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5日，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召開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Torooc公司的展臺上展示了Liku嬰兒人形機器人。在這個無線行業規模最大的會議上，超過10萬人參觀了2400多家公司在智能手機、人工智能設備和自主無人機方面的最新創新技術。

2019年2月1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項關于維持美國人工智能領導地位的行政命令。而在2019年2月進行的一項名為“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調查表明，在接受調查的商業領袖中，只有16%的人表示其公司從先進的人工智能中獲得了巨大的價值。該調查報告還發現，各種規模和不同行業的公司都在高級人工智能方面投入巨資，每家公司于2018財政年度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資平均花費3600萬美元。

在接受調查的公司中，10%的公司表示計劃在未來兩年內增加預算。該調查還發現，亞太地區的企業采用先進的人工智能的速度要快于世界其他地區。 2018年亞太地區公司中有22%的公司處于機器學習的高級階段，而北美地區只有11%，歐洲有7%。

2019年3月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了一次關于制定圍繞人工智能的核心原則的會議，重點討論采用更人性化的人工智能方法。其目標是促進公共和私營部門、科技界、媒體和學術界、民間社會、國際和區域組織之間的對話，并考慮應該允許機器為社會做出什么樣的決定，包括將什么價值觀和優先權寫入機器的算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Audrey Azoulay在一份聲明中指出，人工智能是人類的新前沿。

“人工智能的指導原則不是要成為自主的或取代人類的智慧。但我們必須確保人工智能通過人道主義的方式發展。”Azoulay說。

Mastercard公司網絡與智能解決方案總裁Ajay Bhalla表示，人工智能已經在影響今天的大多數行業對話。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人工智能不會觸及經濟的單一部門。它將大大提高數據交易、互動和決策的價值和速度。”Bhalla說。

他表示，“因此人工智能對未來的業務至關重要，而通過人工智能構建系統對于保持競爭力也至關重要。”

智能迪拜助理總干事兼智能迪拜數據首席執行官H.E.Younus al-Nasser表示認同。

Nasser 說，“人工智能已經成為它自己的一個部門，隨著人們日常生活中日益增長的部分變得自動化，只能期待更多人工智能的突破和服務，這就要求制定原則來規范并指導該部門。

也就是說，該領域還不夠成熟，尚未起草法律來管理人工智能，因此我們開發了一個道德人工智能工具包，為該技術的道德使用制定明確的指導方針，并防止采用分散的、不連貫的方法，讓每個實體都制定自己的規則，我們期待看到工具包發展成一個通用框架，確定人工智能設計和使用的道德要求，提供知情的解決方案，幫助利益相關者遵守道德原則，并且最終作為政府制定務實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規的藍圖。”

在信任方面，MasterCard公司的Bhalla表示如今確實有很多關于技術信任的討論，無論是消費者數據的使用，隱私還是共享經濟中新平臺和技術的擴散。

Bhalla說，“由于人們的資金處于危險之中，支付和金融服務行業傾向于引領建立更安全系統的方式。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道德規范不僅包括監管和合規，而且談話從‘遵守’轉變為 ‘做正確的事’。道德考慮提供競爭差異化，這是我們遵循的原則。我們通過設計和安全性來討論隱私，而這是一個基于信任的價值主張。如果考慮人工智能，需要深思熟慮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并創建標準來定義人工智能的使用位置、何時可以被使用以及它可以訪問的內容。”

LatentView Analytics公司首席執行官Rajan Sethuraman表示，人工智能中的道德規范是一個廣泛的主題，因為它試圖將通常的場景和文化規范和指南應用于幾乎無窮無盡的理論應用中。

Sethuraman說，“當人工智能用于自動化最平凡的可重復人工任務時，那么道德考慮可能不會那么深入。但是，人們訓練的機器越多，最終期望機器模擬為人類，并嘗試將人類的判斷、同理心或公平等基本思想整合到人工智能的方程式中，人們就越會面臨與人類互動相關的道德問題。”

他補充說：“對于具有感知的機器人的‘權利’是人們在流行的科幻電影中多次看到的一個主題，雖然還沒有達到HAL 9000的水平，但隨著越來越先進的人工智能的可預測性越來越低，道德規范是人們必須深入考慮的問題。”

Clairvoyant公司首席技術官Shekhar Vemuri認為，人工智能中的道德規范具有兩面性。

他說，“任何開發人工智能技術的公司都需要問自己，他們是否有權使用擁有的任何數據來支持人工智能。如果沒有，其他所有內容都將受到最初的道德違規行為的影響。”

“其中的一個方面是透明度。許多公司只關注他們的人工智能是多么強大和可擴展。這很重要，但人工智能有點像政府部門，人們將權力轉移到政府，但其權威和發展能力必須通過透明度來檢查。”Vemuri說，“機器是否做正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如果結果不對（例如有偏見的銀行貸款或招聘），那么其流程和管道是否可以進行檢查？算法是否可以通過審計來發現缺陷，還是采用黑盒方法？”

Vemuri認為，如果不解決這些隱私和透明度問題，將遭到強烈反對，這將轉化為采用人工智能的監管阻力。

“作為人工智能實踐者，人們的社會和道德責任是確保自然的人類偏見不會在構建的解決方案中得到放大，如果他們確實進入并提升了規模，那么就有一個透明的過程來根除并解決問題。”Vemuri補充說。

但Bhalla認為人工智能可以在打擊影響消費者的欺詐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在過去的十年里，Mastercard公司一直在投資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在打擊欺詐，特別是反洗錢方面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Bhalla說，“我們的人工智能欺詐和決策平臺每年處理70億筆交易，這有助于防止損失超過500億美元的欺詐行為。”

該公司于2017年收購了人工智能專家Brighterion公司。Bhalla表示，這使得Mastercard公司能夠將檢測推向預測。

“從忠誠和獎勵計劃到欺詐預防和用戶體驗，再到新的渠道，我們的業務中所有方面都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Bhala說，“在未來，人工智能與生物特征學的結合將是將在物理世界中使用的智能識別技術轉移到數字領域的重要途徑。在線識別人員及其設備是人們目前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

Sethuraman在談到人工智能的道德規范問題時說，“人工智能中的道德規范必須越來越多地考慮潛在的結果，并試圖讓人類盡可能地參與并與輸入和設計保持聯系。這是人道主義智能，或通過機器來增強人類的能力，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數人工智能才有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