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對華貿易保護備忘錄，正式拉開了中美貿易摩擦的大幕。

但這并非美國首次與其他國家發生貿易摩擦。早從上世紀50-60年代開始，美國便開始對日本實行貿易保護措施，期間經歷了五大階段，涉及紡織品、鋼鐵、彩電、汽車、半導體等行業，一直持續到1995年克林頓在任期間。

本期的智能內參，我們推薦來自廣發證券的日美貿易摩擦報告，報告回溯了自1955年以來美國與日本貿易摩擦的五大階段，以及在貿易摩擦背景下日本GDP發展情況。

以下為智能內參整理呈現的干貨：

大蕭條至今，美國的三次典型貿易保護措施

1929年大蕭條至今，美國共對非美實施過三次典型的貿易保護措施，標志性事件分別是：

1、1930年胡佛政府簽署《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

2、1985年里根政府與德法英日共同簽署《廣場協議》；

3、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簽署對華貿易保護備忘錄。

其中，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令美國關稅稅率大幅上升，并導致1930-1931年美國貿易赤字率陡升、成為美國大蕭條的重要背景之一。

70-80年代，美國對日德的貿易保護處于美國雙赤字擴張期，而美國在其雙赤字率收斂的90年代則推動了類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1993年）等貿易自由化措施。

當下在稅改等寬財政背景下，美國雙赤字率再度擴張，這是美國對華實施貿易保護的經濟層面背景之一。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次典型的貿易保護政策均來自共和黨執政期間，而民主黨的任期內美國更容易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比如克林頓時期等等。

紡織、汽車、半導體……美日貿易摩擦的五大階段

在前面兩次典型貿易保護中，美國對日德的貿易保護更具研究和借鑒價值。在此，報告僅對美國對日貿易保護為例梳理其過程和影響。

美國對日貿易保護可追溯到上世紀50-60年代，并持續至1995年克林頓在任期間。此間，美國先后對日本的紡織業、鋼鐵業、汽車業及半導體等行業進行貿易保護，并簽署多項雙邊貿易協議。

70年代日本頂住了美國貿易保護和石油危機的兩大外部壓力實現了經濟轉型，而真正對日本經濟和資產價格形成實質性傷害的是1985年9月《廣場協議》，其后日元大幅升值，引發了嚴重的產業競爭力下降和資產泡沫。

日美貿易摩擦的過程和影響回溯可以大致分為以下五個階段，分別涉及紡織品行業、鋼鐵和彩電行業、汽車業、半導體業、以及市場開放問題。

1、第一階段：1955-1971年美國對日本紡織品行業實施貿易保護

1955年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時承諾實施自主限制對美國的棉紡織品出口，到60年代初期日本已對20多國承諾了棉紡織品的自主限制。自主出口限制也成為了20世紀后半葉日本應對外國政府貿易保護壓力的常規解決方式。

60年代日本的合成纖維產品產量和出口量急劇增長。在1968年的總統大選中，為了贏得紡織品產業較為集中的各州選票，尼克松承諾將限制日本對美合成織品出口。

尼克松當選后，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了后來稱為“尼克松沖擊”的幾項經濟政策，其中就包括對進口產品征收10%的額外關稅。兩個月后的10月15日，在國內的反對聲下，日本政府答應將自主限制合成纖維產品的出口，次年1月3日，美日兩國簽署《美日紡織品貿易協定》。

協議達成后日本的合成纖維出口確實受到了抑制，但70年代日本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也可以理解為外部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日本經濟轉型。

2、第二階段：1969-1978年美國對日本鋼鐵和彩電產業實施貿易保護

70年代初期，日本鋼鐵行業接替紡織行業成為主要出口領域，且產量超越美國。在此背景下，美日達成了兩輪自主出口限制協議（1969年1月-1971年12月，1972年5月-1974年12月）。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日本鋼鐵產業的原燃料價格大幅上漲，進而導致鋼鐵產業利潤率大幅下滑，鋼鐵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受到削弱。

1976年6月美日簽署《特殊鋼進口配額限制協定》。1977年美日就鋼鐵制定了《進口最低限價制度》、簽訂了《維持市場秩序協定》。這一系列事件和協議后，日本鋼鐵出口量明顯下滑。

同期，美國也對日本彩電行業實施過貿易保護。1977年美日簽訂了針對彩電的有序銷售協定，于當年7月生效。

3、第三階段：1979-1981年美國對日本汽車產業實施貿易保護

兩次石油沖擊后，油價上升導致市場偏好從美國生產的大型汽車漸漸轉向更加節油的日本汽車，同時伴隨著日本汽車工業自身的崛起，美國汽車產業受到沖擊。

在美國施壓下，日本政府于1981年5月同意對汽車進行自主出口限制。

4、第四階段：1982-1987年美國對日本半導體行業實施貿易保護

70年代后期日本的半導體產業也開始崛起。美國的半導體市場占有率在十年間發生了銳減，同期日本占有的市場份額則從起初的不到10%迅速攀升到了40%。

1985年6月，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提交了301條款申請，要求調查日本的不正當競爭手段，其中提供了關于日本市場壁壘的切實證據：在1984年，美國半導體產業在美國市場占有83%的市場份額，在歐洲占有55%，在其他市場占有47%，而在日本的市場占有份額僅為11%。

