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CDMA網絡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短命的一張3G（第三代移動通信）網絡。

　　財新記者從多位知情人士處獲悉，隨著4G時代的到來，中國移動將不再追加TD-SCDMA的新建投資。TD-SCDMA網絡未來的目標是維護以保持網絡穩定，逐步將過去發展的TD-SCDMA用戶過渡到4G（第四代移動通信）網絡上。這意味著從現在開始，TD-SCDMA網絡將走向自然衰亡。上距 2009年1月3G牌照發放，TD-SCDMA網絡從2萬個基站開始踏上商用之路，不過短短五年。

　　實際上，早在中國移動一年前上馬4G時明確將4G的語音服務回落到2G（第二代移動通信）網而不是3G網時，TD-SCDMA就已被放棄了。

　　或者說，在更早以前的2009年，當中國移動受命組建TD-SCDMA網時，便明確這張網只是一張過渡網絡，要求制造商在組網時必須兼容TD-LTE（第四代移動通信的兩大標準之一，另一標準為LTE FDD），TD-SCDMA的命運就早已注定。

　　這是一張舉全國之力打造的3G網。盡管運營商被迫為之，多年來花在TD-SCDMA網絡上的投資仍然不菲。根據野村證券的統計，截至2014年底，TD-SCDMA網絡建設累計投資超過1880億元。加上中國移動投入的終端補貼、營銷資源，保守估計投入遠遠超過2000億元。

　　“現在，TD-SCDMA網絡的利用率約30%。隨著TD-SCDMA用戶轉向4G，這筆巨大的投資永遠收不回來了。”野村證券副總裁黃樂平對財新記者說。

　　TD-SCDMA曾經賴以立足的“自主知識產權”，如今很清楚是一個被夸大的神話。中國一家知名設備廠商負責專利研究的中層告訴財新記者，有沒有 TD-SCDMA都不影響中國企業的專利實力。一是在其他兩大國際3G標準里面，中國企業經過多年研發已經擁有核心專利，如華為在WCDMA領域擁有的專利超過6%，在LTE里擁有的專利達到15%，中興在LTE里的專利也有13%；二是在一個國外無人使用的技術里，擁有再多的專利又有什么用？何況，中國企業在TD-SCDMA里擁有的核心專利，業界主流的看法是只有百分之十幾，并不比中國企業在WCDMA及LTE里擁有的專利多。

　　“你不能因為在通用跑道上起步比別人晚，就以為不能追趕，轉而自己去挖一條跑道。現在看得很清楚了，挖的跑道最終還是拐到通用跑道上去了。”擁有 30多年電信從業經驗并曾在中國知名電信制造商擔任高層的一位加拿大電信專家說，“中國的TD-SCDMA實際上是把中國的電信企業引上了一條背離主流技術的路，等于是花中國移動的錢，在錯誤的技術方向上，培養了一批無法跟上國際主流技術的企業。”

　　中國標準橫空出世

　　一位早期曾經積極為TD-SCDMA奔走的電信老專家，幾年前就開始后悔。他說：“我沒想到TD-SCDMA最后會演變成一場運動，會要求運營商只能上TD-SCDMA。我們的初衷不是這樣。”

　　他仍然認同當年支持TD-SCDMA成為國際3G標準。“在當時，這是一個必然的選擇。”他認為，2G時代，中國只是看懂和學會使用別人制定的標準，后來中國整個電信產業界都希望能真正參與3G標準制定，搞懂游戲規則，同時為中國企業贏來一點話語權。

　　這位專家回憶：“世界無線電大會給3G分配的頻率有FDD和TDD兩種。GSM/WCDMA都是FDD頻率，國外廠商在FDD上耕耘了幾十年，中國廠商包括華為、中興都是剛剛起步，根本沒法競爭。而國外廠商關注TDD比較少，我們認為，中國在TDD領域提自己的標準，成功的希望要大一些。等成功之后，再慢慢深入到更多領域，一點點積累自己的實力。”

　　一開始，中國人曾經嘗試在WCDMA中增加話語權。其時，歐洲電信標準化協會（ETSI）宣布采用與國際合作的方式制定3G標準，特別是歡迎中國、日本、韓國加入。中國于是成立了3G無線傳輸技術評估協調組，由李金清、李默芳、曹淑敏、沈少艾等電信專家組成，參與歐洲3G標準的評估。他們參加了歐洲標準組織在西班牙舉行的3G標準討論大會，當時傾向于支持WCDMA。他們也希望將自己的技術融入歐洲的WCDMA技術標準里，還曾專門邀請歐洲標準組織來到中國，組織北京郵電大學、東南大學的電信專家們與他們討論。

　　“我們想著通過指出別人的WCDMA存在缺陷，趁機把自己的專利加進去，結果中國的幾個專家一說話就被人家駁了回來。他們提的問題別人早就考慮到了，每個參數都有理有據，連怎么來的都說得清清楚楚。” 一位參與標準制定工作的專家感嘆，“我們根本沒有機會。”

　　轉向TD-SCDMA的過程來得突然。1998年6月29日，國際電信聯盟（ITU）規定的提交3G標準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國以“CATT” （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的名義提交了TD-SCDMA標準提案。而中國是在1998年初，才由時任國家郵電部科技司司長的周寰在一個內部會中提出，要提出中國自己的標準。之后周寰找到當時郵電科學技術研究院相關技術帶頭人李世鶴，請他主持，給定三個月拿出提案。

