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即將結束，5G已席卷中國各地。除了各大展會，在運營商營業廳、手機賣場等，普通消費者可以感受到5G撲面而來。

回顧2019年這個5G元年，我們有巨大收獲。三大運營商在6月獲得5G牌照，在10月正式商用5G。到11月，中國5G手機銷量超500萬部。中國5G基站到年底將建成超13萬個，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城市5G產業進展迅速。

2020年更值得期待。此前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常務副主任、中國電信科技委主任韋樂平預測，2020年中國將建設超過60-80萬個5G宏基站。中國移動預測，5G手機銷量將超過1.5億部。行業應用如5G云VR、5G遠程醫療、5G直播等將有序開展。可見，5G正進入規模發展期，給產業帶來巨大機會。

但我們也有巨大挑戰，運營商并非“喜迎5G”而是“還有些難受”——傳統語音、流量業務收入增長乏力，5G建網卻面臨入場難、電費高、投資大等挑戰。盡管各地政府很重視5G，但并不是每個地方政府將這種重視，轉化為給運營商足夠的、實質的幫助。

如今站在2019年的尾巴上，很多人在思考，該如何抓住2020年的5G機會？我們認為，有三大產業問題業界一定要認清原由，制定明確措施指導行動。

· 第一，針對5G千兆建設難題，政府該給予運營商什么形式的幫助？

· 第二，運營商現階段是否可以真的依靠白盒小基站緩解投資壓力？

· 第三，如何摒棄過去惡性的價格戰，真正實現服務與網絡的比拼？

問題1：政府如何幫到運營商？

眾所周知，運營商建設通信網絡一直遇到入場難問題，小區、學校、商圈、地鐵等場所，運營商要進入布設網絡，經常需要給業主繳納一筆不菲費用。這個“門檻”阻撓了網絡建設速度，也增加了老百姓享受通信服務的成本。

其實我國政府一直在出臺紅頭文件，解決進場難問題。這些文件起到巨大作用，但進場難問題還是存在。近期，中國信通院近期組織專業評測團隊開展的專項評測，對十大高鐵和十大高效的用戶日常的話音、數據和視頻業務測試。

“在部分場景，因為入場配合等問題，存在網絡質量較低。”對此次調研結果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何桂立如此表示。據悉，部分高校教學樓由于進場困難，室內覆蓋仍沿用早期的傳統室分甚至沒有室分，網絡質量普遍差于宿舍；部分高鐵站候車廳的屋頂網優施工受阻，網絡質量普遍差于屬于半公共區域的出站通道。

要知道，5G建設是復雜的系統工程，面臨諸多挑戰，包含網絡、生態、安全、業務、運營等諸多方面。所以，業界要從多個層面著手，幫助運營商獲取更多的支持。

首先，我們要將5G千兆網的建設工作，提升到與建設高鐵一樣重要的層面。想法決定做法。面臨修建高鐵的重重困難，中國政府堅持多年巨大投入，最終成就全球最好的高鐵網絡，變革物流和交通產業，促進全國經濟快速發展。

信息產業的“高鐵”之一就是移動通信領域的5G。過去幾年4G改變生活，中國短短幾年建成超過500萬個4G基站，孵化了移動支付、直播、短視頻、共享單車等多種應用，促進移動互聯網經濟發展。

而未來5G將改變社會，會進入千行百業，比4G更加重要。所以我們必須重視5G入場難問題。尤其是5G室內網絡的建設。

我們應該吸取高鐵的成功經驗，積極鋪設信息領域的“高鐵”，充分解決5G入場難、電費高等挑戰，全社會攜手打造全球最好的5G。歐美很多地方形成小政府，意見過度分散，導致長期的戰略難很快執行。中國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在建設5G網絡上有巨大的優勢。

其次，政府給予實質性的幫助。今年以來，我們看到各地政府非常重視5G的發展，督促運營商加速5G建設，發文要求各場所配合。但發文不是命令，涉及到具體的利益，一些業主還是能夠找到理由索要入場費。

在5G網絡入場建設中，運營商作為企業處于弱勢，需要與各場所業主一家一家談判，解決尋找站點、改造電源等問題。運營商希望能得到實質性的支持。

對此，一些業內人士就建議，政府組織國資企業強力開展建設工作，“啃”入場難的“硬骨頭”。運營商則做好規劃、招標、網優以及業務開展。這種政府參與的創新模式，甚至是直接的投資，將真正解決運營商建站難問題。因為恐怕沒有業主會直接向政府索要“入場費”。

云南省某地政府，就推動下屬國資單位積極發展5G站址，再出租給運營商，將5G室內基站建設問題有效解決。

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行動。

·?在深圳，甚至政府發文明確，除配合建設增加的必要成本和管理費用外，公共場所資源不得另行收取租金。

·?在廣州，政府推動地鐵為5G建設免費提供了隧道、站臺站廳、機房等配套設施，廣州政府還在推動公園、風景區、部隊、醫院、學校等紛紛加入5G免費開放的隊列中。

·?在杭州，杭州市政府實施“鯤鵬計劃”，對5G行業企業年營業收入達到一定檔次或者進行網絡改造的企業，直接提供資金獎勵或資助。

我們也建議住建部與房地產企業加強溝通，對新建商業建筑開展通信網絡前裝，從新建初期就解決5G網絡部署問題。我們看到，SOHO中國的董事長潘石屹倡議所有房地產開發商提供5G鋪設條件，承擔起社會責任。

