并遠遠超出了它的早期能力。

區塊鏈的承諾

所有的夸張都是可以理解的：從表面上看，區塊鏈提供了令人陶醉的理想品質：它的加密分類賬的安全性；基于智能合約的自動化；其分布式結構的彈性；它在不可變的分類賬中促進匿名性和數據保護的潛力。通過記錄所有權和所有權的變更，區塊鏈可以跟蹤資產從工廠到消費者，或者從買家到賣家的付款。基于復雜供應鏈的行業可能在效率方面獲得巨大飛躍；金融服務可以消除貿易、支付、存款和風險管理中固有的許多摩擦成本。

未來主義者迅速抓住區塊鏈的烏托邦可能性。

Onecoin的創始人Ruja Ignatova等人認為，在大多數人類活動中，易于交換、無處不在的媒介交換具有根本性作用：“我們圍繞這個硬幣創造了世界。”在這一愿景中，一旦區塊鏈托管貨幣達到臨界規模，就為服務和產品提供了大量的可能性，這些服務和產品很容易獲得，所有權是安全的，來源也是可核查的。

這種區塊鏈的范圍和規模可能滲透到和改變社會的方方面面，也啟發了理論家和戰略家William Mougayar：“區塊鏈是一種類似于海嘯的現象，緩慢地向前推進，并以其發展的力量逐漸包圍一切。”

作為加密貨幣的推動者，有遠見的人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金融市場和其他領域。摩根大通（JPMorgan）前高管、前數字資產控股（Digital Asset Holdings）前首席執行官Blythe Masters 表示：“區塊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金融挑戰。它將改變我們金融世界的運作方式。”富達投資總裁兼首席執行官Abigail Johnson說，“區塊鏈技術不僅僅是更有效的證券結算方式。它將從根本上改變市場結構，甚至可能改變互聯網本身的架構。”區塊鏈推動轉型的潛力更大：未來主義者Daniel Jeffries看到了其對全球經濟的深刻重塑：“所有當前的經濟理論都將被證明與洞穴壁畫一樣先進，因為我們將在未來幾年試驗新的經濟體系。”

這種根與分支的變化浪潮利用了區塊鏈以多種方式應用的能力。風險先驅Sunny King認為，“世界上可能同時運行著數十億個區塊鏈”，這些區塊鏈可以“用來存放去中心化的數據庫，這些數據庫可以驅動各種商業和社會功能。”當應用于國家服務時——在區塊鏈上儲存著醫療、稅收、教育資格和其他重要文件，用于確保公平和平等——一個新的“數字公民操作系統”將隨之而來，醫療、教育和州福利將平等分配給所有人。

不僅僅是未來主義者，他們的烏托邦愿景預示著區塊鏈的偉大。受人尊敬的IT行業分析師高德納（Gartner）表示，“區塊鏈革命有望觸及每一個行業”，因為它“正在從數字貨幣基礎設施向數字轉型的平臺”。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觀察到，“你選擇任何一個行業，這項技術都有巨大的潛力去顛覆它，創造一個更繁榮的世界，讓人們參與到他們創造的價值。”

反烏托邦式的幻想

但每一個烏托邦都伴隨著一個反烏托邦——而技術常常稱為壓迫的媒介。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認為，科技賦予了政客們征服公民的新方式；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Neuromancer》中預見到了這樣一個世界：拒絕訪問被稱為“黑客帝國”的全球虛擬現實網絡，無異于死亡。

今天，區塊鏈的負面影響可能更為普遍——例如， Onexoin原來是一個傳銷（其核心并沒有真正的區塊鏈），許多非專業人士仍將區塊鏈和網絡貨幣與黑客、詐騙聯系在一起。媒體經常報道的有組織犯罪和逃稅。人們擔心加密貨幣之前的價格波動，不僅因為它的不可預測性，還因為它有可能蔓延到現有的資產類別。

現實是什么？

很明顯，區塊鏈和加密學要想對未來學家預測的變革性影響，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們的預測和該技術應用有限之間的差距引發了冷嘲熱諷： Kai Stinchcombe最近寫道：“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和數十億美元的投資，除了貨幣投機和非法交易，沒有人真正想出了區塊鏈的用途。”

但人們很容易變得憤世嫉俗——而且無視人們對這項技術的普遍熱情似乎不合常理。區塊鏈的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開發商、企業家和越來越多的大型機構正在努力克服這些障礙。如果他們成功了，那些樂觀的預測仍有可能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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