　　如果追根溯源，倉促上馬的TD-SCDMA 源自西門子的TD-CDMA技術。當時，西門子的這一方案因技術上過于繁復，在歐洲標準組織關于3G標準的競爭中已經敗給了愛立信、諾基亞等支持的 WCDMA標準。用一位電信業內權威人士的說法，在西門子研究部參與3G研發的李萬林的推薦下，西門子決定用這一技術與中國人合作，由中國人來提出新的 3G標準。“TD-SCDMA里面真正中國人研發的專利主要就是智能天線。”上述電信權威人士說，按照李萬林當年的說法，郵科院的智能天線及相關技術正好解決了一些西門子方案無法解決的問題。

　　不過，智能天線在新標準里的作用在當時就有爭議。長期擔任中國移動總工程師的李默芳曾在歐洲標準組織介紹TD-SCDMA的智能天線有優勢，遭到一位外國專家的反駁：“天線技術可支撐任何無線傳輸技術，如果一個系統過分依賴天線，說明這個技術或許有缺陷。”李默芳當時無言以對，只能強硬表示中國的運營商要使用這個技術，希望納入國際標準。據與會人士透露，在整場討論中，焦點都集中在FDD的3G標準討論上，圍繞WCDMA、CDMA2000的標準融合成為爭論最熱烈的議題，而對TD-SCDMA的討論比較冷清。在頻譜的劃分上，TD一直就處于輔助地位。

　　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不久改制成為大唐集團。“大唐集團在各個場合都強調TD-SCDMA是中國主導的標準。但國際標準實際上是‘有你、有我、也有他’，即便提交了提案，還需要各個成員共同討論形成真正的標準。大唐既然說是中國自己的標準，那你就自己做去吧。”上述參與標準制定的專家直言，“很長一段時間，TD-SCDMA提案幾乎無人理睬，沒人將這個提案轉化為標準。”

　　直到1999年國慶前夕，大唐集團負責標準制定工作的李軍找到時任中國移動技術部總負責人的李默芳，讓李默芳連夜奔赴德國參加運營商融合工作小組（OHG）大會，請OHG發函給國際標準組織，才真正啟動TD-SCDMA由提案向標準轉變的工作。

　　2000年5月，在國家信息產業部、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等運營商的強硬表態支持下，ITU（國際電信聯盟）正式宣布將中國提交的TD-SCDMA，與歐洲主導的WCDMA、美國主導的CDMA2000并列為三大3G國際標準。對TD-SCDMA的出爐，國外廠商反應冷淡，甚至有設備商稱“我們有能力做TD-SCDMA，但我們不會做”。

　　大唐很快將TD-SCDMA冠以“自主知識產權”之名，中國標準由此名揚四方。

　　大唐的煎熬與轉機

　　TD-SCDMA確定了3G國際標準的地位之后，大唐集團并不滿足其僅僅作為一個紙面的學術標準存在，而是全力以赴推動其成為一個實際的產業標準。

　　大唐將未來都押在TD-SCDMA上。2001年9月，時任大唐集團董事長周寰決定，集中大唐集團內部從事移動通信技術開發與產品制造的各類主要資源，組建大唐移動，全力以赴開發TD-SCDMA技術及其產品。這意味著大唐集團改變

　　WCDMA/CDMA2000/TD-SCDMA三大標準同時研發的策略，一心一意撲向并不成熟的TD-SCDMA。一旦TD-SCDMA失敗，大唐集團將無法像它的競爭對手那樣在其他3G技術上騰挪。

　　2002年2月，大唐移動成立，從一開始就面臨資金匱乏。在原大唐移動總裁唐如安看來，2002年-2004年間，大唐移動實際的資金用量不算大， “每年大概人民幣1億多到3億多”。但大唐移動自身盤子很小，注冊資本為1.5億元，現金只有8000多萬元，依靠自有財力無法支撐TD-SCDMA的研發。

　　為了融資，大唐移動幾乎接觸了在中國的所有一流投行，最后只與上海貝爾達成協議。2004年11月，上海貝爾向大唐移動注資1.5億元獲得3%的股份，另外投資1億元用于TD-SCDMA的研發。同時，上海貝爾向大唐移動開放—條生產線，用于TD-SCDMA基站的生產。這筆資金緩解了大唐移動的燃眉之急，但相較于其他設備商在WCDMA、CDMA2000上動輒幾十億元的研發經費，實在是少得可憐。

　　截至2007年底，大唐移動在TD-SCDMA上累計投入約20多億元，其中約60%是銀行貸款，約40%來自國家項目資金、技術有償轉讓、專利許可授權等。

　　一邊是大唐移動孤注一擲投資TD-SCDMA，一邊卻是遲遲不見啟動的TD-SCDMA市場。

　　時任信息產業部部長的吳基傳始終堅持市場為主、技術中立的態度。他曾在2000年12月的一次發布會上表示，TD-SCDMA雖然被列為國際3G通信標準，但不意味著它一定就是中國的3G通信標準。3G什么時候上，以哪種方式上，最終還是要看需求，看市場，看應用。他還回顧了早期中國移動通信發展的經驗與教訓：第一代移動通信，也就是大哥大時代，中國采用歐洲的技術、美國的頻段，非驢非馬，結果沒有規模經濟性，設備昂貴，還不能漫游；到了2G時代，中國采用了“原汁原味”的GSM技術，才創造了當時移動通信大發展的好局面。他的接任者王旭東對于發展TD-SCDMA也心存猶豫，覺得技術和時機并不成熟。

