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5G競爭若是公開透明，無疑可形成交替領跑式的“螺旋式簇擁”上升，但若競爭演變為惡意圍堵，那就是對整個產業的破壞和打擊。

5G通信其實是集計算、存儲、傳輸為一體的，不管在基站、終端和其他很多設備中，都需要芯片，且5G芯片是一個龐大的家族體系，在芯片技術能力和積累上中美存在一定差距。

大致梳理一下“5G芯片家族族譜”，我們發現核心網絡管理系統需要計算、存儲芯片，基站與眾多設備需要專用的管理、控制芯片，智能手機終端需要計算、基帶和存儲芯片。

未來隨著5G與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的充分融合，感應芯片需求也將大幅提升。其中，計算芯片基本有美國、韓國、中國***占據了市場主要份額，專用芯片領域屬于百花齊放，各有所長，中美并無誰有絕對話語權。

智能手機使用的芯片在4G時代，蘋果、華為、三星都研制了自己的4G芯片，然而到了5G時代，格局迥然不同，蘋果與三星可能都會選擇高通，而獨有華為堅持走自研的道路。

在技術硬核的道路上，中美差距其實不大，我們也不能因為5G通信標準花落中國這樣的事情而驕傲自滿，從而放慢努力的腳步。

回顧通信網絡的歷史，在2G時代，我們知之甚微；在3G時代，我們邁開了追趕的步伐；在4G時代，我們開始希望可以扮演主角；而在5G時代，我們有能力、有底氣更應該尋求用研發形成的硬核能力引領時代發展。

5G場景和產業應用對中國機遇大于挑戰

在移動互聯高速助推下的過去十年間，中國互聯網滲透率飛速提升，人口紅利爆發，結合4G時代的智能手機普及，實現了移動互聯網的爆炸式繁榮，并迅速實現全球化擴張。

在4G時代，由于海量數據大爆發，基礎算力得到有效保障，中國大量互聯網企業實現了數據驅動的量化運營，其在資本市場的市值也飛速提升。最典型的就是數據驅動的阿里巴巴和社交多元化的騰訊。這個特別類似“貨幣理論”，不斷新增貨幣供給的同時提升或加快貨幣間流轉速度，最終產生的價值將成倍提升。

在5G時代，中美高科技公司同樣面臨歷史的機遇和空前的挑戰——機遇在于他們可以通過高速低延遲的底層網絡，結合業務爆點實現體量指數級的增長；挑戰在于后起之秀可能以他們曾經超越對手更快的發展速度超過自己。5G時代的特點是速度快，而企業巨頭們應對機遇和挑戰時也會經歷“超低時延”。

由于中國在移動互聯網業態方面的領先，5G的場景落地和產業應用也將有望領先美國一步。

在智能金融領域，5G技術可結合移動支付，實現金融科技服務“近乎無延時”，實現極致化的用戶體驗。憑借4G時代積累下來的移動支付客戶群體，中國5G時代的智能金融發展將會更為迅速，收獲也更為豐富。

在智能醫療方面，中國具備天然的人口資源稟賦，也就是龐大的患者群體，這個優勢可幫助5G技術在醫療領域快速落地應用。由于需求的源源不斷，可快速形成閉環效應。實際上中美在5G醫療領域的實戰練兵中，中國已占據先機，5G遠程醫療醫院已落地，遠程會診、遠程B超、遠程動物手術實驗紛紛落地。未來醫療行業在中國將更多受益于5G無處不在的覆蓋率和低時延的高效率。

從5G城市智能化角度來看，5G技術的涉及范圍最廣、影響力最大，以城市監控設備為例，5G結合人工智能和邊緣計算能力，可在工業、交通、公共安防方面全面升級現有監控產品及其軟硬件設備，如傳感器、芯片、控制系統等。雖然中國在城市信息化程度整體上不如美國東西海岸的現代化城市群，但近年來持續增長的城鎮化比例和城市群概念的興起，都將伴隨5G技術的井噴式效應，產生中國式的5G城市化學反應。

近期，中國強化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正式由國家發改委主導推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未來也將有望基于5G技術作為底層基礎設施保障，以海量數據為驅動，推動大灣區打造國際化數據中心和跨境數據試驗區，最終實現智能城市群的構建。

當然中國也并不是占據了絕對的優勢。

5G網絡和技術的落地以及對產業的重塑還需要依賴與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邊緣計算、AR/VR、物聯網等基礎技術進行的融合，并打通與智能監控設備、車聯網、遠程控制設備等通用技術或模塊。這樣才能形成通用化或垂直化的行業場景解決方案。

談到5G應用，可能“無人車”實現L4或L5是一個熟識的應用場景。在出行領域，5G技術與云（邊緣）計算、自動駕駛、人工智能、車輛聯網和設施聯網等技術的相互結合，通過OEM、車載設備商、互聯網公司、電信運營商、政府機構間形成合力，在政府法律法規允許的框架下，可快速實現“車聯網平臺”下的互聯互通。

這方面，美國已經開始分食“市場蛋糕”，而中國卻僅僅落座。究其原因在于美國在無人車技術領域、法規研究、其他配合性技術以及傳統汽車產業上面全方位的領先。

而中國想要在無人駕駛領域趕超，也仍需要借助5G的力量，對5G進行整體布局，比如采用SA（獨立組網模式）更好的支撐未來IoT和無人駕駛等應用場景。

5G競爭的未來路線圖

開放競爭、共贏共生始終是良性的競爭形態。中美在5G未來的競爭中，若是公開透明的，那無疑是對雙方有益的促進，可形成交替領跑式的“螺旋式簇擁”上升和演進；但若競爭演變為了惡意圍堵或者是對各國企業的封鎖，那很可能是對整個產業的破壞和打擊。

在這個問題上，中美貿易桌上川普已明確表態：對待華為我們應該從競爭的角度來看，以實現相互成就，而不是刻意封鎖。這讓世界5G行業，特別是大量依賴華為產品的歐洲，無疑有種靴子落地般的釋懷感。

未來的技術競爭將會是技術集群的競爭。

5G技術與場景和其他技術的結合方可以實現5G的智能應用，而結合行業know how才能實現全產業的5G智能。參考其他高科技技術的成長路徑，我們猜測，中美競爭的路徑都會經歷從5G技術的完善，到技術落地部署，實現具備區位或者場景的試點，然后落到特定場景下應用產品的推出，最后逐步開始影響行業和產業鏈上下游的過程。

5G的競爭背后也是制度的競爭。這種制度包括了硬性規范和柔性慣例所形成的全套制度體系。在明確的制度預期之下，5G技術研發、場景落地等才會有明確的激勵，才會更有利于5G的整體發展。以5G無線電頻譜分配為例。

在行業的初創期，尤其在5G這種天然帶有大國博弈色彩的行業中，資源的聚集和合理分配是首要需要考慮的內容。美國的完全市場競爭一度導致美國國內企業的相互內耗。慘烈競爭后所獲得的無線電頻譜資源反倒成為了一項“壟斷資源”，提升了5G發展的基礎成本。這與大飛機產業的“舉國優勢”頗有一些相似之處。

對于中國5G產業的領軍企業來說，2018年到2019年的時光帶給他們超出以往的曝光，他們被無數次地放置在聚光燈下。這也標志著5G的腳步逐漸地加快。

在國內，基站與終端、應用齊頭并進。而在國外，即使面對打壓我們也依然相信，中國5G網絡也能獲得應有的商業尊重，而且會以中國的“和而貴”的標準影響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