SOHO中國已積極協助運營商將麗澤SOHO等鋪設5G室內網絡。未來，政府也可以將5G等網絡部署情況，作為評價酒店、寫字樓等級的關鍵參考因素。

最后，政府可以幫助運營商減輕電費壓力。據統計，三大運營商每年網絡運營電費支出共計過千億元人民幣。5G時代，運營商可能要支付更多的電費。經過初步測算，5G基站的電費大概是運營商支付站址租金的十幾倍之多。一些業主為基站提供轉供電，定價隨意且價格高。

而且在5G建設初期，運營商投入大，用戶還沒上規模，應用不夠豐富，所以收入少。所以如果政府能推動電力公司給運營商一些電費補貼或優惠等措施，則可以加速5G這個利國利民的產業發展。

我們看到，江西省政府對超出基準數量的宏基站，按照省、市各50%的比例對電信運營商給予用電支持從2019年到2021年，每個實際運營的宏基站分別給予8000元、5000元、3000元的用電支持。深圳市參照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的資助標準，連續三年對5G基站用電給予資助。

問題2：白盒小基站真實價值幾何？

今年以來，多家運營商高層表示，建設5G網絡面臨投資的巨大壓力。對此，一些運營商選擇推動白盒小基站，實現小基站軟硬件解耦，吸引更多的中小企業制造通用硬件，降低小基站成本。運營商也希望借此擺脫對傳統設備商的軟硬件一體小基站的依賴。

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在此前的演講中分析說，網元設備采用通用的硬件（白盒化），依靠軟件的變化，用軟件來定義網元的功能，實際也沒有那么容易。

從數字安全角度看，傳統的移動通信網4G和3G的協議是專用的，5G現在把協議互聯網化，網絡功能虛擬化。但是，傳統運營商的業務是封閉的，協議是專有的，5G面臨的數字安全風險比4G大。

從供應安全角度看，鄔賀銓認為，過去的設備和硬件基本上都是國產的，而通用的軟件硬件是從數據中心這個概念過來的，從技術和供應的角度基本上是依賴英特爾等國外廠家。

“我們拋棄了自己的創新，依賴其他國家，這樣安全嗎？運營商希望通過硬件設備的白盒化，改變對電信設備供應商的依賴，但也有倒向依賴IT廠商的風險。”鄔賀銓表示。

在記者看來，當前提供5G設備的包括華為、中興、大唐移動、愛立信、諾基亞、三星等多個廠家，競爭非常激烈。相比而言，外國IT企業在PC、服務器等芯片領域處于全球壟斷地位。運營商選擇推動白盒化，極有可能從依賴A轉到依賴B。

而且要知道，國外的IT廠商利潤率很高，電信設備商利潤率都相對低。IT廠商為了進入通信行業，降低利潤率發展白盒小基站，極大可能讓自身股價降低，IT企業的高管恐怕只能“走人”了。所以想讓IT廠商犧牲自己的高利潤造福通信行業，不夠現實。

從技術復雜度看，原來電信設備商提供的一站式解決方案實現軟硬件充分匹配，降低了技術復雜度。如果軟硬件解耦后，運營商要投入更多研發人員進行不同廠家的對接。即使方案標準化后，還是存在很高復雜度。

所以，通信硬件的白盒化未來要幫助運營商實現更高的投資回報率，要實現可持續的智能運維，是不可預期。運營商恐怕需要跨過很多“雷區”。

問題3：如何扭轉價格戰的惡性競爭模式？

除了5G網絡建設問題，其實運營商也在關心5G業務的競爭問題。在4G時代，三大運營商都屬于全業務運營商，都推出4G服務、寬帶接入、專線服務等，面向個人消費者、家庭消費者以及政企消費者。

三家運營商同質化的業務，導致價格戰持續不斷。比如在寬帶業務領域，三大運營商進行了激烈的價格競爭，如0元贈送寬帶等，使得多個城市整體家庭寬帶套餐價格跳水。

價格戰短期有利消費者，但長期看帶來的后果非常嚴重：運營商收入大幅度下降，不得不降低服務能力和網絡能力，最終損失的是投資人的利益和消費者權益。

2019年前三季度，中國三大運營商收入同比都下滑，所得利潤還不到銀行的零頭。整個行業收入已經進入負增長階段。與此同時，運營商卻需要萬億元進行5G網絡建設，作為央企還要保證收入和利潤的穩步發展。借用網上流行用語：運營商真是太難了。

可喜的是，今年各政府部門已經看到運營商的窘況，鼓勵產業從提速降費到提速提質轉變。而且今年攜號轉網正在全面開展促進運營商提升網絡和服務質量。

此外，三大運營商的5G定價資費類似，有效阻止了以往惡性的價格戰，讓運營商競爭回歸良性，開始比拼網絡、業務、服務、品牌等，給消費者個性化的優質服務。

在5G業務方面，5G千兆網未來規模發展后，必然可以孵化很多創新業務，如VR、AR以及高清視頻等，期待整個移動互聯網產業開放合作，站在不同用戶角度，挖掘更多5G價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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