　　當時運營商也不太買TD-SCDMA的賬。“沒有運營商想要TD-SCDMA，因為大家都知道TD-SCDMA不成熟，若混合組網還好，獨立組網誰做誰虧。”一位運營商資深人士描述，“TD-SCDMA就像個不討喜的皮球，被運營商踢來踢去。”

　　大唐集團心急如焚。原大唐電信集團總工程師李世鶴在一次訪談中回憶過當時的窘境：為了TD-SCDMA，沒錢的時候把大院里的樓、地都抵押出去了。“如果那時垮下來，整個研究院、房子、地都沒有了。”

　　大唐集團必須推動TD-SCDMA盡快商用。在它的游說之下，信產部劃分了155M頻率給TD-SCDMA，并與發改委、科技部一起支持TD-SCDMA產業聯盟成立，2004年還耗資7.08億元啟動TD-SCDMA研發和產業化項目。

　　在前述電信業權威人士看來，在這個階段，中國相關政府部門對于TD-SCDMA雖然給予了必要的支持，但還保持克制，并沒有將整個中國電信產業的發展都押進去。

　　不過，這樣的支持不足以使已經在商業化進程中落后的TD-SCDMA被運營商接納。最終將發展TD-SCDMA推進為國家意志的，是2005年的一封信。據知情人士透露，周寰找到了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等重量級科學家，請他們聯名上書政府相關部門，支持中國“自主創新”的TD-SCDMA。

　　信的后續影響極大。在當時舉國提倡自主創新的氛圍里，國內三大科研機構的領導聯名上書，引起了決策層的重視。高層批示：此事重大，關系到我國移動通信的發展方向。這被解讀為中國要“舉全國之力”做好TD-SCDMA。唐如安曾在回憶文章中直言不諱，稱只有上升為國家意志，TD才獲得了真正的出路。

　　2006年1月，新世紀的首次全國科技大會召開，TD-SCDMA與神州五號載人飛船、水稻超高產育種等一起，被列為“十五”期間自主創新取得的最具代表性的重大科技成就。

　　之后不到兩個星期，TD-SCDMA被明確定為中國3G通信標準。再接下來開展規模試驗、劃撥研發基金、進行友好用戶體驗等，TD-SCDMA的商用化進程明顯加快。

　　“整個氛圍都變了，一般會上很少聽到不同意見，都是講TD-SCDMA可以獨立組網，都是講TD-SCDMA的好。一次部里召開會議討論TD- SCDMA，李默芳提了不同意見，認為TD-SCDMA本身就不是最先進的，不可能成為3G的主導，后來就看不到她來參會了。”一位電信業內專家回憶稱。

　　李默芳從TD的早期支持者轉而反對獨立組網是有原因的。據中國移動內部人士透露，2005年大唐做驗證TD-SCDMA的獨立組網實驗，專家組考察時，一開始網絡沒接通，后來大唐重新鼓搗了很久才接通網絡，但中國移動后來了解到，那只是臨時性接通了，“做個樣子”。

　　2006年3月，中國移動宣布李默芳因年齡到點退休。業內不少人認為她是因為反對TD-SCDMA獨立組網而“被退休”。幾乎與此同時，TD-SCDMA在廈門、保定、青島三市開始規模試驗，真正由實驗室走向市場應用。

　　前述電信業內權威人士透露，當年三院士的信由周寰起草，但后來其中一位聽電信業內人士詳細講解后感覺不妥，曾希望有懂行的人再寫信遞上去，并且從此表態轉為謹慎。

　　中國移動逼上梁山

　　從外場試驗到規模試驗，運營商對于TD-SCDMA在商用化過程中暴露的問題已了如指掌。盡管高層已表態，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都在左躲右閃，希望避免發展TD的任務最終落在自己頭上。

　　2005年，時任中國移動總經理王建宙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希望中國移動在切入3G的時候直接從現有最好的技術入手。”之后，他更明確中國移動要用更高速的HSPDA技術支持2008年的奧運會，這是WCDMA的向上演進技術。在此之前，中國移動的領導班子就達成了一致：在FDD頻段，中國移動由GSM平滑演進到WCDMA；在TDD頻段，采用TD-SCDMA，以滿足高密度地區的覆蓋。

　　這是一個以WCDMA為主的混合組網的設計。在2008年之前，中國移動從未想過自己將來只有TD-SCDMA這一張牌。2005年前后，包括中國移動在內，三家運營商都曾在全國多個城市搶建WCDMA試驗網，意欲生米煮成熟飯，搭上WCDMA的快船。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高級工程師李進良接受公開采訪時稱，2005年，全國有30多個城市建了80多個WCDMA網，有上千個基站。在TD的支持者看來，TD即將胎死腹中。李進良也是上書者之一，懇請國家立刻制止這種違規行為。國務院因此批復要求發改委和信息產業部聯合調查，電信運營商違規建設的 WCDMA網絡很快被拆除。中國移動只能將自己在廣州、深圳、廈門等地搭建的WCDMA網絡改造成TD-SCDMA網絡。

　　將中國移動綁上只能上TD-SCDMA這條船的推手是大唐集團。

　　“大唐擔心運營商同時有兩張3G牌照，會優先發展更成熟、具有更大經濟規模效益的WCDMA或CDMA2000，TD-SCDMA會被邊緣化，因此明確要求給運營商發一個‘干凈的牌照’。”前述曾在大型電信制造商任職高層的知情人士說。

