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9日，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張蔚文接受浙江衛視“科學控疫情，統籌謀發展”欄目專訪，就浙江在促進外來人口高質量城鎮化、智慧城市建設和數字治理方面的有益做法和實踐做出解讀。

讓外來務工人員在浙江留得住、留得安心，浙江有什么好的做法？

其實我們說這個人力資源簡單分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高技能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端人才，而低技能的，一般來說他們會從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比如說服務業。這些人通常是從農業剩余勞動里面轉移出來的，在流動人口大軍當中主要是這部分人。對一個城市發展來講，這兩類——高層次的和低技能的勞動力，他們可以形成一個互補，可以有效地提高生產率。實際上是我們城市活力的一個來源，所以缺一不可。我們浙江各地都在采取措施，比方說金華，義烏采取了比如勞動力地圖法，包車法，等等方法。但是當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回來了以后，怎么能夠讓他們安心的留下來，這個是我們后面要重點關注的一些問題。要把他們留下來，主要是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浙江省在這方面，已經做了一些嘗試。比方說浙江省早在2008年的時候就提出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計劃。經過十一二年的建設，這個計劃已經取得了成效，所以我們有一項研究是針對對全國的各個省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在評估中發現浙江省人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在全國是排在前面的省份之一，而且在經過了前期十幾年的積累之后，在這次大考，也就是抗擊這次肺炎疫情的過程當中，它就能夠初步顯現積累的成果。但是這里面還有其他的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浙江省一個省就能解決，因為在這之中還會受到國家城鄉二元體制的影響。總的來說。每個地區的公共服務可能還是偏向于高技能的勞動力，所以對這個低技能勞動力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再加強一點。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復工復產，兩手都要硬，兩戰都要贏。但是外來務工人員復工后，疫情防控壓力必然增加，這個角度您的觀察是什么呢？

流動人口往往生活條件會差一點，所以這部分人群的防控條件會相對落后些，而他們所從事的又大多是人員會高度聚集的職業，所以當疫情發生的時候，他們其實是需要重視的易感人群。所以要怎么對這個群體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我們后面需要持續關注的，那么一方面我們可以對他們進行一些后期的健康教育，另一方面可以用大數據追蹤他們的健康狀況。這里面就涉及到跨省的地區之間的合作這些都要提上議事日程。

因為浙江對外來的務工人員依賴度是很高的，所以在我們現在加緊恢復生產生活，復工復產的這個過程中，我們這些外來的朋友們對我們的幫助是非常大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們可能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強烈地有這樣的感受，很真切地感受到了外來務工人員對浙江省的價值和對于我們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所以我們更要讓這些外來務工人員也能夠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在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務，有了這些服務才能讓他們能夠安心地留在這個城市。而能夠真正融入到這個城市生活里面，這個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接得回來，請得回來還要留得住，并且讓他們留得安心，這也是針對這個群體的重要的防疫措施。

長三角聯動機制是否在復工復產中起到很大作用？浙江的一圖一碼一指數是不是在全國范圍內都有一定的影響和作用？浙江省為何走在全國前列？

問題一：我們要復產，但因為產業鏈它不是限定在一個省里的，所以長三角的協同治理，在這次復工復產當中就顯得特別重要。比如一種上游的原材料它是來自于江蘇或者安徽某一個地區，那么這就在這次的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當中更加能顯示出長三角一體化的重要性。

問題二、三：這次確實這個一圖一碼一指數的應用非常迅速，但是實際上這些都是有一個前期積累的過程。這個是跟浙江省事前的幾個領先于全國的改革措施是分不開的，比方說這個以“最多跑一次”為代表的政府數字轉型方面的改革，還有以杭州城市大腦為代表的智慧城市建設。政府數字轉型是解決了政府各個部門各自為政的問題，讓它們的數據互聯互通然后信息共享。這樣就使得部門之間可以協同作戰。而智慧城市的建設則會讓一個城市變得更“聰明”。所以碰到像現在這樣大規模的疫情的情況下才能夠迅速地做出反應。所以這個迅速的背后其實是有一個長期的，積累的過程。

疫情過去之后，相關的數字經濟、城市大腦、智能城市這些相關的設計會在未來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呢？

對于智慧城市的這方面的設計我相信會有一個很美好的前景。其實之前在推進這些改革的過程當中還是有阻力的，因為在我們做調研的過程中能夠明顯感受到來自各方的一些阻力，但這次在疫情這個大考當中大家可以說已經嘗到了這些改革的甜頭，因為這些能夠讓政府迅速地作出非常精準科學高效的決策、讓老百姓知道自己所處的風險，所以我覺得這方面的設計預期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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