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1月蘋果在美國加州南區聯邦地方法院向高通發起的專利訴訟，到4月高通發起反訴，并將蘋果四家主要代工廠一起告上法庭，雙方的專利戰愈演愈烈。如果說年初蘋果“率先行動”戰略意味更濃，那么近期的高通的反訴則開啟了“刺刀見紅”模式。

“商業博弈”為何走到“生死存亡”？

在討論雙方專利戰之前必須要先了解下必要的背景信息。年初蘋果的行動，源于蘋果想逃避為其產品所使用的高通專利技術支付授權費，簡單來說蘋果認為高通收取了“過度”的專利費用。而高通則認為正是因為其專利的幫助才有了蘋果今天眾多成功的產品、功能。表面上雙方各執一詞，其實卻暗潮洶涌。

而在近期的高通反訴中，焦點再次轉移。由于蘋果不僅在糾紛沒有解決前拒絕支付相關專利費用，還拒絕向其代工制造商繼續支付許可費（并且蘋果涉嫌唆使代工制造商停止支付專利許可費），由此高通發起反訴。

眾所周知，在專利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沒有人會主動放手，更何況是蘋果與高通。從蘋果角度來看，年初的訴訟矛頭直指高通，無論是公關手段還是整體策略都成功占據一定上風。對于高通而言，蘋果確實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對手，也是一個不好對付的對手。

直到今年4月高通突然發起反擊。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看到4月高通的反訴中的核心點是蘋果不僅自己拒絕支付專利費用，還唆使4家代工廠停止支付專利許可費。對于高通來說，蘋果的專利戰顯然已經“過界”，由此可能引發的多米諾效應也將十分嚴重。于是高通發起反擊不僅順理成章，也是勢在必行。

事件發展到這個階段，想必很多人已經看明白，高調的蘋果和低調的高通能夠將專利戰打到“刺刀見紅”并非無風起浪，表面上的專利費用之爭下暗藏著更多我們看不到的利害關系。對于蘋果起訴我們可以認為是純粹的商業行為。而對于高通的反訴，在我們看來，不僅是高通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任何一家企業面臨這樣的挑釁都會做出同樣的決定。

去偽存真：從大量的報道中顯現的紅色行業警報

從雙方兩度交手上來看，蘋果的策略不但聰明而且陰險。除了訴訟和控告之外，其公關手段到目前為止也非常有效。我們注意到，相當一部分的科技記者從一開始，似乎就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下，套用了對蘋果有利的新聞稿。再加上多年來蘋果有效的品牌營銷及出色的產品營銷，也使其普遍受到偏袒，所以最終大家看到的報道多是非常片面的。這些報道通過篩選對其有利的結論、選擇性地忽視充滿矛盾的地方而偏向了蘋果，這對韜光養晦的高通來說實在不算友好。

例如：當我們看到美國聯邦貿易委員將對高通提出反壟斷指控作為證明高通是過錯方的“證據”時，率先映入我們腦海的是這一指控缺乏后續證據支持。首先，這項控訴似乎不太能站得住腳，聯邦貿易委員會并不能在法庭上證明其大部分指控（如果有的話）。其次，在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MaureenOhlhausen提出的異議聲明中，她簡明扼要地指出在聯邦貿易委員會這一站不住腳的指控中存在關鍵破綻。我們強烈推薦大家都去讀一讀她的這份聲明。第三，只是基于聯邦貿易委員會提交的指控就推定高通“有罪”，這顯然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在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論據明顯漏洞百出的前提下。

以下援引Ohlhausen委員的聲明：

“我并不是因為委員會反對我的投票、批準訴訟而撰寫了這份異議聲明。異議聲明政策反映了幾項原則，即它維護該機構所承擔使命的完整性、認可理性的思維可以和而不同，也支持那些為消費者利益而提起訴訟的聯邦貿易委員會工作人員。我罕有地提筆寫下這份聲明，是為了能夠避免讓他人覺得我不認可這項指控的責任原理。我不會輕易背離那幾項原則”。

“然而，在委員會以2對1的票數通過起訴高通的決定時，我所面臨的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形勢：一項基于不完善法律理論（包括獨立的第五節）的執法訴訟缺乏經濟考量和證據支持，而且這一法律理論還是在新總統上任前夕提交并剛剛頒布的。這個執法訴訟將逐漸削弱美國在亞洲和全球對知識產權的捍衛。這些極端的情形迫使我站出來表達反對意見”。

蘋果利用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指控來支撐其對高通起訴這一行為的正當性，也未免太懶了。任何愿意稍微花點時間瀏覽一下這位Ohlhausen委員異議聲明的人都明白這一點。

