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軟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曾在網上公開表示：他之所以使用搭載中國CPU的電腦，原因之一就是外國公司的CPU存在后門。

國內相關單位曾通過對某些國外CPU的嚴格測試，證實存在功能不明確的“多余”模塊，還發現存在未公開指令，包括加解密、浮點操作在內共計二十余條。其中，有三條指令在用戶模式就可以使機器死機或重啟，作用機制直接穿透各種軟件保護措施，防護軟件不能感知，普通應用程序中嵌入一條即可使系統宕機。

這些存在問題的芯片要是被用在航天、裝備、黨政辦公領域，將可能造成嚴重后果。應用到交通、電力、金融、電信、能源、醫療等國家戰略行業，影響同樣不可小視。以金融行業為例：從央行到工農中建四大商業銀行，從最早興建核心業務平臺和數據中心至今，其產品使用和維護大量采用IOE設備。“棱鏡門”事件后，“去IOE”風頭漸勁，國內部分銀行在一些小型硬件設備采購上才逐漸向國產整機廠商傾斜，但依然采用國外芯片，在采購上沒有重視國產芯片。

因此，必須將芯片國產化替代提升到國家安全層次，在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行業，必須使用中國芯。

中國在追趕西方發達國家過程中，國產高科技產品在問世之初往往存在“價高質次”的問題。商業公司出于利益考慮，會優先采購性能更好的國外芯片。因而在發展初期，單純依靠市場力量很難把國產芯片扶持發展起來。如今隨著國產芯片性能和品質的提升，已初步解決了能用的問題。在接下來解決好用、多用這兩個互為因果的關鍵問題上，則必須由政府、產業雙向發力，共同攻克才行。

過去二十年，政府出臺了很多政策，對國產芯片的支持力度也很大，獲得的產出和收益卻相對有限。主要原因是以政策紅利和資金輸血為主的扶持方式資源利用效率相對偏低，很多資金往往在各個環節被消耗掉，沒有真正被用在刀刃上。而且這種做法很容易養成企業的惰性和依賴性，始終無法形成自我造血能力。甚至還有不少在政府斷奶后，企業直接停擺的例子。

有鑒于此，李國杰院士提出了“自主芯片產業發展需要應用支撐”的觀點。具體來說，芯片的技術進步與發展不僅需要工程師在實驗室里研發，更需大規模使用。因為很多問題，如果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推廣和應用，是無法被發現的。何況技術進步是循序漸進的，都是先發現問題，然后改正問題，最終實現螺旋式提升。由此，政府主攻方向不是給國內芯片企業多少資金補助，而是考慮如何把國產芯片用起來，在應用中發現問題，改正問題。

對政府來說，可以通過出臺優惠政策，設立國產芯片試點工程等方式推廣國產芯片規模化應用；對于率先應用國產芯片的、應用國產芯片量或占比大的企業，可給予一定的獎勵，或減免一定的賦稅；又比如以市/縣為單位，進行國產芯片試點，把地方重點國企、地方黨政部門的部分信息系統遷移到國產芯片平臺上，用10年時間逐步完成全國重要行業的國產業替代。只有這樣，中國芯片產業才能茁壯成長，中國才能形成一個全面的、較成體系的信息安全底層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