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發行主權數字貨幣的國家。當前的共識是，它是對現金的替代。從目前的設計方案和定位來看，主要影響的是交易清算環節。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說，DC/EP并沒有多大的顛覆性可言，無非是繼續用支付寶/微信/銀聯，還是直接用數字貨幣錢包。本文主要關注的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即發行數字貨幣，是否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厘清：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是什么？是技術，或者是貨幣形態嗎？如果不是，國際化在多大程度上與技術相關？筆者認為，數字化無疑有助于國際化，但這種正向關系是否顯著，還不太確定。用計量的語言來說的話，如果以國際化為因變量，以數字化為解釋變量，做一個回歸，那么假定數字化的beta系數為正，我們更想知道的是，數字有多大，它是否顯著？這兩個維度，都還是一個問號。筆者的觀點是，技術對于人民幣國際化是次要因素。

判斷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可從其在交易、結算、儲備、定價等維度進行評估。最近10年中，人民幣國際化一直是一個被廣泛探討的話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有序推進，也取得了諸多成就。如2015年12月1日，IMF宣布將人民幣加入SDR，且權重僅次于美元和歐元，超過日元和英鎊。但迄今為止，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仍然較低。

數字化之路是正確選擇

從最新數據來看，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的占比為41%（SWIFT），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達到43%（BIS），在全球儲備資產中的占比達到62%（IMF）。綜合來看，金融危機之后，美元的國際地位不降反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雖有加強，但仍然處在一個與中國綜合經濟實力不相匹配的低水平。這說明，即使是金融危機也未撼動美元的霸權地位。

19世紀末，美國工業總產值已超過英國，但美元依然弱勢。一戰和二戰沖擊了歐洲，美國是兩次世界大戰唯一的贏家。一戰后，美元迅速取代英鎊，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

由史觀之，美元之所以能在較短時期內取代英鎊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貨幣，重要原因是英國在貨幣制度選擇上犯了大錯，致使英鎊失去了“錨”的屬性。二戰后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強化了美元的權威地位，最終確立了美元霸權。1971年，尼克松關閉黃金窗口。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瓦解，美元霸權反而再次得到強化。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亦是如此。可見，貨幣有著極強的網絡外部性，贏家通吃，在位優勢非常明顯。這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力。

美元國際化的經驗顯示，一個國家的貨幣能否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重要的不是其做對了什么，而是別人做錯了什么。筆者認為，在人民幣的國際化重要事項排序中，最重要的是美國和歐洲做錯了什么，居中的是中國自身做錯了什么。中國要少犯錯，同時還要努力做正確的事。

少犯錯的第一個體現就是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個基本原則是，匯率是工具，而非政策目標。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改革任務之一。

少犯錯的第二個體現是，遵循市場化的先后次序，謹慎開放資本賬戶。在資本賬戶開放的過程中（或之前），逐步建立風險隔離和緩沖機制，針對不同性質的資本流動（流入和流出），有的放矢，穩步推進，結構化調控。當然，調控政策也應該以市場化為主導，一個可選的措施是托賓稅，盡量減少量的措施和行政干預，因為實證經驗顯示，市場化的調節措施造成的扭曲較少。

所謂正確的事，筆者認為，由于當前貨幣體系的僵化和弊端，走數字化之路，無疑是一個正確選擇。縱觀貨幣演化史，從商品貨幣到信用貨幣的演化，貨幣自身的價值屬性不斷向交易的便利性妥協。然而，帶著降低交易成本之使命而降生的貨幣，反而成了增加交易成本的源頭之一。這不僅體現在國際經濟和金融交易活動中，還體現在金融危機、安全性和保密性上。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美元”體系——在便利交易的同時，也加劇了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結構性失衡。至今，“特里芬難題”仍未解決。中國央行若率先發行數字貨幣（DC/EP），或許是一條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可行的方式，因為這會提升交易的便利性。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技術要素并不是人民幣能夠成為國際貨幣的主要因素。

筆者認為，央行發行數字貨幣，更多的是著眼于國內因素，因為這是大勢所趨，而且數字貨幣確實有諸多優勢。而人民幣國際化，更多時候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

從商品貨幣演化到信用貨幣，貨幣自身的價值屬性不斷向交易的便利性妥協。然而，帶著降低交易成本之使命而降生的貨幣，反而成了增加交易成本的源頭之一。這集中體現在國際經濟和金融交易活動中。那么，數字貨幣能否解決，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全球經濟、金融和貨幣體系造成的失衡問題？發行數字貨幣（DC/EP）能否成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可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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