　　2008年4月，前國務院參事郎志正聯合了另外兩名參事再次上書，明確建議由中國移動來做TD-SCDMA，理由是中國移動有用戶優勢、有充足的資金且是國際品牌。這一建議很快得到批示。

　　最終，中國移動被釘在了TD-SCDMA上。2008年5月5日，工信部召集三大運營商開會，要求“TD只能成功，不能失敗”。隨后的5月8日，中國移動董事長王建宙表態：中國移動將發展TD-SCDMA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至此，中國移動接盤TD-SCDMA大局已定。

　　2009年1月7日下午，工信部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內部發牌儀式，將TD-SCDMA給了中國移動，與此同時，中國聯通獲得WCDMA牌照、中國電信獲得CDMA2000牌照。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闞凱力，當時曾問中國電信科技委的一個負責人沒拿到WCDMA感覺如何。這位人士坦言，只要TD-SCDMA沒落到電信手里，就是賺了。

　　一名中國移動前高層向財新記者透露，TD-SCDMA的技術到底怎么樣，工信部心里有數。只發一張TD-SCDMA牌，且發給中國移動，工信部實際上有平衡三大運營商的考慮。當時，還在信產部任副部長的奚國華在中國移動的年度大會上曾直言：讓中國移動一家獨大是政府的失職。對主管官員而言，讓中移動發展商業化落后的TD-SCDMA可謂一舉多得，一來對上面有交代，二來可平衡產業格局。犧牲的只有中國移動的正常發展。

　　對中國移動，2009年是一個轉折。財報顯示，2008年上半年，中國移動凈利潤為548億元，同比大增44.7%，而中國聯通、中國網通、中國電信凈利潤分別為44.2億元、58.77億元、126.3億元，合計起來剛達到中國移動的一半。拿到TD-SCDMA牌照的2009年，中國移動實現營業收入4521.03億元，同比增9.8%；凈利潤 1151.66億元，同比僅增長2.3%。

　　業內人士都心知肚明，中國移動拿到一手爛牌。中國移動獲得TD-SCDMA牌照之際，中國的TD-SCDMA僅有2萬多個基站，還算不上一張完整的 3G網絡，用戶總數不到42萬，且國際上找不到任何盟友。與之相較，同為3G國際標準的WCDMA已經非常成熟。2008年底，全球WCDMA商用網絡已經有254個，其中超過90%的WCDMA網絡升級到HSPA。全球WCDMA/HSPA用戶為2.87億，預計 2013年將超過18億。

　　從2009年到2013年，面對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的猛烈進攻，中國移動幾無還手之力。

　　曾經作為優勢的智能天線在組網時成了麻煩。一位參與網絡建設的技術人員對財新記者直言：“TD-SCDMA天線像門板，特別大，裝在屋頂上，一刮風都快要把屋頂掀翻了。”中國移動不得不組織各大設備商進行技術攻關，改進天線、傳輸等各方面的問題。

　　面向用戶，中國移動也拿不出像樣的終端。相較于中國聯通、中國電信開售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等的成熟終端，中國移動一開始只能賣大唐、新郵通研發的低端機。中國移動不得不每年拿出數百億元補貼終端，用于推動TD-SCDMA終端產業鏈的成熟。

　　但是，由于高通不愿生產TD-SCDMA芯片，中國移動遲遲不能獲得蘋果的青睞，只能眼睜睜看著它的競爭對手大打“蘋果”牌，硬生生搶走自己的高端用戶。

　　最難的還是網速上不去。3G相對2G的優勢就是數據傳輸速度。“無論是網絡建設，還是終端，只要砸錢進去，給予一定時間，最終問題都會解決。但 TD-SCDMA的技術本源決定了它的低速率，再怎么優化也趕不上其他的3G標準。”一名曾主管中國移動技術部的高層稱。在中國移動的努力之下，TD- SCDMA網絡經過了多輪優化，終端也由初期的種類極少變得豐富多樣。但它的速率多數情況下只能達到1兆/秒。至2013年，中國聯通的WCDMA下載速度普遍可達21兆/秒，未來可向42兆/秒、84兆/秒演進；中國電信的CDMA2000普遍達到3.1兆/秒，未來可向9.3兆/秒演進；但中國移動的 TD-SCDMA只能達到2.8兆/秒，即便未來演進也只能達到3兆-4兆/秒。

　　先天不足，中國移動只能一邊繼續砸錢建設和優化TD-SCDMA網絡，一邊眼睜睜看著市場份額不斷下滑。在3G剛開始商用的2009年，中國移動的用戶數為5.22億，在全國7.25億移動用戶中占比達72%，其次為中國聯通，占比20%，剛剛運營CDMA網絡的中國電信占比為8%。2013年11 月，4G商用之前，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的移動用戶占比分別為62.2%、 22.7%、 15.1%。

　　回歸主流的TDD LTE

　　從拿到TD-SCDMA這張牌開始，中國移動就在尋找出路。在內部，中國移動明確TD-SCDMA只是一個過渡網。

　　一位在電信行業地位很高的權威人士很早就建議中國移動與其投TD，不如盡早關注LTE（Long Term Evoluation，長期演進技術，為第四代移動通信的標準之一）。在他看來，2G時代的技術有兩種：GSM和CDMA；到3G，分別演化為 WCDMA、CDMA2000；再往上走，都會走到LTE那條路上去。

