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重化工業發展的環境問題分析與對策研究

　引言
　　
　　自1978年至2000年的22年間，中國的工業產值在cDP中所占比重上升了兩個百分點。自2000年以來，工業產值持續保持兩位數的增幅，2003年前三季度，增長率達11．8％。工業比重由2000年的50．2％上升到2002年的51．8％，2003年上半年躍至57．5％。與此同時，農業比重不斷下降，而服務業比重則處于波動徘徊狀態。
　　2002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高速增長，居民收入不斷提高，消費結構躍上新臺階，汽車、房地產等消費熱點持續火爆。在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和城市化快速發展帶來巨大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的雙重拉動下，中國形成了一大批高增長“產業族群”，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和貢獻度不斷上升，經濟增長帶有明顯的重工業化特征。
　　
　　一、中國工業結構的重化工業發展變化趨勢
　　
　　1999年，中國的重工業增長速度超過輕工業一個百分點。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的工業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重新重工業化的趨勢。2000年，中國經濟出現轉折性變化，重工業的增長速度比輕工業高3．5個百分點，2003年又升至4個百分點。同時，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中，重工業的比重從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3年的64．3％，接近1960年的記錄(66．6％)。據《經濟日報》報道，2003年1—11月份，石油、汽車、電力、冶金、電子、化工等六大行業實現利潤3914億元，占整個工業利潤總額的54％，這六大行業共新增利潤1281億元，占整個工業新增利潤的57．3％。利潤總額和利潤增量的一半以上均由這六大行業創造，在歷史上尚屬首次。這些都充分表現出當前中國工業結構中的重化工業特征。不少專家都認為中國的重工業化時代已經到來。
　　
　　二、重工業化產生的生態環境問題
　　
　　以“三高”(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為特征的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推動了經濟發展，但也給中國的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帶來了巨大壓力。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亞太環境記協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時指出，目前，中國全國范圍內污染排放和資源開發，都超過了環境承載能力。一是環境污染嚴重。根據2003年的數據，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嚴重污染；75％的湖泊出現富營養化；有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全國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嚴重污染的空氣環境中；酸雨區約占國土面積的1／3；全國城市垃圾年清運量1．49億噸，進行無害化處理的僅有一半；工業危險物處置率僅為32％；二是生態環境仍在惡化。沙化土地面積以每年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森林數量增長，質量下降，天然林不足10％；全國90％以上的天然草原出現退化，每年還在以200萬公頃的速度增加；許多河流開發利用率超過國際生態警戒線(30％～40％)，流域生態功能嚴重失調；地下水超采嚴重，華北平原出現大面積的地下漏斗，面積達7萬平方公里，引起地面沉降等一系列生態危機；2003年沿海赤潮發生次數比20世紀80年代增加了3倍；有10～15％的高等植物物種處于瀕危狀態；物種資源流失嚴重；外來物種入侵每年造成1200億元經濟損失。三是老問題尚未解決，新問題又出現了。目前中國的家用電器報廢高峰期到來，簡易拆解造成嚴重污染；受工業“三廢”污染的耕地面積達1．5億畝，占全國耕地的8．3％；化肥和農藥使用量過大，農業面源污染突出，農產品安全受到影響；大城市機動車增長迅速，面臨著光化學煙霧的威脅。
　　2005年1月27日，在瑞士達沃斯正式發布了評估世界各國(地區)環境質量的“環境可持續指數”(ESl)。這項環境指數是由美國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環境專家合作完成，并與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共同發布。評估結果顯示，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全球倒數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發布該指數時，全球14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位居第129位，也是全球倒數第14位。這一評估結果表明，中國的環境質量已經相當惡化

