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有“顛覆醫療”的豪言壯語，也不再有“移得動，移不動”的爭論，互聯網醫療這三年走得頗為平靜。我們沒有想到，“新冠疫情”成為刺激互聯網醫療的一支強心劑。

疫情期間，多個平臺都推出了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問診專區，收獲了用戶量和問診量的大幅提升。比如微信“支付”頁，從1月26日開設“新冠肺炎疫情專區”起，截至2月6日，短短10天內，日服務超過千萬用戶，核心服務日接口調用次數超過十億。

除了互聯網醫療平臺，醫療機構也紛紛推出疫情期間的專科在線咨詢平臺，以緩解門診壓力。比如，北京協和醫院的線上專科咨詢服務甫一推出就備受熱捧。

在14億人共同“宅家抗疫”的時期，互聯網診療平臺以“無接觸”的方式，滿足了醫療需求;互聯網科普平臺，以有理有據、生動明了的方式傳遞了醫學信息;互聯網購藥平臺，讓宅在家里的人們能在第一時間得到必須的藥物;互聯網會診平臺，在醫療機構之間開啟了遠程病例討論的通道。說互聯網醫療是抗擊疫情的“第二戰場”，實不為過。

對這個第二戰場，政府也在第一時間給予了政策支持。2月18日，北京市醫療保障局和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聯合發文，制定公布互聯網復診項目價格及醫保支付政策。2月23日，上海市醫保局表示，上海將具備互聯網診療服務方式的定點醫療機構，為常見病和慢性病參保患者復診提供的“互聯網+”醫療服務，試行納入醫保支付范圍。

一時間，關于互聯網醫療的“新風口”之說甚囂塵上。問題是，這些“戰時”的特殊需求到底是不是一次新風口？經歷過高峰和低谷的互聯網醫療行業，將如何邁向發展的成熟期？

01互聯網醫療：走出“戰國時代”

作為一個曾經的互聯網醫療人，我親歷了互聯網醫療自2011年起從萌芽、增長到“去泡沫”的全過程，也見證了那個周期里各種豪言壯語、心潮澎湃、灰心喪氣。所以，面對在疫情下快速升溫的互聯網醫療，我想從上一輪互聯網醫療的起落談起。

因為和人的生命息息相關，這個行業從一開始，就比其它行業多幾分理想主義的色彩。

幾乎每個互聯網醫療的創始人談到自己的創業初衷時，都會提到家人的就醫經歷：好大夫創始人王航在孩子兩歲時創業，微醫創始人廖杰遠因為侄子的求醫經歷創業，春雨創始人張銳出身醫生家庭，“從小目睹醫生之不易與病人之艱難”……中國醫療行業的痛點實在太多，似乎抓著哪個點都是個創業的好“IDEA”。

這些痛點和理想，隨著整個移動互聯網的創業大潮迅速發酵，醞釀出了一個言必稱“顛覆醫療”的時代。

我至今還記得，春雨醫生的張銳在一次發布會上，激情滿懷地站到咖啡館的桌子上。不遠處，是他的狗狗。那真是上一輪互聯網熱潮中一幅極具代表性的畫面。當時，張銳以及他所代表的互聯網醫療，給傳統保守的醫療行業帶來的，就是這樣一個令人震撼的青春反叛者的形象。2015年，他與時任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院長王杉在一個會場遭遇，圍繞互聯網醫療能否“去中心化醫院”、“有沒有商業模式”等問題論戰頗為激烈。

幾年后張銳意外去世，這幅畫面也顯得格外令人唏噓。

互聯網醫療真正火起來，是2014年。那一年，騰訊通過大筆投資入局，以當時的行業最高記錄領投了還叫“掛號網”的微醫;阿里通過支付寶和阿里健康，雙路布局互聯網醫療。

兩大互聯網巨頭的進入，全面開啟了互聯網醫療的“大圈地”時代——BAT公司、各路掛號平臺、醫療信息化公司、初創公司紛紛入局;大量資金，投資機構的，上市公司的，私人老板的，短期內集中涌入這個行業;針對患者、醫生、醫院、醫保、醫藥，不同公司開發出無數不同專科、不同階段、不同功能的應用。

一時間，互聯網醫療的產品線極其豐富，公司間相互的競爭也是酣暢淋漓。當然，除了被理想和痛點驅使，更多的入局者謀的是醫療健康這個聽起來無限大的市場。

2016年年初，我在一次演講中，曾用“醫療的戰國時代”來形容當時的盛況——“爭地盤、爭人才、狼文化盛行、火藥味彌漫，到處充滿著荷爾蒙的氣息”。我為這句話搭配的，是當時流行的電視劇《羋月傳》的劇照。

