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難預測，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不僅會促進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立，更會造福于民，進一步提高國民社會生活的便利程度。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也會對社會治理模式，特別是相關法律的創新提出挑戰。法律創新應與人工智能的發展“如影隨形”，只有積極進行人工智能法律理論前沿研究，制定科學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規范體系、開展行之有效的人工智能司法創新改革、創新人工智能法律人才培養模式，方能實現“搶抓人工智能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構筑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先發優勢，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的偉大戰略目標。

一、人工智能時代的法律理論創新

法律理論的創新是實現人工智能時代法律創新的基礎。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與普及，會不斷改變公眾對法律的認知模式，轉變傳統法律觀念，最終引起法律價值導向的重構。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雖不會受制于法律理論的內容，但卻出現了人工智能法律問題無法從傳統的法律理論中尋求依據的現象，既有的法律理論對人工智能法律問題的回應能力不足，無法給予這些法律問題以方向性的指引。必須在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過程中實現“引領性”立法研究，其中涉及法學思想的轉變和與時俱進。人工智能與早期技術最顯著不同的特征是，人工智能具有自主行為的能力，人工智能系統已經可以執行復雜的任務，例如自動駕駛汽車、智能機器人等，無需多加人工控制，甚至無需監督。作為一種智力化產品，人工智能正在日益消除人與工具之間的界限，2017年，沙特阿拉伯授予美國漢森機器人公司生產的機器人“索菲亞”以公民身份，這是人類歷史上首個獲得公民身份的機器人，索菲亞還參加了中央電視臺的《對話》欄目。賦予機器人以法律上“人”的身份，將對傳統法律主體理論帶來巨大的沖擊，“法律人”是指依法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自然人和組織，自然人取得法律主體身份的前提是生命，組織（如公司）取得法律主體身份的前提是依法登記或行政命令。顯然，機器人既沒有生命，又不符合法律意義“組織”的構成要件，如果將機器人納入法律主體范疇，必須重構法律主體理論體系。正如漢森機器人公司創始人大衛·漢森在《對話》現場所言，“如果說一個機器人的身份說明她未來的發展獲得了自由的權利，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做準備。”隨著機器人保姆、機器人護士、機器人律師、機器人會計等人工智能在各個領域的普及，傳統法律理論的變革刻不容緩。

二、人工智能時代的法律制度創新

法律制度創新是人工智能時代法律創新的核心內容。人工智能法律問題的快速涌現，凸顯出現有法律制度體系的滯后與不適：第一，存在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若干“空白”，傳統的以人類行為為中心的法律規則無法適應以“大數據”“智能算法”為主體的應用環境，例如，機器人能否成為“作者”“機器人保姆”造成的損害誰來承擔責任、自動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的責任分擔問題等。第二，即使在現有的法律體系中可以勉強找到法律依據，但在人工智能法律糾紛的法律適用方面仍然出現了問題，例如，大數據時代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加劇了隱私權以及個人信息權保護的難度，如果仍然按照現有的隱私權、信息權制度，將無法解決人工智能在搜集具有特定屬性個人信息時，可能給相對人造成的損失問題。可見，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為法律秩序帶來了新的變化，僅依靠既有的法律規范不足以對人工智能法律關系進行有效的規范和調整。應當逐步建立以中國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為背景的人工智能法理風險控制機制，兼顧公平、效率和成本，盡快找到解決人工智能法律問題的最優途徑。此外，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適用，相關法律制度的變革也應當輻射到多個部門法領域，包括侵權法、知識產權法、合同法、訴訟法、家庭法、刑法、行政法等，通過法律、政策、習慣等多種途徑的綜合治理。需要明確的是，人工智能相關法律制度的建構，絕不是阻礙和限制人工智能的發展，而是運用法律機制來減少人工智能帶來的公眾風險，在最大限度上為人工智能技術進步創造安全的、可持續性發展的法制環境。

三、人工智能時代的法律適用創新

法律適用創新是人工智能時代法律創新的重要保障。在司法實踐中，永遠都會存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案件，需要裁判者不斷進行法律適用上的創新，特別是我國目前人工智能法律制度體系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法律適用的創新更為必要。法律適用的創新有利于解決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快捷性與法律固有的滯后性之間的矛盾，由于立法程序繁復、耗時冗長，法律的滯后性在人工智能時代更為凸顯，必須根據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前瞻性需要，進行適時的、司法層面的創新。應當看到，人工智能是一個相當廣泛的領域，至少涉及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理解與交流、認知與推理、機器人、博弈、倫理和機器學習等七大論域，還涉及哲學，認知學，數學，神經生理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等多個學科。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人工智能案件的數量將迅猛增長，案情也將日趨新穎復雜，這就對法官的專業性、技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可以考慮在人工智能技術較為發達、人工智能案件相對集中的地域，建立“人工智能法庭”或者“人工智能法院”試點，培養審理人工智能案件的專業審判隊伍，創新人工智能法律適用模式，以更科學的方法、更專業的裁判，為解決人工智能法律糾紛、維護人工智能時代的公平正義設置最為堅固的防線。

在發展人工智能技術的同時，于法律層面對人工智能進行引領和規范也必須同步開展，不能形成“先發展后治理”的形式。開展人工智能法律創新，必將促進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保障人工智能技術平穩快速地融入社會生活之中，同時為實現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