　三、中國重工業發展的環境問題的經濟學分析
　　
　　環境的過度破壞，即環境資源的濫用，其經濟學實質在于：使用環境資源的成本往往是高度外部化的，即濫用環境資源的經濟個體(企業)并不付費或少付費，因此，環境資源對于經濟個體是可以免費或者低價格獲得的。這樣，價格機制的失效必然導致環境資源的浪費和破壞。
　　理論上說，如果有一種制度安排能夠將環境成本完全內部化，即任何經濟個體必須支付完全的環境成本，環境破壞的所有代價都完全由破壞者自己承擔，則環境破壞現象將歸結為“環境資源的市場價格”問題。那么，只要環境資源的價格具有向上浮動的充分彈性，原則上說，就不會發生不可容忍的環境破壞現象，因為嚴重破壞環境就必須支付高昂的價格，直至經濟個體無力支付或者得不償失。從這一意義上也可以說，造成環境破壞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讓破壞環境者充分付費，或者是環境破壞者逃避了付費責任，實際上就是“盜竊”了社會公共的環境資源，而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當然，如果在制度或政策上，默許甚至縱容經濟個體免費或者低價利用環境資源而導致環境破壞，實際上就是允許“合法盜用”公共資源，或者是“合法地”免費或低價提供公共資源而使經濟個體獲益。
　　
　　四、發展循環經濟——中國重化工業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
　　
　　根據估計，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快速穩定增長的黃金時期至少可以延續到2010年。但是，由于中國重化工業生產體系日趨完備，其產業鏈條無限延伸，目前它的資源需求已經呈現為一種全面性、爆炸式增長。中國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既沒有條件也不允許占有工業化國家當時享有的世界范圍的資源和環境容量。由此就產生了影響中國經濟與環境政策選擇的矛盾，即快速、穩定的經濟增長的要求與有限的資源、環境支撐能力的矛盾。這就客觀上要求我們必須轉換經濟增長方式，采取循環經濟模式發展中國經濟。
　　“循環經濟”可以追溯到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Kenneth Boulding)的“宇宙飛船經濟”(SpaceshipEconomy)概念，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高物耗、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的線形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在循環經濟模式下，通過“資源一產品一廢棄物一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可以用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實行經濟活動的生態化。由此可見，循環經濟不但消除了“外部不經濟”效應，而且提高了資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能夠解決區域性、結構性的環境污染，體現了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顯然，對于中國重化工業的可持續發展而言，循環經濟是一個較為理想的經濟—環境關系模式。
　　1．建立綠色技術創新政策體系是發展循環經濟的主導支撐力量
　　技術是循環經濟的載體，是解決工業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循環經濟的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和無害化，每一個原則的貫徹都離不開先進的處理和轉化技術，也離不開這些先進的載體——設施、設備的開發和更新。可以說，技術是重化工業實施循環經濟模式的決定性因素。因此，要充分發揮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作用，大力發展“綠色科技”，建立“綠色科技”體系：環境無害化技術、資源化技術、清潔生產技術等。盡快使資源消耗從高增長向低增長轉化；使污染排放量從正增長向零增長，再向負增長轉化，從源頭上緩解資源約束矛盾和環境的巨大壓力，實現少投入、高利用、低污染的目標。因此，必須加大技術研發力度，采取各種優惠、激勵政策，鼓勵研究設計出適合重化工行業實現循環經濟的具有針對性、可操作性的技術路線和方案，促進科研技術成果早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2．盡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場為平臺的制度體系
　　重化工業循環經濟的實施，一靠技術，二靠制度，并且歸根結底應建立以市場為平臺的制度。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長期由計劃經濟主宰、計劃經濟意識積重難返的國家，這樣一個正向著市場經濟轉型但仍遠未成功的國家，為保障循環經濟模式在中國重化工業的成功實現，制度遠比技術更為重要。正是依靠制度，才能搭建起技術與市場之間的橋梁。進而借助市場，制度可以產生資金，推動技術創新；可以篩選技術，規范技術發展方向：可以為新技術的實施和推廣創造條件，開辟道路

　　重化工業循環經濟的制度建設，應包括以下內容：
　　(1)制定以強調資源利用效率和環境保護為核心的產業政策。在投資政策和項目選擇上，對投資方向的鼓勵和限制上，向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方向傾斜，加快經濟結構與布局的調整和生產技術工藝的新的組合與集成，發展重化工業生態鏈，興建工業生態園，構建重化工業循環經濟產業體系。由于循環經濟具有跨企業、跨部門、跨行業、跨地區等諸種特性，在重化工業時代，循環經濟在主流工業部門與基礎工業部門的實施，將會導致“循環經濟企業集群”的現象，如以電廠脫硫為中心的循環經濟企業集群。因此，政府應按照工業生態學的原理，積極制定相應的政策來改造現行的重化工業系統，興建工業生態園。如蘇州高新區，在已形成生態工業雛形的基礎上，實施綠色招商政策推進生態工業園區的建設。蘇州高新區對人園企業進行綠色招商評價，高起點、高標準、高層次引進綠色企業，使各個企業通過低物質化原則、再循環化原則、多級利用原則、生態鏈原則和清潔生產原則構成有機的生態工業系統整體。
　　(2)建立和完善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法規體系。這是把發展循環經濟落到實處的重要保證。應加快循環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抓緊制定發展循環經濟的專項法規，著手制定綠色消費、資源循環再利用以及家電、建筑材料、包裝物品等重化工業在資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法規，建立健全各類廢棄物回收制度；建立綠色GDP經濟核算制度，設計一套直接以社會基本需要為依據并有助于促進對自然環境有效利用與保護的經濟指標體系。要通過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體制條件和政策環境。
　　(3)建立有效的環境稅制法律體系和促進循環生產與消費的激勵機制。環境稅法使被忽略的社會成本和代價內在化，強制市場主體重視生態環境問題。建立在“誰污染，誰負責”原則上的環境稅收，將由于生態環境污染和對自然資源消耗而形成的社會成本反映到商品和服務中去，使那些對環境帶來危險的污染者的生產成本提高，從而把環保和有效利用資源與每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經濟利益緊密地聯系起來，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促使企業積極主動地選擇有利于環保的生產方式和工藝，消費者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也就選擇無污染的商品進行“綠色消費”。綜合運用財稅、投資、信貸、價格等政策手段和罰款、保證金、廢物處理費等經濟手段，通過市場激勵機制，使得外部性成本內部化，從而調節和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促進自主努力，建立自覺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機制。
　　(4)加大循環經濟教育宣傳力度，增強全社會的環境意識，倡導和實施節省資源和能源的綠色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循環經濟的成功實施，除了市場機制、法律保障、政策指引之外，在相當大程度上是與社會生活方式相聯系的。當循環經濟成為全社會環境意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時，人們一方面會自覺地以循環經濟的產品作為自己的消費選擇，另一方面會以最符合生產要求的方式處置生活廢棄物，使它們成為循環經濟中的資源。因此，將社會對循環經濟的支持制度化，也是循環經濟得以成功實施的必要與重要條件。
　　
　　結語
　　
　　進入21世紀，中國重化工業發展迅猛，成就令世界矚目。但由于中國重化工業的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經歷了粗放式增長的過程，為此中國也付出了極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社會對于資源和環境的關注越來越多，標準越來越高，資源和環境對中國重化工業的高速發展的約束越來越強。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重化工業“樹立科學發展觀”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選擇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正是其理性的政策表達和現實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