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光學及半導體設備大廠尼康（Nikon）未來可能進行人事調整，以數位相機及半導體設備事業為主，希望轉型重建企業經營。

　　根據報導，日本半導體事業始于日本政府的產業計劃，1970年代由官方與民間合作的結果，建立了從半導體設備到半導體生產線的完整事業。當時名為日本光學工業的尼康，借其光學技術推出先進的曝光裝置，制造精密半導體的線路，是日本半導體產業在1980~1990年代與美國平起平坐的主因。

　　但是，1984年從荷蘭電機大廠飛利浦（Philips）獨立的ASML，由于積極與外界學校及廠商合作，并積極對合作單位公開技術，逐漸抓到市場契機，后來居上；而尼康堅持自我主義，對外合作與技術開放不夠積極，市占率逐漸下滑。

　　特別重要的是2000年代初期，ASML因應市場需求，率先推出12吋晶圓曝光機，尼康與佳能（Canon）在此時的落后，導致市占率持續下滑。1993年尼康在曝光機市場的市占率曾接近50%，日廠總合近75%；2015年ASML的市占率已達81%，尼康與佳能合計不到19%，可說徹底失利。

　　雖然在2000年代失敗的日本半導體大廠，并不只有尼康，日立制作所（Hitachi）、Sony、Panasonic等廠，也都面臨問題，必須切割或縮小半導體事業部門，但這些公司在組織改造后，不管是放棄半導體事業的日立，還是專注單一產品的Sony或東芝（Toshiba），經營都有起色。

　　但尼康不同，當先進國家的半導體業開始轉向水平分工，尼康依然堅持從頭到尾自力而為的垂直整合，事業一直無法好轉。

　　尼康副社長兼財務長岡昌志，在記者會上面對半導體設備事業的未來，甚至曾經脫口說出，該公司甚至有考慮半導體設備事業的清算出售事項，不過中短期內還不會拋棄這項事業，而是減少研發費用，轉向還有營利機會的利基市場，力求2017會計年度（2017年4月~2018年3月）轉虧為盈。

　　但減少研發投資，實質上意味著退出利潤最高的最尖端曝光裝置市場，也等于是宣告尼康在半導體設備事業舉白旗投降，雖然轉向醫療器材等其他領域重建經營，是維持公司經營基礎的方式，但就日本半導體產業而言，又少了一個優勢領域，值得檢討。

　　目前市場上提供量產商用的光刻機廠商有三家：阿斯麥（ASML），尼康（Nikon），佳能（Canon）。根據2007年的統計數據，在中高階光刻機市場，阿斯麥公司占據大約60%的市場份額。而最高階市場（immersion），阿斯麥公司大約目前占據90%的市場份額。不過，競爭對手尼康也在奮力追趕，主要優勢在于相對較低的價格。

　　2008年阿斯麥公司在半導體元件設備制造商中超過東京電子成為世界第2位（VLSIResearch）。

　　以銷售額計算，2010年阿斯麥公司高階曝光機市占率已達到將近90%。

　　2011年阿斯麥公司于半導體設備商已超過美廠應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成為世界第一大半導體設備商。

　　中科大胡不歸：尼康就是被工匠精神給害的

　　對你沒有看錯，就是被工匠精神害了，工匠精神就是被媒體炒得情懷滿滿、逼格高，實則是日本失落20年的罪魁禍首。日本除了少數小眾領域可以吃老本，其他領域都明顯衰敗。被情懷媒體炒作的所謂 “工匠精神”恰恰是日本僵尸經濟的病因之一。

　　工匠精神會形成企業的自我路線束縛，與日本社會分工固化 相輔相成，互為副產物。日本的社會分工固化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企業的工匠道德綁架 無形中把 日本產業鏈的路線逼到了非主流。（因為主流技術路線一直都在被 美利堅 和 以色列顛覆，不應變就會淪為非主流）當技術路線和企業戰略走錯方向，技術聯盟站錯隊時，后果可想而知，再多努力都是徒勞，再多的精雕細琢都是浪費資源、徒增債務，有些日企甚至是撞了南墻也不回頭。某些日本的失敗技術路線如等離子體面板、交叉射頻、藍光等撞了南墻后想回頭也沒機會了，太晚了。

　　工匠精神是“果”，那么“因”就是如今這個固化的日本高度成熟封建社會，子承父業，孫承祖業，漁民的后代永遠是漁民，刀匠的后代永遠是刀匠，政客的后代永遠是政客，和尚的后代永遠是和尚（日本特色），紋身師的后代永遠是紋身師……至少也是必須有一個長子繼承家業。甚至三井三菱財團的一些老企業中出現了類似東北國企中的家族三代同社現象，這個因果關系要是在歷史中溯流而上推導，只能說沒有科舉制度的古代日本史把日本塑造成沒有階級流動的社會（明治維新這種特殊歷史時期除外），武士的后代永遠是武士，匠人的后代永遠是匠人，漁民的后代永遠是漁民，獵人的后代永遠是獵人……總之資源配置毫無流動性。

　　在工藝品時代也許這套社會體系能給日本帶來他們自己都想象不到的輝煌，但是從互聯網時代開始，以美國、以色列推動的無序產業變革逐漸打碎這一切，仿佛歷史底蘊的積累在蠻荒者面前顯得弱不禁風。事情不僅僅是工匠社會的日本無緣互聯網技術潮流那么簡單，互聯網革命意味著一系列經濟模式革命、商業策略創新和勞動分工流轉，新興商業概念如專利流氓律師團、產業鏈一波流、山寨推塔流、技術標準合縱連橫、訂單卡位等等層出不窮。不隨機應變則必死無疑。

　　更重要的是互聯網使得全球的開放經濟體的idea更容易傳播共享，思想顛覆更頻繁，產業變革會以分布式的方式加速進行。工匠精神不僅難以受益，而且被工匠精神固化的經濟體會受到更高頻率的變革沖擊。

　　而日本社會的補救方法反而是進一步加強對這種固化體制的保護，簡直是逆潮流，“大而不能倒”已經是讓很多國家的經濟界煩惱的一件事了，日本不僅有“大而不能倒”，還有“老而不能倒”，日本社會的百年老店怎么能倒？即使是三井三菱財團以外沒爹沒娘的老字號或者百年小作坊，就算負債超過200%還是得硬撐，申請破產難于上青天，且上游供應商的工匠圈和下游采購商的工匠圈都不希望失去一個高度匹配的熟悉事物。一但某個產業衰落，整條泛產業鏈的社會資源利用效率就越發低下；而且產業上下游互相拖后腿，匠人精神往往造成產品線在上游對本土特定供應商過度依賴，在下游對特定采購商過度依賴，說的直白點，某些工匠換個產品設備線或商業規則就不會做了。

　　例如：荷蘭芯片光刻機霸主ASML公司打殘了日本尼康佳能的芯片光刻機，從此ASML壟斷了全球光刻機中高端市場，結果卻導致整個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都潰敗了，破壞范圍超過華爾街的最初預期，事后總結的原因之一就是匠人精神導致日本產業供應鏈固化，一個堡壘失守，整個王國淪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