此外，蘋果在2017年1月21日發表的對高通的訴訟聲明，應該讓包括記者在內的、那些了解高通為何捍衛知識產權和專利技術的行業各方帶來一些警示。尤其是“多年來，高通公司不公平地堅持對與其無關的技術收取專利使用費”這句話。

事實上并非如此。多年來，高通公司一直本著公平原則，基于那些真正由它們帶入市場的技術收取專利使用費。如果有誰在這個問題上顛倒是非，那簡直太荒謬了。比如說“蘋果創新的獨特功能（例如TouchID、高級顯示屏和攝像頭等）越多，高通毫無理由收取的費用就越多、蘋果資助這些創新的成本也就越來越昂貴。”

抽絲剝繭地來看：首先，蘋果“獨特的功能（例如TouchID、高級顯示屏和攝像頭）”確實非常出色，但是這些功能較之于高通簽署的知識產權使用協議并無實質意義（如果沒有高通的這些知識產權，iPhone根本就不能像現在這樣正常運行——充其量是個MP3---無論它有多少獨特功能）。高通并未向蘋果收取其自主創新和獨特功能部分的費用，而是向其代工制造商收取許可使用高通創新技術部分的專利費。如果沒有高通的這些創新技術，iPhone和它那些獨特的功能從一開始就不會存在。這是有很大差別的。

其次，“高通毫無理由地收取更多費用”這一說法更是荒謬，因為高通的知識產權就像蘋果的知識產權一樣，是正當有效的：高通有明確的“理由”向授權制造商收費，實在無法想象，這世界上還有誰不明白這么簡單的道理，

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對一些記者和科技行業的權威人士未能意識到蘋果主要觀點的錯誤前提而感到困惑。雖然我們鼓勵自己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但這其實很難，因為很少有人能夠如此仔細地推敲著思考問題。在文章付印之前，只需多花幾分鐘時間來進行一些核實，就應該能看出這個爭議中最明顯的缺陷，即使是那些最迫不及待發新聞的記者也會停下來思考一下。對我們來說，對這項爭議的細節看得越透，就越覺得它看上去像一個標準的“敲詐勒索”。

把視線放得更長遠：如果巨頭們能夠如此輕易地讓競爭對手的知識產權變得一文不值，那么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什么樣？

我們必須都領會到一個更核心的問題——這場斗爭其實并不是單獨針對高通。當然，雖然現在是針對高通，但從長遠來看，它事關我們是否能坐視擁有足夠權勢的公司侵蝕其競爭對手和其它廠商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乃至操控整個體系，無需在公平市場競爭中獲得出色表現就能隨意地把競爭對手排擠出去。

正如Futurum公司首席分析師DanielNewman所指出的：“如果企業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單方面決定某份合同的價值、創新技術的價值、研發的價值、以及為此付出的代價，那么用什么來激勵那些新興的、積極進取的企業對研發進行大量投入呢？”在蘋果和Qualcomm的官司之上，這才是這場爭議的真正意義所在，這也是為何理性討論這場爭議如此重要。

事實上，那些花費了數十億美元用于發展創新和知識產權的公司理應有權保護其投資。蘋果曾多次表示，出于一系列正當理由，他們有必要對其知識產權進行嚴格保護。這種理念適用于所有公司，不單是蘋果。史蒂夫·喬布斯本人就在HTC試圖免費使用蘋果知識產權時提到這一點，而蘋果現在似乎正試圖免費使用高通的知識產權。

當時喬布斯是這么說的：“我們要么坐視競爭對手盜取我們獲得的專利發明，要么就做點兒什么。我們決定對其采取行動。我們認為競爭是有益的，然而競爭對手應開發自己的原創技術，而不是盜取我們的。”

喬布斯這段話以及其背后的道理現在同樣擲地有聲。盡管具有諷刺意味，但是我們還應尤其小心，因為不容忽視的是，本案仍有可能成為一項新的法律先例。

在沒有做功課、不確保自己是否任人擺布地去相信不全面又可疑的故事的情況下，如果我們集體地、被動地站在反對高通的一邊，那么本案的結果不僅會讓科技界走上寡頭壟斷的道路，也會讓我們很快進入無人創新的尷尬境地。如果是這樣，我們只能眼睜睜地告別當前整個行業快速創新的繁榮，尤其是與無線網絡、移動和物聯網相關的創新技術。

與此同時，我覺得有一句話也值得所有人思考：在得出任何結論之前都要對你讀到的內容進行核實。其中的利害關系比我們所看見的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