　　國際標準組織3GPP關于LTE（4G）標準的研究是從2005年初開始的。2007年11月，3GPP接受了中國移動聯合27家公司提出的TDD LTE幀結構方案。前述電信制造商的前高層告訴財新記者，當時，國際上提的4G備選標準有Wimax、LTE，LTE又包括全球標準化組織提出的FDD LTE、TDD-LTE以及大唐提出的中國TDD-LTE。“中國移動非常清楚地知道，若再按照大唐的方式搞那套中國的TDD LTE標準，中國移動的4G將淪落到3G同樣的地步，于是中國移動積極斡旋，一方面勸大唐放棄一些自有標準，盡量與歐洲標準同步，一方面以中國移動的巨大市場說服愛立信，讓愛立信帶動其他設備商接受大唐在TD方面的堅持。最后，形成了一個融合的TDD-LTE標準，里面保留了大唐提出的幀結構，其他多與 LTE FDD一致。在中國，TDD LTE標準被叫做 ‘TD-LTE’。這是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下，中國移動所能得到的最好結果了。”這位專家稱。

　　2008年2月，在TD-LTE標準達成一致之后，中國移動宣布加入英國沃達豐及美國Verizon的聯盟，共同研究LTE 4G技術，包括TD-LTE、 LTE FDD。隨后，王建宙在業績發布會上強調中國移動要密切關注LTE網絡演進技術，并宣布TD-LTE正由信產部電信研究院牽頭，以大唐、中興、普天、展訊等廠商為核心加緊研發。

　　整個TD-SCDMA產業鏈都沉默地支持了中國移動的4G決策。TD產業聯盟秘書長楊驊對財新記者介紹，TD產業聯盟從2008年開始要求TD- SCDMA基站要兼容TD-LTE，基本上2009年開始建網的產品都是同時支持TD-SCDMA和TD-LTE的。至于2008年為支持奧運會在十個城市建設的TD-SCDMA網絡，因為是2007年生產的基站，只支持TD-SCDMA，這批基站后來被替換掉。

　　“中國移動實際上在投資TD-SCDMA的同時就在為TD-LTE做準備。一旦上馬TD-LTE，不僅可以與TD-SCDMA共用核心網，還可以共用射頻天線、基站、基站架構和站址。”前述電信制造商的前高層解釋說。

　　2010年底，TD-SCDMA網絡商用不到兩年，在中國移動推動下，工信部批復了TD-LTE工作小組提交的《TD-LTE規模技術試驗總體方案》。“當時，中國移動已騎虎難下，一是分配的TDD頻譜沒法做FDD LTE， 二是如果當時申請FDD LTE，不是打TD-SCDMA的臉嗎？工信部也不會同意。”上述高層坦言。

　　TD-LTE規模技術試驗啟動之后，王建宙在多個場合表示2011年將是TD-LTE的商用元年，并通過邀請工信部、發改委領導去試點城市體驗 TD-LTE等方式強力推進TD-LTE發牌進程。“TD-SCDMA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看到TD-LTE這么快起來，它們也在千方百計盡量延緩TD- LTE發牌。在雙方的拉鋸戰中，直到2013年12月，工信部才下定決心發放4G牌照。”中國移動內部人士分析。

　　同樣是考慮到TD-SCDMA產業鏈的利益，工信部給三大運營商都發了TD-LTE牌照。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叫苦不迭，卻寧愿等LTE FDD牌照，也不愿大規模建設TD-LTE網絡。無奈之下，工信部在2014年6月批準中國聯通、中國電信開展混合組網實驗。對于中國移動，工信部堅持不許其進行LTE FDD 試驗。

　　一位電信業內權威人士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表示，“實際上，LTE FDD與TD-LTE 的內核一樣，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射頻部分，就像一間屋子有兩個門，LTE FDD門大一點，TD-LTE是小門，但從門里走進去之后看到的都是同樣的東西。”

　　LTE FDD是全球運營商普遍采用的技術。GSA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12月，全球共有93個國家商用244張LTE網絡，包括219個LTE FDD網絡和25個TD-LTE網絡，其中有12個FDD/TDD雙模網絡。

　　“走到TD-LTE，中國移動就算從TD-SCDMA里面走出來了。一旦LTE FDD的門打開，中國移動完全可以走大門，與全球融為一體。不像TD-SCDMA，就算走到了屋子里，里面的操作也和別人不一樣。”上述電信業權威人士說。

　　提前上4G

　　2013年12月，工信部發放4G牌照之際，中國的3G用戶滲透率剛剛達到34.1%。“在海外，一般都是3G用戶滲透率超過50%之后，運營商才開始真正商用4G。中國從3G到4G的發展路徑很有中國特色。”前述電信制造商的前高層介紹說，“歐洲現在仍是以3G為主。”

　　這一切的根源在于TD-SCDMA。到了2013年，中國移動受TD-SCDMA之累的情勢已很明顯，為了平衡產業格局，中國只得提前上4G。“因為等待TD-SCDMA成熟，中國錯過了2003年發放3G牌照的最佳時機，沒有與全球走在同一時間點上。而2009年，中國硬要TD-SCDMA獨立組網，為了改變由技術劣勢影響而帶來的市場競爭力下降，中國移動只能迅速推動TD-LTE標準和市場的成熟，用4G彌補TD-SCDMA的不足。這也導致了中國4G的時間表提前。”前述制造商高層感嘆。

　　為盡快上馬4G，中國移動的TD-LTE基站建設規模從2012年的2萬個迅速增加到2013年的20萬個，再到2014年的70萬個，遠遠超過多年來TD-SCDMA基站的總和。

