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對于股改之后的聯想，倪光南稱，發展路線就從“技工貿”轉為“貿工技”，公司的創新能力和在行業中的地位也下降了。

12月23日上午，“第二十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聯想前總工程師倪光南出席并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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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稱，聯想與華為這30年猶如“龜兔賽跑”。聯想估值曾一度是華為的5倍，而現在華為估值已是聯想的50倍。

外部環境一樣，聯想和華為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倪光南歸結為聯想“路線不對”、“知識產權0股份”，而華為做得都很好。

對于華為的成功，倪光南說，有很多原因，“但是在前十年，聯想未股改前，我們相信，科技的股權是會體現的，但是股改后并沒有體現，很多人都不敢來，大量人員都離開了。”但與之相對，這方面華為就做得比較好。

倪光南還將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華為董事長任正非以及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的個人股權進行對比。

他稱，作為投入知識產權和資產的喬布斯最初擁有蘋果公司股權為45%，最后變為0.45%;投入資產的任正非最初在華為公司的股權為80%，目前變為1.4%;而沒有投入資產和知識產權、最初是副總經理的柳傳志一開始沒有聯想股權，在股改后，其股權不斷增加，目前為15.9%。“一個沒投入知識產權和資產的公司高管，擁有那么多股權，這在中外高技術企業中是很特殊的。”

倪光南認為，今后應該盡可能加強科技人員的保護，充分激發科技人員的創造。

對于股改之后的聯想，倪光南稱，發展路線就從“技工貿”轉為“貿工技”，公司的創新能力和在行業中的地位也下降了。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2月，柳傳志在接受央視財經《你從哪里來》專訪時對網絡上有關聯想控股的持股傳聞作出回應，當時他主動提及對聯想集團的控股，“大概擁有聯想集團的股份不到1%，”柳傳志說。

以下為演講速記，經專家審核：

倪光南：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的題目是科技人員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我不是搞知識產權的，但知識產權與中國創新能力很有關系，我們的視角是從創新能力來考察。

我們知道建設知識產權強國，發展知識產權企業是非常重要的。提升國家創新能力，尤其是“十三五”知識產權規劃，有明確的指標，比如說提出了在發明專利擁有量，PCT專利申請量，知識產權使用費出口等方面達到一些重要的指標。

我這里有一些數據供給大家參考。就是我們國家知識產權經濟對GDP的貢獻，對就業的貢獻。可以看到，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在這些方面都有了相當的貢獻，但是比重比較小，而發達國家，我們看美國，相應的貢獻就大很多，我們看到美國這些產業對GDP的貢獻達到30%以上，所以知識產權經濟對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發達國家是我們的一個榜樣。

大家看到我們PCT專利申請數量在不斷的增長，現在日本和中國本差不多。但是由于我們基礎差，雖然這幾年增加比較快，總的來說差距還是比較大。知識產權使用費逆差很大，進口費大大超過出口費。目前來看，1/4的知識產權使用費是美國進口的。我們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大力發展自己的知識產權。

我們要強調一下科技成果轉化的問題。我們看到美國高校有一個趨勢，目前比較多的是從專利授權轉向創業孵化。比如說加州的創業公司，5%來自斯坦福大學，可見美國高校對美國高技術產業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對中國高技術產業的貢獻，在改革開放40年以來，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缺乏總結。

下面我講一下科技人員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中國一些高技術企業創新能力的興衰表明，能否保護科技人員知識產權是一個關鍵。改革開放開始時，***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關村依托高校和研究院所，涌現了一大批高技術企業。正像大家說的，中關村有北大、清華，中科院等等，就像美國硅谷有斯坦福、加州大學一樣。我們中國第一批高技術企業中最有名的是四通、聯想、方正。為什么是這三個?因為它們各自都有自己的創新產品，它們是從科技成果轉化起家的，從創新產品起家的。我們現在要探討的是，它們的創新能力后來為什么降低了。下面以聯想作為例子。

以聯想來說，官方的說法是，它是從計算所分離出去的，是在改革開放的時候，從計算所分離出去的一部分。當時中科院推行“一院兩制”，計算所創辦計算所公司，不是簡單的創辦，而是把一個實體分離出去，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投入了130余名有經驗的科技人員，帶著上億元價值的知識產權，以及帶著工資、場地、設備，還有計算所的商譽和貸款擔保能力等等，計算所公司是依托這樣一個強大創新實體發展起來的，不是某個人創造出來的。這個要講清楚，聯想的前身計算所公司就是從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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