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年以來，提速降費作為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項重要工作，被***多次強調落實，背后必有深意。

在此，我們先簡單回顧下歷程：

可以看到，“提速降費”從政策引導到量化要求，從行業準入到資費設計，國家在向電信運營商要求愈加實際的落地效果。

在此，我們嘗試從供需兩個角度剖析其中原因：需求方面，是要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帶動經濟轉型升級。作為國民基礎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通信行業具備的連接性、信息性與普遍服務性，決定了與其他行業的超高關聯度。

提速降費，有助于釋放數字消費紅利與產業信息紅利，進一步放大數字經濟的創新引擎作用，從而帶動整體經濟轉型升級；供給方面，是要充分激活通信行業技術紅利，加速產業代際更迭。

通信行業是典型周期性技術驅動型產業，從研發到商用結束，平均每20年一個技術周期，平均每10年完成一次商用網絡升級。過去20年中，我們經歷了“10年2G、6年3G、3年4G”的通信發展黃金期，產業不斷加速，完成了從2G落后、3G追趕、4G并跑的歷程，即將迎來5G引領全球產業的契機。

每一次技術迭代升級都帶來了通信生產效率、服務能力的指數級躍升。加速技術升級是電信運營商破解“提速降費”緊箍困局的根本性手段。供需疊加的背后，折射出國家的網絡強國戰略——以技術創新，推動產業升級。

***這次的“提速降費”報告中，取消流量“漫游”費和移動流量資費年內降低30%最為明確，屬于“剛性”要求。三大運營商必須在今年“足額”落地。兩者影響，孰輕孰重？

字面上，30%更具沖擊力，也得到了媒體的最多關注。我們從數據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剛性”要求。在工信部每年發布的通信行業統計公報中，我們可以估算出近三年的流量資費走勢。資費變動=【（1+流量同比增速）/（1+流量收入同比增速）】-1。估算結果見下表：

我們清晰的看到，過去3年，流量資費每年下降幅度均超過35%，并隨著市場進入4G同質競爭階段以及4G普及率接近飽和，流量資費呈現加速下降態勢。

中國移動在3月22日最新發布的年度業績報告披露了2017年流量增幅和流量收入增幅。套用上文的公式，移動2017年資費下降比例為（1+27%）/(1+121.3%)-1=-42.6%。與公布的-43%相同。作為主導運營商，中國移動在流量資費上相對保守是必然的選擇。

在過去兩年中，提速降費政策主要針對寬帶和話音業務。這也從側面說明，30%的流量資費降費，也許不需要政策的強制驅動，市場自身激烈的競爭足以完成要求。尤其是2018年，在5G將至未至、4G剩余窗口期不多的情況下，運營商會在不限量套餐、定向流量包等特殊資費方面投入更大力度，以爭奪4G剩余價值，資費降幅可能會超出預期。

對比之下，流量“漫游”費則難以量化估算。流量沒有單獨針對漫游計費，而是演化成了本地流量和全網流量。各種行業統計數據以及電信運營商的業績報告中，均沒有披露過本地流量與全網流量的貢獻情況。

但消費者很容易比對出本地流量與全網流量的資費價差，以及套餐中本地與全網流量的額度差異。很多人在出差或異地探親、旅行過程中，通信費的最大糾結多半是全網流量不足、而本地流量大幅冗余。漫游資費的影響，是個復雜的話題，得從電信運營商的經營模式說起。

漫游費最早出自1994年原郵電部發布的《關于加強移動電話機管理和調整移動電話資費標準的通知》，跨省使用移動電話，需收取自動漫游費。收費的初衷，是為了防止便宜資費的異地使用，維護行業整體健康、均衡發展。

以漫游費筑起“籬笆”，頗有“劃小承包單元”的風格，讓屬地的電信運營商更好獨立核算、量入為出，靈活自主，以加速通信基礎設施發展，并保障電信運營商履行普遍服務、彌合數字鴻溝等社會責任。