　　中國移動還為4G選擇了過渡性的語音方案。實際上，無論是TD-LTE還是FDD LTE，4G都是為數據傳輸而設計，都需要額外尋找語音解決方案。通常的解決方案有三種，一是VoLTE，即在LTE網絡上增加一層系統，語音、數據都由 LTE網絡控制。該方案有利于提升客戶語音感知，但對LTE網絡的連續覆蓋要求高、所需時間比較長，被業內普遍認為是終極解決方案；第二種是CSFB （Circuit Switched Fallback，下稱回落方案），即上網時待在LTE網絡上，打電話則從LTE網絡切換到相應的承載語音的網絡；第三種是雙待機方案，通過終端里面的兩套通信系統同時待在設定的數據、語音兩張網絡上。CSFB和雙待機都被稱為過渡方案。

　　少有運營商一步到位走到了VoLTE方案。在實行規模組網之前，全球多數運營商選擇使用回落方案來解決4G的語音服務。

　　在回落方案的選擇上，因為多數運營商一般4G采用FDD LTE制式，3G采用WCDMA/CDMA2000制式，直接由FDD LTE回落到WCDMA/CDMA2000，能保證同時打電話、上網，還能很好地解決國際漫游、時延等問題。

　　中國移動的3G采用的是TD-SCDMA技術，在全球沒有任何參照。為了給用戶更好體驗，中國移動反復討論解決方案：若從TD-LTE回落TD- SCDMA，用戶可以同時打電話、上網，但是受制于網絡性能和網絡覆蓋問題（特別是在室內深度覆蓋），用戶打電話的體驗可能會更不穩定，且3G覆蓋不到的地方要再從3G回落到2G，時延過長，甚至有可能中途斷掉，而且一旦到了國外就沒法漫游；若回落到2G，用戶的通話時延可以減少，但沒法同步打電話、上網。

　　最好的語音解決方案自然是VoLTE。不過，VoLTE要2015年上半年才開始商用，中國移動2013年12月甫一發牌就推出了4G業務，根本等不及。中國移動最終選擇了回落和雙待機兩種方案。

　　至于回落到3G還是2G，中國移動最終選擇回落到2G網絡上。“一是考慮到2G網絡的覆蓋比較好，二是從用戶角度出發，打通電話是硬需求，用戶打不通電話的體驗要比不能同時打電話、上網嚴重得多。”中國移動內部人士介紹。

　　由TD-LTE回落到GSM，中國移動少有借鑒。為了讓4G能盡快商用，中國移動只能爭分奪秒地摸索解決辦法。目前，使用中國移動4G手機打電話的時延縮減到6-7秒的常規水平，打完電話可在1-2秒內瞬間返回4G網絡。當然，對用戶而言，想用4G同時上網和打電話，暫時還是不可能的。

　　TD-SCDMA曾帶來的負能量現在轉化成中國移動手里的籌碼。從產業鏈層面，國際主要設備商都沒有在TD-SCDMA方面投入過多研發，反而對 TD-LTE投資巨大，譬如愛立信2005年即啟動了TD-LTE研發工程項目，分別在瑞典、加拿大、中國設立研發中心，投資規模是“非常非常大”； 諾西僅在杭州設立研發中心和全球首個TD-LTE開放實驗室，研發投入就高達數十億元。它們希望TD-LTE能盡快商用，無形中給工信部壓力。

　　從全球技術進程來看，LTE FDD的強勢鋪開也從另一方面推動了中國盡快上4G的決心。諾西中國區市場總監張健告訴財新記者，一般來說，在通信行業，技術差距在一年左右可以彌補，但如果差距拉長兩年或更長的時間，這個技術引導的產業可能就處于從屬地位，主流運營廠商只會跟進，不會將其作為重點。

　　美國運營商Verizon自2010年開始商用LTE FDD，之后不斷有運營商跟進LTE FDD網絡。中國如果不愿意讓TD-LTE成為邊緣化的技術，應該盡快發4G牌。

　　2013月12月，工信部向三大運營商發放了TD-LTE 4G牌照。出于保護TD-LTE產業發展考慮，工信部沒有發放LTE FDD牌照。這等于給了中國移動搶跑4G的機會。

　　失去的機會

　　在中國移動商用4G時，TD-SCDMA網絡已經初具規模。數據顯示，截至今年年底，TD-SCDMA基站數達到50萬個，全面覆蓋所有城市及鄉鎮。野村證券統計，僅網絡建設，中國移動在這張TD-SCDMA網絡上耗資超過1880億元。

　　TD-SCDMA借著“自主知識產權”之名實現了大規模組網，但在電信業內，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與對于提升中國企業在電信制造領域的專利實力并無多大作用。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TD-SCDMA并不是中國自己研發出來的標準。一位曾見證過大唐、西門子合作的權威人士對財新記者說，TD-SCDMA實際上是西門子和大唐一起搞出來的，大唐最重要的貢獻是智能天線，系統主要用的是西門子的。

　　另一名參與標準制定的老專家認為，在TD-SCDMA里面，大唐擁有一些核心專利，但絕對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多。

　　關于TD-SCDMA的專利，目前并沒有一個業界公認的權威統計，主要原因是應用太少，企業認為統計沒有意義。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早年曾經做過一個 TD-SCDMA專利的統計，結論是大唐的專利占比為7.3%，中國企業的專利占比大概是20%。不過，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沒正式公布過統計結果，大唐也不認可這個統計結果。周寰堅持認為，3G三大標準的真正區別在接入網上。在接入網上，TD-SCDMA無線方面的專利90%都掌握在TD-SCDMA產業聯盟手中，其中大唐占了70%。