短短兩年后，形勢便急轉直下。

一方面，一些負面事件發生。2016年10月5日，張銳意外去世，春雨IPO之路被迫中斷;2017年2月，百度宣布裁撤了300人團隊的“醫療事業部”;另據報道，2017年，高達1000家互聯網醫療相關企業被注銷。

另一方面，2018年，在放任互聯網醫療行業自我探索數年之后，《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試行）》、《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試行）》和《遠程醫療服務管理規范（試行）》同時出臺。這一系列法規在填補監管空白的同時，也界定了互聯網醫療的服務范圍。曾經包羅萬象的大膽嘗試，被縮窄到了紅線之內——這三種服務都離不開“醫療機構”。

比如，遠程醫療，是指“由醫療機構之間使用本機構注冊的醫務人員，利用互聯網等信息技術開展遠程會診和遠程診斷”;互聯網診療活動，是指“由醫療機構使用本機構注冊的醫務人員，利用互聯網技術直接為患者提供部分常見病、慢性病復診和家庭醫生簽約服務”;互聯網醫院，則要么“作為實體醫療機構第二名稱”，要么“依托實體醫療機構獨立設置”。

互聯網醫療，不再是“顛覆者”角色，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傳統醫療機構“收編”了。

互聯網醫療的戰國時代正式終結。

02功不可沒的醫改推動者

這個終結是不是只意味著行業的失敗？該如何看待上一個周期的互聯網醫療行業？

2014年，我去硅谷考察了同樣如火如荼的互聯網醫療產業。回來后，將美國互聯網醫療的發展總結為四個階段：用戶生成內容、醫患互動、參與醫療改革、數據驅動決策。

當時，美國的互聯網醫療發展正處在第三和第四階段之間。那一時期，美國互聯網醫療方面的明星，既包括遠程醫療公司Teledoc、云電子病歷公司Practice Fusion、醫保控費公司Castlight，也包括Nant Health這樣通過建立腫瘤共享數據平臺提供個性化診療方案的公司。

中國的互聯網醫療行業則落在第二和第三階段之間。行業中最多的是兩類公司：一是互聯網輕問診以及此后與實體醫療機構結合產生的互聯網醫院;另一類則是各類以優化醫療就診流程為目標的公司。

這些互聯網醫療公司，對解決醫療體系的一系列問題都有所探索，從宏觀上來看，包括醫療可及性、保險支付控費、醫療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從微觀上來看，包括診療流程、醫療質量、醫務人員教育、醫療管理、健康教育等。探索的結果是，在今天醫療行業中，“互聯網化”成為了標配——在線預約掛號、在線調閱檢查檢驗結果、在線醫保支付，醫生與醫生之間遠程會診、遠程查房，互聯網技術和醫療體系，已經毫無痕跡地進行了融合。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互聯網醫療公司對推動中國的醫療改革，功不可沒。

但同樣是在“參與醫療改革”的第三階段，中美兩國的互聯網醫療產業出現了很大差異。

第一個差異，是業態和發展規模。

美國知名的數字醫療孵化器“Rock Health”在對“數字醫療”進行定義時，明確指出，這僅僅包括那類以技術驅動的健康相關的公司，無論這些公司關注于醫療管理、醫療服務，還是助力創新醫療產品引入市場。那些只是運用了互聯網醫療技術的醫院、醫療保險公司則不能算作“數字醫療”公司。

在這個定義下，2019年有美國6家數字醫療公司上市，包括慢病管理公司Livongo，醫療大數據與質量改進解決方案提供商Health Catalyst，醫療IT服務公司Change Healthcare，患者預約管理公司Phreesia，智能家庭健身器材公司Peloton，以及輔助生殖管理公司Progyny。

同一時期，如果以上市為標準，則中國目前的互聯網醫療公司只有A股的幾家老牌醫療信息化公司，以及在港股的平安好醫生與阿里健康等。其中，平安好醫生深度依托了平安集團的保險業務，而阿里健康在轉型互聯網醫療之前即已上市。

第二個差異則在于投資回報比。

從2019上市的其中五家美國數字醫療公司的情況看，在上市之前，五家公司共獲得了14億美元的投資，上市后，他們目前的總市值是130億美元。這是一個接近1:10的投資回報比。

但中國目前的頭部醫療互聯網公司，其成長的代價要高昂得多，頭部企業的體量也要大得多。比如，微醫自2010年成立以來，獲得的總投資已經超過90億元;而在2月27日，平安好醫生在港股的市值達到829億元，阿里健康更是高達1859億元。

