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在北大國發院舉辦的第四屆國家發展論壇上表示，中國以后再看30年，所面對的一些問題，可能跟過去有很大差異，主要包括成本水平已快速提高、人口老齡化、逆全球化的一些政策或思潮等三大新挑戰。

尤其是中國未來30年可能會碰到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老齡化的全新挑戰。中國勞動力市場數據表明，每年中國勞動人口減少800萬，老年人口增加1200萬。

黃益平說：“這是我們現在要面對的一個很大挑戰，是過去所沒有的。”

未富先老

中國老齡化問題已很迫切了，正面臨未富先老的局面。中國遇到的問題和很多周邊國家尤其是與日本老齡化問題很類似，不過，日本進入老齡化時代時已是很富裕的國家了，而中國現在還未進入高收入水平。

黃益平指出，中國過去確實有人口紅利，從改革開放以來撫養比在不斷下降，最低點是2010年前后，大概是三分之一，預期到2049年可能回升到三分之二。簡言之，就是三個勞動人口養活兩個老人或小孩。這對經濟發展帶來很多新挑戰。尤其會影響消費需求、勞動力供給、儲蓄供給，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要求。

人口老齡化會使總消費需求變弱，但中國還有一個巨大機會。

在黃益平看來，目前中國城市居民人均消費大概是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的兩到三倍，如果仍有可能把今天的一部分農民變成城市居民，我們的消費是可以進一步大幅度發展的。“如果我們真能推進城市化從今天的56%到30年后的80%，中國的消費可以保持持續穩健增長，完全可抵消人口老齡化所帶給我們的影響。”

他說，從勞動力供給角度來看，也許人口老齡化問題沒那么悲觀。根據我們的研究，2018年-2049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會減少1.7億-2.6億，但如果能趕上第四次工業革命，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有可能會替代2.0億-3.3億。

養老金缺口是大問題

黃益平認為，在老齡化問題中，我們覺得最難應對的是養老金缺口。這可能是一個大問題，需要花大力氣改善，比如增加劃撥國有資產，推遲退休年齡等。同時要縮小不同人群養老金的差別。

如果撫養比從三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就意味著會有越來越多的老人，而且我們未來的壽命越來越長，老年人口在中國社會中的比重會不斷提高，需要很多的養老金，養老金缺口非常大。

“如果看大數，雖然我們可能會面臨未富先老的問題，但似乎這個測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能趕上第四次工業革命步伐，也許勞動人口供給減少的問題是有辦法應對的，起碼比50年前應對方案要多很多。”他說。

他指出，可替代性里有很多差異，不同行業之間差異非常大。根據研究，比較容易替代的是農業、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等等，比較難替代的是教育、科研、服務業、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等。

“所以在不同的行業之間替代率不太一樣。如果你進入的行業是很容易被機器替代掉的，你要跑在別人的前面才有機會。”黃益平講道。

“你悲觀還是樂觀，取決于在哪一趟列車上”

目前，中國成本水平已經快速提高。

據黃益平介紹，改革開放剛開始時，中國人均GDP為230美金，這意味著中國當時在世界上是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所以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有一個低成本優勢。其好處是只要生產出的產品一定有競爭力。

到2007年時，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人均GDP為2600美金，仍是中低收入水平。到2018年，中國已接近1萬美金，已到中高收入水平。

“我們今天碰到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大家都感覺經濟不好，進入一個非常長期的痛苦的調整過程。”他說。

黃益平表示：“我個人對宏觀經濟形勢展望可能沒那么悲觀，今天碰到的問題不是寒冬問題，不是持續下跌的問題，而是新舊動能轉換的問題。你悲觀還是樂觀，取決于在哪一趟列車上，是新經濟不會那么悲觀，是老經濟就熬不過去，這是我們今天碰到的一個最大問題。這在一定意義上仍可稱作中等收入陷阱。”

他認為，所有這些挑戰到最后其實就是一個創新的挑戰，收入水平提高、成本水平提高，歸根到底就是你能不能持續發展、能不能創新、能不能產業升級。

環境問題、碳排放問題

黃益平說，我們看到了各國對于貿易開放政策提出了各種質疑、懷疑，起碼變成了一個很大的不確定因素。中國是全球化主要獲益者之一，但如果未來全球金融、國際經濟體系有可能變得不是那么開放，我們就會遭遇新的壓力。

“可能中國經濟在未來還會遇到其他一些挑戰，比如說環境問題、碳排放問題。有一種解釋是說因為2001年我們加入WTO，變成了世界工廠的同時，中國的排放也變成了世界中心。”他說。

在他看來，環保政策、碳排放政策已不僅僅是如何決定中國經濟自身增長的未來，很可能會影響全球氣候變化、全球經濟環境。

為應對這些全新挑戰，黃益平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中國市場化改革已進行了40年，也許是時候終結“雙軌制”改革策略，實現競爭中性，完成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二是中國要積極應對老齡化問題，從生育角度來說，首先要取消現在的限制，但同時可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來鼓勵生育。

三是支持創新、保護知識產權，增加基礎研究投入。同時改善一些產業政策工具，支持創新和升級。要充分考慮到產業政策可能對國際市場的一些溢出效應。

四是我們的公共財政過去更多是支持經濟穩定，經濟增速一放慢就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未來可能更多的功能應轉向提高經濟效率，改善收入分配。

五是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傳統金融機構間接融資仍然會是中國金融體系的主力，所以他們的改革讓他們能夠支持創新、支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是關鍵。同時要不斷地推進我們的金融監管框架，平衡穩定和創新之間的關系。

六是城鄉長期分割，是時候考慮徹底取消戶口制度。這對于支持消費比較重要，對于中國每一個老百姓的個人權利也是很重要的方面。這是下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很重要的一條，既是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很重要的一個手段，也可支持中國經濟、消費持續增長。

七是采取一些市場化手段，比如用一些市場化的手段征收稅、實行碳排放交易等，讓中國經濟發展走向綠色軌道。

八是應堅持獨立自主的開放政策，中國40年的改革其實就是單邊開放的過程，我們在不斷開放，現在面臨著一些問題，但最后我們還是要進一步開放。在堅定的開放過程中，尤其我們要考慮進一步明確開放承諾和時間表，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開放對于中國經濟下一步增長非常重要，是中國自身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