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中國VC及互聯網領域過去15年，發展迅速且勢不可擋。這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嗎？還是說這一模式可以被復制到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市場？

2018年初，我受邀做客“GGV996”播客節目，與GGV紀源資本管理合伙人童士豪和投資分析師張睿進行了一場開放式對話，討論了有關職業選擇、創業、OMO、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問題，比如中國當下的創業模式能否成功復制到其他國家？外企如何高效入華？

近年來，李開復多以“創業導師”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2009年，他從谷歌離職創業，創辦了一個集天使投資、創新產品和團隊的平臺——創新工場。

此前，在擔任谷歌全球副總裁兼大中華區總裁期間，李開復將谷歌中國的在華市場份額從16.1%提高到了31.0%。而在成為谷歌、微軟等科技公司的高管前，他投身學術界，在卡耐基梅隆大學擔任副教授。

職業發展：從學術界到科技行業

談及自己當初從學術界進入科技行業，李開復稱喬布斯的那句“你想賣一輩子糖水，還是跟著我們去改變世界”激發了他，做學術、寫論文是他當時的那杯“糖水”，但已經無法滿足他想要改變世界的想法了。

1990年-1996年，李開復在蘋果公司歷任語音組經理、多媒體實驗室主任、互動多媒體部全球副總裁等職位。

當問及他在此期間取得的最值得驕傲的成就時，李開復表示是1993年自己團隊開發的語音識別技術。當時的《華爾街日報》和《早安美國》等媒體都對此進行了報道，蘋果公司的股票還因此上升了好幾個點。但他也表示，這項技術在當時并不成熟。

1996年，李開復收到來自SGI公司的職位邀請。他曾在自傳書《世界因你不同》中描述，自己對于SGI為自己量身打造的職位很感興趣。隨后他加入SGI 擔任互聯網部門副總裁兼總經理，同時兼任Cosmo軟件公司總裁。

僅僅兩年，李開復團隊開發的互聯網服務器創造了一年營業額達2億美元的業績。此外，該團隊還研發出 VRML 虛擬現實技術（網絡3D技術 ），“現在看來，這項技術在當時有點超前了。”李開復說。

在SGI的兩年里，他發現Wintel（微軟和英特爾）站在IT產業鏈的頂端，“蠶食”著越來越多科技公司，令它們立足艱難。“英特爾的產品和SGI質量相似但更便宜，到后來SGI的優勢僅剩下電影動畫技術，但不久英特爾也‘占領’了該領域，”李開復說。這讓他意識到，自己必須去微軟或英特爾工作。

1998年，微軟和英特爾同時向他伸出了橄欖枝，都邀請他組建公司在中國的研究實驗室，他最終選擇入職微軟公司。

這是一個改變職業生涯的決定，過去他一直就任于以硬件為專長的科技公司，如蘋果、SGI，而微軟則是一家軟件公司。“如果我想轉型到軟件領域，那么微軟會是我的第一個機會。”

當年，李開復創辦了微軟中國研究院（后改名為微軟亞洲研究院），帶領研究團隊主要做新一代多媒體、新一代用戶界面和新一代信息處理技術等方面研究。

2005年，李開復離開微軟加盟谷歌，負責谷歌中國研究院的事務。四年后，他從谷歌辭職開始創業，創新工場正是那時成立的。

談及這次職業轉型的原因，李開復表示，“中國移動手機端發展迅速、創業者們充滿活力，但當時天使投資還處于種子期，和美國相比差距很大。”他認為自身的技術背景能勝任這方面工作，即幫助年輕人創業。

不論是擔任IT公司高管還是現在作為“創新工場”的CEO，李開復都擁有多年的團隊帶領經驗。針對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難題，他為企業的招聘者們出了點招。

首先，要招募與企業文化契合度高的人才，設置一個比較高的招聘標準，并清晰地說明員工個人的職業發展路徑。“人們更愿意和同樣聰明、文化背景相似的人做同事，這樣彼此就可以相互學習。”李開復說。

其次，他提出，要先找到團隊中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后方便吸引更多相似的人加入。

創業迭代

創立之初，“創新工場”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孵化器模型，經過8年的迭代，如今其VC的屬性越來越強。那么現在它到底是什么樣的模式？在這個過程中，又得到了哪些教訓和啟發？

針對第一個問題，李開復表示，目前“創新工場”基本是VC模式，和投資機構 Greylock 類似，又因團隊中有工程師，所以又有點像投資機構 Google Ventures 。

目前，“創新工場”一般在企業A輪和B輪融資時進入，但它“還保留著自己的早期精神”，仍然會做些早期階段的投資交易。“我們有技術可以選中正確的未來趨勢，背后也有強大的服務團隊，在營銷公關和財務法律等方面幫助創業者們。”

另外，李開復還表示最近成立的AI研究所，今后可以提供VC交易咨詢和判斷服務。2月8日，他剛擔任北京前沿國際AI研究院的首任院長。

在摸索創新工場成長的過程中，李開復習得過一些經驗、教訓，也做出過一些調整。

他坦承，現在的“創新工場”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最初預想。那時他認為一個孕育孵化器的環境，可以幫助企業家在不擅長的領域創業。而如今他發覺，成功的企業家既實力強勁，又信心十足，他們更像是實體“孵化器”。對創業者來說，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有導師及時的指引。因此，創業指導者成為了“創新工場”轉變后的角色定位。