　　“可以確定的是，在TD-SCDMA從提案變成標準的過程中，愛立信、西門子、摩托羅拉、北電等國外企業都參與了討論，雖然他們并沒有開發TD- SCDMA產品的計劃，卻在TD-SCDMA技術標準中安插了不少自己的專利，主要是用于防御。”前述電信制造商的前高層稱。業內人士多估計，中國在 TD-SCDMA上的專利為百分之十幾。

　　也是因為執著于中國專利，TD-SCDMA錯失了成為真正國際標準、全球使用的機會。在李默芳最初的設想中，世界無線電大會給3G分配的頻率包括FDD和TDD，作為TDD頻率的3G標準只有中國提交的TD-SCDMA，TD-SCDMA有望成為真正的全球標準。

　　“若3G早點發牌，在FDD頻率，中國的運營商可以根據既有的2G技術自主選擇3G標準；在TDD頻率，中國的運營商全部都用TD-SCDMA。” 上述電信專家設想，等中國用好了TD-SCDMA，再讓全球都跟著用，不是不可能，“但可惜的是，中國直到2009年才發放3G牌照，還是以TD- SCDMA獨立組網的形式，國外運營商壓根就沒興趣了。”

　　TD-SCDMA至今只有中國使用，若不進行專利共享，很難吸引設備商尤其是國際通信廠商參與到TD-SCDMA產業鏈里來。如此一來，TD-SCDMA既收不到專利費，又沒法進行市場防御，已經失去了影響市場的意義。

　　之后，TD-SCDMA也未能幫助中國企業在LTE里獲得更多話語權。“從技術角度，TD-SCDMA與TD-LTE的連續性不大，只能在5%的TDD標準里占到10%左右。”一位電信設備商專利研究人員稱。

　　但是，楊驊對財新記者表示，從技術標準的角度，從TD-SCDMA到TD-LTE有接近10%的技術繼承性。

　　“現在，海外運營商正在試驗載波聚合技術，試圖用FDD頻率聚合TDD頻率。一旦成熟，中國當時推的TDD核心專利就徹底無用武之地了。” 前述參與標準制定的老專家呼吁，“中國應該趕緊推TDD聚合FDD的技術，譬如中國移動可以用TD-LTE融合LTE FDD，以便在未來的標準之爭里占一席之地。”

　　一邊是中國通過力推TD-SCDMA標準獲得的專利面臨“架空”的危機，一邊卻是華為等設備商在主流技術里的專利實力不斷增強。

　　數據顯示，華為在無線通信領域國際標準中擁有2370件次基本專利；LTE/EPC領域已經在ETSI上聲明1099件基本專利，占全球該領域的 15%。緊密跟進主流技術的華為，在2003年12月建成了第一個正式投入商用的WCDMA網絡，至2008年中國的TD-SCDMA商用前夕，已在國外斬獲100個WCDMA商用合同，如今更是超越愛立信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商。

　　前述電信業內權威人士認為，中國在TD-SCDMA里的專利大約是百分之十幾，主要集中在智能天線部分，其他專利都在國外廠商手中。現在看華為、中興，它們在WCDMA/CDMA2000以及LTE都有很多專利，與TD-SCDMA也差不多。他反問：“中國支持自主知識產權到底是支持什么呢？我們應該在同樣的賽道上與別人競爭，而不是一看競爭壓力大就自己另外畫一條跑道。”

　　復雜的后遺癥

　　截至2014年10月，中國移動公布的3G用戶數達到2.43億，在全國4.82億的3G用戶總盤子里占比超過50%。這一數字看似龐大，實則摻雜水分。

　　在中國移動的統計中，凡是使用TD-SCDMA終端就算作3G用戶，包括早期發展的TD-SCDMA無線座機用戶。實際上，所謂的2.43億用戶中，很大一部分是沖著中國移動豐厚的補貼購買了終端，卻很少使用3G服務，是“拿著3G手機做著2G的事”，并沒有給中國移動帶來收入的增加。

　　TD-SCDMA網絡的利用率一直不高。中國移動CEO李躍曾在出席2011年度業績會時坦言：中移動的3G網絡2010年利用率為9.9%，2011年已升至13.8%，2012年的目標希望增至超過15%。

　　在移動互聯網啟動的黃金時期，TD-SCDMA實際上很少有人真正使用，這是中國移動最大的痛。一個更明顯的對比是：直到2014年10月底，已經發展五年多、擁有2.43億用戶的TD-SCDMA網絡數據流量占比還只有23%左右，而剛剛發展不到一年、擁有5000多萬用戶的TD-LTE網絡數據流量占比達到39%。

　　“曾經，中國移動某個地區的TD-SCDMA網絡出了問題，壞了一個月也沒有人發現。”中國移動的一家設備供應商內部人士說。

　　現在，TD-SCDMA網絡的作用已經不多：主要是在4G網絡未覆蓋的地方提供網絡數據服務，隨著中國移動的3G用戶升級或離開，它將自然消亡。

　　中國移動正全力以赴投入4G。統計顯示，今年6月，中國移動的4G用戶突破1394.3萬，之后以每月千萬量級的規模瘋長，至今年10月突破5000萬。而達到同樣的用戶規模，2G時代用了5年，3G時代用了3年。