經過多次談判，美國在日本的半導體銷售水平也并未改善。美國貿易代表在1987年3月27日，里根宣布將對3億美元等值的日本電子產品征收100%的關稅。

1987年11月2日，美國商務部宣布調查結果，認為日本已經停止芯片傾銷行為；美國對日本的半導體貿易保護就此告一段落。此外，在對日半導體實施貿易保護期間，美國還與日德法英共同簽署了《廣場協議》，隨后日元大幅升值，直到1988年才趨于穩定。

5、第五階段：1989-1994年圍繞市場開放的綜合談判

半導體之爭后，美國對日本貿易問題的強硬態度并沒有改變。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美國對日本的貿易談判方向幾乎完全轉向了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

1988年，美國國會引入了專門針對外國損害性貿易行為的“超級301”條款，并在次年5月即將日本列為了重點打擊對象，矛頭指向日本政府在超級計算機和衛星采購方面的排外性，以及日本市場在森林產品上的貿易壁壘等一系列經濟問題。

在圍繞“結構性貿易障礙倡議”展開談判后，日本政府于1990年4月承諾將修訂關稅和建筑標準，并于同年6月承諾了透明、公正的政府采購程序。

1993年7月的東京G7國家會談上，新一屆克林頓政府宣布啟動了新的“美日新經濟伙伴框架”，每年啟動兩次經濟對話，焦點是日本市場對保險、汽車及零部件、電訊和平面玻璃等多個領域的開放問題，并致力于降低日本的經常項目順差和美國的貿易逆差。

1994年3月，克林頓宣布再次對日啟動超級301條款，日方對此只得做出讓步，最終在1995年6月達成了包括汽車及零部件購買等一系列新的協定。盡管不斷有協議達成，但仍未扭轉美國對日本的逆差局面。

貿易摩擦背景下，日本GDP增速兩度下臺階

60-90年代期間，日本實際GDP增速兩度下臺階：第一次發生在70年代初，第二次則是在其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后。

1、70年代經濟增速下臺階是經濟結構轉型的結果

結合城鎮化率水平、產業結構、消費占比及人均GDP等指標評估，日本在70年代初的經濟降速實則是經濟結構轉型的結果。

1968年日本城市化率首超70%，1975年超過75%；日本名義人均GDP在1976年超過5000美元、1981年超過1萬美元，按照2011年的購買力計算1972年日本人均GDP已經超過1.5萬美元；日本服務業就業人數占比于1974年超過50%、1981年超過55%。

產業結構方面，70年代到80年代初運輸設備和電子器械相繼成為日本制造業中的支柱行業，而紡織等傳統行業在制造業中的占比則大幅下降，也印證了日本產業升級的完成。換言之，70年代的日本頂住了美國貿易保護和兩次石油危機帶來的全球滯脹的兩大外部壓力實現了經濟轉型。

2、90年代經濟增速下臺階是經濟泡沫破滅的結果

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1985年初美元兌日元為262.8，到1988年初已經跌至122.7，也即：3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了53.3%。

在此過程中，日本對外貿易大幅萎縮，盡管1985-1987年凈出口對GDP增長貢獻上升但類似于“衰退式順差擴張”。匯率大幅升值后，日本凈對外投資顯著擴張，結合其產業結構來看，大概率是傳統產業轉出日本的結果。

此外，1985年匯率大幅升值后，為了緩解匯率升值及輸入型通縮壓力，日本央行不得不持續降息。匯率升值、無風險利率下降疊加傳統制造業產業轉出的組合快速推升了地產和金融資產價格。1989年日本央行開始控制風險抬升基準利率，但卻導致資產價格破滅。

日美貿易摩擦的四點啟示

1、美國對日貿易摩擦是一個長期過程，與日本產業升級基本同步；

2、在美國實施貿易保護以及兩次石油危機的壓力下，日本還是順利實現了產業升級，外部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了內部動力。日本人均GDP從1970年的2000美元左右，上升至1980年的9400美元，直至90年代經濟觸頂時的40000美元；

3、在產業升級的驅動下，幾輪貿易保護也均未對日本金融資產價格造成實質性沖擊，資產價格整體仍取決于國內基本面；

4、《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和為對沖由此帶來的通縮壓力而進行的持續降息才是對日本實體經濟造成沖擊，并推動金融資產泡沫化的根源；后續過于急迫的政策操作過程又成為泡沫被刺破的關鍵。換句話說，是這兩個素有爭議的過程而并非是日美貿易摩擦本身帶來了日本經濟的觸頂。

知史明鑒，查古至今。雖然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背景下，不同國家間貿易摩擦都有其獨特性，不能生搬硬套，一概而論。但中日兩國同為當期崛起的亞洲國家，回溯過去半個世紀間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摩擦歷史，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當前形勢，并能有針對性地做出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