可以說，漫游費的根源，在于電信運營商的發展歷程——從分省運營起步，逐步實現全程全網，并在發展過程中，保留了分省的運營體系。

但隨著基礎設施的日益完善，電信運營商讓位并服務于更富創新能力與效益價值的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企業。

這些天生就是集中、去屬地化的創新者們，給消費者帶了區域平等、全網無差異的使用認知，對電信運營商的傳統屬地化運營模式及理念發起了沖擊。附著于屬地模式、行政賦權的“漫游費”，自然首當其沖，成為消費者挑戰、指責的焦點。

與2017年取消語音漫游費不同，彼時語音業務已經連續多年量收齊跌，語音漫游費實際被“長漫合一”等多種套餐取代，名存實亡。盡管如此，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專家測算，這直接惠及我國5.4億移動通信消費者的政策，每年帶來的降費總額超過280億元。

而當下流量收入正在處于增長階段，是三大運營商保持增長的主力軍。取消流量“漫游費”，對收入及發展驅動力的沖擊將遠大于語音時代。

然而直接收入的影響只是其中一部分。在更深層次上，取消流量“漫游費”拆掉了三大運營商最后的屬地化屏障以及最重要的營銷工具（4P中的Price）。

在移動互聯網蓬勃發展、號碼身份屬性消退的大背景下，消費者將趨向三大運營商中個別省公司的價格洼地。這意味著競爭的博弈環境將從“三國殺”轉入“3*31”省公司的對抗與競爭——真正的競爭紅海，正在開啟。

對于電信運營商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應對并尋求破解之道。在這里提幾點建議：

一是加快低頻重耕，提升網絡效率。三大運營商的4G頻率集中在1800與2100MHz，900M的黃金頻段（電信CDMA800M）仍用于2G網絡。在全球2G退服的大背景下，三大運營商早日完成低頻重耕不僅能用更少的基站滿足更多地區的覆蓋，降低建站成本及運維管理等成本，惠及更多邊遠地區，同時還有助于增強城區的信號穿透性，實現深度無縫覆蓋，提升消費者使用體驗。

當然，這需要工信部的支持——重耕準許（主要是中國移動）以及2G退網的鼓勵政策。

二是推進組織改革，強化集中管理。流量的去本地化，可能引發省公司之間資費的相互傾軋，并導致運營商在與互聯網公司的博弈中，處于更弱勢的地位，全網一體化大勢所趨。因此，建議運營商要加速組織改革。前端，在集團層面建立起統一的運營中心，加強資費管理，消除價格“洼地”，并集中推進與互聯網企業的合作與運營；后端，加速網絡、IT系統的集中化建設，實現降本增效。

三是加大內容應用布局，構建價值新高地。競爭之下，流量剪刀差不斷加劇。電信運營商的商業方程式從梅特卡夫定律（V=K*N^2，V是網絡價值、K是價值常數、N是用戶數量），轉化為縱深一體化布局（V=K*F(N、C、P、A…），F（X）是價值函數、C是內容、P是平臺、A是應用)。

電信運營商亟需轉變發展思路，通過投資、合作等多種方式，加大內容領域的布局步伐，尤其要重視發揮家庭市場的屬地化、場景化運營優勢，積極推進“移動流量+固定寬帶+內容服務”商業模式，打造無縫內容體驗，構建價值新高地。

四是加速5G建設，創造更多商業模式。“人聯網”肩負信息消費基石的重任，消費者的信息消費水平相對穩定，但底層通信支出份額不斷被上層內容應用侵蝕，注定難免走向平凡的結局。

但5G不單單是一次簡單的技術更迭，而是生產領域的拓展與生產力的躍升，為電信運營商進入并融合垂直產業提供了重要生產工具。電信運營商要把握住這次躍變的機會，充分整合技術升級、資本杠桿以及運營服務，開辟出全新的戰場，創造更多商業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