　　與此同時，受4G網絡條件和優惠政策影響，駐留在TD-SCDMA網絡的用戶已經開始轉向4G。今年10月，中國移動3G用戶總數為2.43億戶，較上月下降157.1萬戶，為中國移動推出3G業務以來的首次下降。

　　TD-SCDMA作為數據承載網絡的功能也受到挑戰。數據顯示，今年10月底，中國移動的4G網絡承載了約39%的數據流量，超過2G/3G網絡成為數據流量的主導；其次是2G網絡承載了約38%的數據流量。TD-SCDMA承載的數據流量占比只有23%。

　　中國移動已經調整了過去“四網協同”的網絡策略。一位中國移動中層向財新記者透露，未來，中國移動將把更多投資放在打造一張4G精品網絡上，通過對 4G網絡的不斷擴容和優化提升網絡質量。他介紹說，在VoLTE成熟之前，4G的語音需要2G網絡來承載，因此中國移動對2G網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還會有少量投資，主要是用于“補盲點”，目標是為了保語音。至于TD-SCDMA網絡，則維持穩定，不再新增建設投資。

　　除了不可能收回的投資，TD-SCDMA網絡給中國移動留下的還有一堆爛攤子。

　　TD-SCDMA網絡上駐留了上億的用戶，現在中國移動不能貿然清網，只能等待用戶自然退網，這意味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移動需要維持2G/3G/4G三張網絡并存的局面。網絡復雜度高，網絡之間如何協同、切換都給中國移動帶來更大挑戰。

　　“國外運營商很少長期同時運營三張網絡，一般是2G/3G并存。4G到來之后，由于3G承接了大量的2G用戶，可以選擇清退2G網絡，讓3G/4G 并存。TD-SCDMA則給中國移動出了個大難題，因為3G用戶滲透率不高，且中國移動的4G網絡選擇了將語音回落至2G，現在的中國移動根本離不開2G 網絡。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移動在積極推動VoLTE，希望能有一天用VoLTE取代2G語音服務。”上述電信制造商前高層分析。

　　網絡復雜度高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讓中國移動備受其擾，也影響了4G用戶的體驗。中國移動一推出4G服務，一名難以忍受3G龜速的中國移動用戶就換了 4G手機，升級到4G網絡。她很快發現自己不能同時打電話、上網，而且通話質量也受到嚴重干擾，有時電話打到一半突然聽不到對方的聲音，有時撥出電話老半天也接不通，甚至有時會莫名其妙串話。

　　這并非孤例。財新記者了解到，隨著4G網絡的鋪開，中國移動接到了大量的類似投訴。中國移動成立了專門的網絡優化項目小組解決這些問題，包括金屬音、單通、串話等。

　　“在山西，單通是反映得最多的問題。”一名山西移動中層解釋，“原因很多，總結起來，一方面是網絡越來越復雜，一方面是終端支持的制式越來越多，帶來許多新問題。”

　　對中國移動而言，盡快發展4G網絡是跳出3G火坑的惟一可能，它只能在商用時點與用戶體驗之間平衡。前述電信制造商前高層對于中國移動的處境頗為理解。“TD-SCDMA只有中國使用，產業鏈已成孤島，中國移動如火車頭拖著產業鏈向前走，難免有獨木難支的吃力感。只要4G的語音過渡方案能被市場接受，中國移動就會力推全球融合的標準，然后不斷地優化改進。”他評論說。

　　在這種情況下，原本的包袱——TD-SCDMA轉而成了保護它的籌碼，也進一步改變了中國電信產業的發展進程和格局。

　　由于中國提前發放4G牌照，剛剛嘗到3G甜頭、還沒收回投資的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也迫不得已地跟著中國移動奔向4G，卻至今遲遲拿不到想要的牌照。盡管工信部6月27日批準了中國電信、中國聯通進行4G混合組網試驗，但在牌照未明之前，它們只能在政府曖昧的表態下，讓不少已經搭好的4G網絡“空轉”。這無疑又將拉長其投資回收期，電信產業和公司的發展路徑進一步被扭曲。

　　有“TD之父”之稱的李世鶴早年曾稱，TD-SCDMA在全世界都會得到運用。面對TD-SCDMA的現狀，他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堅稱，現在的 TD-SCDMA發展得很好，它將中國的通信行業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TD-SCDMA走到TD-LTE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

　　TD產業聯盟秘書長楊驊也堅持認為，TD-SCDMA改變了世界通信業的格局，使中國在全球通信業的技術標準里有了發言權。他還認為，TD在人才培養、引領創新、產業鏈養成等層面做出了貢獻。

　　大部分受訪的電信業內人士不同意上述看法。

　　前述電信制造商前高層認為，推動TD-SCDMA的過程既不符合市場規律，也沒有遵循技術規律，其客觀結果是過大于功。“它不僅讓中國移動用整個 3G時代的市場來埋單，還影響到了用戶在現在4G網絡中的體驗。”他說，“以國家意志強力推進TD-SCDMA，延緩了中國移動成為全球最大電信運營商的步伐，也使得所有運營商的戰略選擇變得困難，不得不在3G還沒收回投資的情況下就匆忙投入4G。”

　　“同時，它也引導中國的電信制造業走了一段不應該走的彎路，把有限的資源和智慧投入到了錯誤的方向。”這位專家說。

　　多位電信業內權威人士認為，“TD-SCDMA更大的影響是延誤了中國的整個電信市場，用戶和整個產業的發展都付出了代價。用戶在很長的時間里，失去了享受更好移動互聯服務的機會，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TD-SCDMA阻礙了整個中國移動互聯網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