另外，因為中美兩國在創業競爭等方面的演化不同，相應投資和選人上會有出入。

李開復表示，美國的創業模式更傾向于輕型、小規模，投資者們都在尋找下一個扎克伯格；而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創業需要建立很深的“護城河”、支出巨額的資本。因此即便“創新工場”只參與A輪B輪融資，但投資數額也很龐大。在選人方面，則更青睞在經營大公司方面更為成熟有經驗的創業者。

事實上，中國VC及互聯網領域過去15年，發展迅速且勢不可擋。這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嗎？還是說這一模式可以被復制到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市場？

李開復的回復很肯定，“我認為中國的模式很難復制。”這一模式的出現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中國擁有數量眾多且勤勞的勞動人口、大量涌入的資本、活躍的冒險精神。

其次，中國很愿意向美國學習，再加上互聯網移動時代的到來、人工智能領域的蓬勃發展，這些條件的共同作用將創造一場完美的“科技風暴”，讓中國從制造業大國轉型為不被輕易取代的科技強國。

李開復認為，這些要素同時出現在其他國家的可能性很小。另外，發展中國家市場多以廉價勞動力為主，隨著人工智能的普及，以前的人口優勢反而會變成劣勢。

在李看來，這場“科技風暴”最可能發生在中美兩國。Facebook不斷擴大其在中國子公司的業務，BAT在積極投資，很多公司在中國啟動創業項目。由此可見，中國的企業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不過，他還說，那些市場較大且基礎設施較先進的國家仍能實現較好增長，只是想復制中國模式很難。

外企入華的“正確姿勢”

近來，很多傳統大公司的在華業務和從前比更加艱難，比如星巴克、蘋果。曾擔任谷歌中國區總裁的李開復，為想要開辟中國市場的外企提了幾個建議。

在他看來，當初寶潔公司獨攬中國市場的境況一去不返，如今幾乎所有的外企都在爭奪中國市場這塊“大蛋糕”。隨著中國本土公司的品牌建設日臻完善，今后外企在中國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因此，他建議外企尋求中國當地的合作伙伴——大公司或者企業家，他們能幫助外企評估在本地開展業務的可行性。如果領域特殊，則需要和國有企業或銀行合作。

第二個建議是，如果研發的技術具有獨創性，可以申請知識產權，之后以知識授權的方式售賣技術。如今在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越來越強，這樣一來，企業就省去了處理技術授權糾紛的麻煩。

在被問及最成功的在華美國公司時，李開復回答說是蘋果。他表示，傳統的科技公司根基牢固，市場表現仍舊良好。比如 IBM 依靠著強大的品牌和本地合作伙伴生態系統，依然“屹立不倒”；另外硬件公司英特爾的市場表現也不錯。當然這些公司都屬于基礎設施級別，技術授權相對比較容易。

OMO和人工智能

最近，李開復在《經濟學人》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于OMO商業模式( Online Merged with Offline 線上線下融合的行業平臺型商業模式）現象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稱，線上和線下的界限正在模糊，中國目前在OMO領域領先于美國。

李開復很看好OMO的未來發展，尤其是中國的OMO發展潛力無限。他表示，OMO模式可以讓用戶捕捉住物理世界的一切，將其數字化并上傳，之后與在線相結合。

他以購物行為舉例，OMO模式支持顧客線下看中了某種產品，然后在網上支付，這種模式主要依靠攝像機或其他傳感器完成。

目前中國有超過6億人可以進行點對點小額支付，在線支付已經滲透到零售、公共交通等許多領域。李開復認為當下人工智能是最大的賦能者，但OMO同樣賦能強勁，帶動發展多種類型的應用。

“因此，我們投資的Mobike、直播和食品快遞等項目都很成功，是移動支付加快了這一切的發生。”李開復說，“對于人工智能的未來，現在還無法預測中美兩國誰會跑在前面；但現在OMO的領導者早已確定，那就是中國。”

再說到人工智能，剛剛過去的2017年被稱為人工智能元年。實際上它并非一個新領域，但卻在去年全面引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開復認為，這要歸功于算法的成熟、研究人員的不懈努力以及大數據的可用性。首先互聯網公司需要擁有大量數據，根據數據量調整算法，這樣就可以獲得更多的數據，從而改進算法，接著更好地獲得更多數據，進而更好地改進它。正是這種迭代循環才促成如今算法的成熟。

欽佩的企業家、最好最壞的決定

談及自己最欽佩的企業家，李開復表示是蘋果前CEO喬布斯。他敬佩喬布斯有勇氣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并學習成為更好的領導者。雖然他也有很多問題和缺點，這些問題曾讓他被迫離開蘋果之后又重新“掌舵”，但在李開復看來，喬布斯是獨特的。

關于人生中最好的決定，李開復說了兩件事，一是和老婆結婚，二是移居中國。而問及最壞的決定，他說：“當初堅信語音識別技術能在20世紀90年代得以運用是有問題的，之后也并沒有吸取教訓，仍繼續嘗試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