這兩個差異背后，實則是兩個不同醫療體系下不同的互聯網醫療生長土壤。

美國的醫療體系無論醫療服務提供還是醫保支付，都是分散多元的，醫生、醫院，公立醫院、私立醫院，家庭醫生、專科醫生，商業保險公司，聯邦保險公司，管理式醫療機構……大量不同的角色分工合作，孕育了互聯網醫療的豐富業態。此外，HIPPA法案，遠程醫療方面的成熟法規，也為行業的多年發展提供了良好規范。

相比之下，中國的醫療行業主體則單一得多。醫療服務供給方面，盡管民營醫療機構數量大大增加，但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公立醫院無論是診療人次還是入院人數，都占了總量的八成以上;醫療保險方面，商業醫療保險發展迅猛，但目前來自商業健康險的賠付額還是僅占社保賠付額的1/10。

換句話說，要想在中國的醫療行業創新，企業要么需要直接面對“巨無霸”式的客戶，要么需要與這些“巨無霸”式的主體直接競爭，教育市場的成本高，談判余地小，創新門檻極高。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的互聯網醫療公司格外“燒錢”，為什么一輪周期之后，還活躍在場的只剩下大體量的玩家了。

03有望快速爬坡的三種角色

事實上，從一個長遠的時間軸來看，互聯網醫療產業短短幾年間的興衰，恰好落在了“Gartner技術成熟度曲線”上。這個產業走過了“技術誕生期”、“期望過高期”、“泡沫幻滅期”，正在經歷“緩慢爬坡期”，或許即將進入“穩步增長期”，或許還要經歷一兩次波動才會真正成熟。

這幾天，互聯網診療火線納入醫保的消息再次讓行業沸騰。可以預見，在疫情的刺激下，會有更多利好政策出現。但誰能抓住機會，什么樣的企業能夠快速走過“緩慢爬坡期”？在我看來，有三種角色可能在把握這個機會上更有優勢。

一是贏家通吃的流量巨頭。

2018年以來，互聯網醫療行業的集中趨勢越來越明顯。頭部企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背靠各類資源流量入口。這些流量來自幾個方面。比如，平安好醫生的流量除了線上用戶，很重要的是平安保險的保險客戶;實體醫療機構作為互聯網醫院必要的依托實體，是最重要的患者流量入口;BAT、京東、美團等平臺積攢了大量數據化的用戶入口，有一定的優勢將其轉化為醫療健康細分領域的用戶;在醫療行業深耕幾十年的醫療信息化公司，已經通過軟件深度滲透到醫療行業當中，他們掌握的，是醫療機構和醫生這個重要的行業入口。

二是務實低調的隱形冠軍。

雖然互聯網醫療行業不再喧囂，但醫療行業的痛點仍然存在。這些痛點依然需要通過醫療改革和技術方案推動改進。本次疫情再次暴露出現有公共衛生和醫療體系中的諸多問題，比如，在醫院之前的“醫療守門人”角色仍然缺失，對此，是否可以通過技術方案做一些創新性的解決方案？隨著老齡化到來，如何更好地服務于老年人的健康醫療與照護需求？如何更好地整合各類醫療健康機構和應用，形成以患者為中心的整合醫療模式？如何從關注個體健康到關注人群健康？面對這一系列問題，對醫療健康體系有深入研究、執著低調的行業“協助者”有望成為其中的“隱形冠軍”。

三是新一輪的行業顛覆者。

2003年的SARS推動了醫療體系的重建，大大促進了制藥、醫療器械、醫療服務等產業快速發展。其推動產業發展的主要引擎是市場的“擴容”，即醫保覆蓋面擴大、醫療軟硬件的財政投入加大，醫療購買力的大幅提升。本次疫情后，“創新”有望成為醫療體系重塑與產業發展的新引擎。這次疫情加速了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新技術在醫療行業的全面應用，培育了健康教育、遠程醫療、居家診療及家庭健身等方面的需求。未來一段時間，互聯網醫療能否與這些技術深度融合，誕生出新一輪的行業顛覆者？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樂觀的預計并不會快速成為現實。過去一個行業周期教給大家最多的，就是“耐心”二字。疫情這支“強心劑”并不會成為一次新的風口。比起“如火如荼”，“細水長流”才是這個行業未來的主要節奏。

當然，就像疾病傳播的速度可以因為人們的努力變小，也可以因為人們的忽視變大一樣，互聯網醫療產業能否快速進入成熟期，同樣取決于各個角色的共同努力。政府和社會是否會在疫情后全面反思，以真正務實的態度梳理這個體系中的問題，并對各類創新解決方案進行鼓勵，這是決定產業發展快慢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