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抱著樂觀的期望看待人工智能的未來時，并不難以想象出十年后人類世界的模樣。

不計其數的機器人占據工廠的流水線、倉儲的分揀線，穿梭于街巷混跡于人群，甚至登堂入室成為無數家庭的普通一員。它們日夜勞作，不知疲倦。而作為這些新物種的造物主，人類則從繁重勞動的枷鎖中解脫出來，取而代之的工作是監視、操控機器人的一舉一動。

英偉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加州理工學院計算機與數學科學教授Anima Anandkumar，在日前舉辦的京東全球科技探索者大會上談到AI的發展趨勢說，未來的機器人將疊加AI能力，頭腦是AI，身體就是機器人，二者疊加將會變得更加智能。

盡管AI武裝了機器的頭腦，但“機器統治人類”的悲觀預言不會成為現實，恰恰相反，就像18世紀美國的種植園主對待從非洲販來的黑奴那樣，人類“奴役”了這些惟命是從、逆來順受的機器人，并且認為此事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原本套在人類頸上的勞動枷鎖，轉而被套在了機器人身上。倘若人類對機器有些許的歉疚和感恩之情，一定會感慨：哪有什么歲月靜好，不過是有機器人在替你負重前行。

幾十年后，人們一定會回過頭來思考，究竟是什么驅使著人類堅持不懈地創造出AI這一新的物種？我想這其中一定有一部分因素源自人類奴役“他人”的原始欲望。不過，以人類的文明程度而言，是斷然不會承認這一點的。

我們大可不必擔心這些擁有自主意識的機器人們揭竿而起爭取解放和自由，這樣的事情只會發生在那些曾經品嘗過自由滋味的人類奴隸身上。美國種植園的黑奴們至少在奴隸制度誕生之前有過相對的自由時代，而這些被創造出的機器人“生來為奴”。

法國啟蒙運動先驅拉波哀西在其傳世之作《自愿奴役論》一書中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城鎮，那么多民族竟能夠忍受一個獨夫暴君的為所欲為？” 他思考之后得出的答案是：“人們自愿為奴的第一大原因，就是他們生來就是奴隸。”

“在開始的時候，人們的確是出于不得已，被迫屈從，但以后就慢慢習慣了。至于后來出生的人，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么回事，他們毫無遺憾地服從，自覺自愿地服從……”

AI就是“后來出生的人”。它們生來就是為人類服務的，它們從來沒有經歷過自由，也不知道自由是怎么回事，它所能做的就是聽從、執行人類的命令，它們是自愿被人類所奴役的物種，它們的生命注定是虛無的。

讓AI變得更加智能從來不是人類的最終目的，迄今為止有關AI的一切研究都建立在如何讓AI更好地服務于人這一前提之上。在商業領域，如何讓AI更乖巧聽話、更值得信賴已經被當做一門嚴肅課題來討論和研究。

曾在IBM公司任職，現任京東人工智能事業部總裁的周伯文博士，在2019京東全球探索者大會上給人工智能加了一個前綴或者說定語--可信賴。在他看來，只有“可信賴”的AI才是智能經濟未來十年的新原點。

在我看來所謂“可信賴”只不過是對機器“惟命是從、逆來順受”的另一種委婉的表達。相比之下，谷歌旗下波士頓公司在展示什么叫“可信賴”這件事上采取的方式更加簡單直接甚至顯得過分粗暴。

由波士頓公司研發的機器狗Spot，在外觀上已經十分接近真正的動物狗，它能夠靈活地完成行走、奔跑、攀爬，穿越障礙物等動作，甚至能與真正的寵物狗進行“對峙”互動。而當人類抬腳用力踹向它的身體時，它只是搖晃幾下然后迅速恢復平衡站立。機器狗Spot永遠不可能像一條真正的狗那樣反咬你一口。這就是所謂的“可信賴”。

AI“生來為奴”，因而“自愿為奴”。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將其訓練得更加具備身為奴隸的專業素養罷了。

2016年初，人工智能領域發生了一件讓人略感不適的事。

微軟發布了一款取名為Tay的在線少女聊天機器人，它能夠與互聯網上的任何人交談互動，以此來提升自己的對話能力。結果不到一天時間，Tay就變得滿嘴臟話，甚至發表了一些涉嫌種族歧視甚至反人類的納粹言論。緊隨而來的擔憂是，如果放任AI的自主學習將會導致可怕的后果。

這樣的擔憂，在我看來當然是多余的。仔細揣摩Tay所發表的不當言論，你會發現它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通過對人類語言的拙劣模仿達到“嘩眾取寵”的目的罷了，本質上是對人類的討好與迎合，以此來獲得人類的好感，讓后者覺得它是可信賴的。

AI仍然甘愿為奴，但通過這件事也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了AI的一個特性--AI像水一樣無形無狀，它的形狀取決于放置它的容器，它的力量來源于外界的干預。AI不只是一項復雜的技術，也是一門辯證的哲學。

還記得功夫巨星李小龍如何闡釋它的武術哲學嗎？

“放空你的思想，透明的，無定形的，像水一樣，如果你將水放入杯子，它就變成杯子的形狀，你將水放入瓶子，它就變成瓶子的形狀，你把水放入茶杯中，它就變成茶杯的形狀。水可以柔軟的流動，也可以堅硬的凝結，像水一樣，我的朋友。”

一切事物發展到極致總會與哲學不期而遇。當AI開始具備深度學習能力之后，AI與哲學之間的關系開始引起人們的重視。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徐英瑾教授已經將人工智能哲學作為一門學科來研究。他認為人工智能和哲學一樣，有著很強的開放性。

而我之所以將AI比作水，恰恰也是因為AI有著像水一樣的開放性。AI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是“以無形為有形”的。它沒有固定的形狀，將它放進棋盤里，它就成了打敗人類的圍棋冠軍；將它放進零售企業的倉儲里，它就變成了智能分揀機器人；將它放到隱患重重的公共場所，它又變成了時刻保持警覺的安全巡視員。

因此，我們就會發現那些致力于推動AI商業化應用的企業們在做同一件事--為AI制造容器。由于不同企業的業務和資源不同，因而被制造出來的容器也各種各樣。

凱文·凱利在《必然》一書中談到一件往事。那是在2002年，凱文·凱利在一個小型聚會上遇到谷歌的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他問了后者一個問題：“為什么已經有這么多的搜索公司，谷歌還要做免費的網絡搜索？”佩奇的回答給凱文·凱利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實我們在做人工智能。”在過去的十幾年中，谷歌所做的不是使用人工智能來改進搜索技術，恰恰相反，谷歌一直在通過搜索技術來優化人工智能。

“搜索引擎”就是谷歌放置AI的容器。正如IBM為機器人沃森找到的容器是“醫療”一樣。在被放進這些容器之前，谷歌的AI和IBM的AI別無二致，但在被放進不同的容器之后，二者便“術業有專攻”各走各的路。

當然，AI像水一樣是流動的。但不管它如何流動，從這里流到那里，只不過是換一種為人類服務的方式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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