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犀牛”，通常用來代指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與“黑天鵝”的比喻正好相對，黑天鵝專指小概率卻影響巨大的事。而非洲草原上的灰犀牛，看似目標巨大、反應笨拙，但一旦向你狂奔起來，你卻毫無招架之勢。我最早在2013年的達沃斯論壇上提出，而后慢慢豐富理論，最終在2016年出版了《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這本專著。

人們面對灰犀牛的五個階段：首先是否認，否認存在危險或刻意弱化其危險性；接著混日子，意識到危險存在后，采取拖延戰術，把問題留給未來；到了第三個階段，人們開始爭吵，因為不確定到底應該做些什么，于是在尋找解決方案的過程中相互指責、推諉責任；第四個階段是驚恐，發現灰犀牛真的要發動攻擊了；最后，要么行動，要么崩潰——但這些行動偶爾在灰犀牛發動攻擊之前，大多數時候都在其后。

值得注意的是，“灰犀牛”并不會突然出現，而總有一系列的警告和征兆。無論是2008年美國房地產泡沫集中爆發，還是數碼技術對傳統媒體的顛覆，這些“灰犀牛”到來前，都有明顯征兆。識別這些風險，防范于未然，對危機進行預管理，是領導者和決策者們的必修課。

“單單專注于預測本身是很危險的事”

想要躲避危險，首先要做的是發現危險。在野外發現犀牛的能力是長期訓練的結果，所以我們也應該提升發現“灰犀牛”式危機的能力。

常常有人希望我預測市場何時會崩潰，而我卻認為，單單專注于預測本身是很危險的事。預測危機是很困難的，而且如果有人發現了危機并事先進行防范，你的預測也不會成真。進行預測的目的應當是界定問題并盡早著手去解決問題，而并非單純為了讓預測成真。

在實踐中，很多時候人們希望能夠有效地解決問題，但可能最初的解決策略并未奏效，甚至讓事情變得更糟糕。但如果你足夠靈活機敏，你就能讓自己離解決辦法更進一步。不論是從公司角度還是個人角度，這一點都很少有人意識到。相較于嘗試解決問題但最終可能于事無補，你更應當害怕什么都不做。

我的書中曾經寫道“如果不能避免災難，那么維持現狀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但我必須提醒你的是，我這里所說的維持現狀并不等于坐以待斃。維持現狀，是一種古老的選擇，在無法把事情變得更好時，就坦然面對。聽上去似乎和我剛剛說到的觀點相矛盾，但我這種觀點的核心是：在很多事例中我們要認清什么值得挽救，什么不值得。

我舉一個柯達公司的例子，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研發出了數碼相機。他們公司內部卻決定不量產數碼相機，因為他們希望保住自己的主營業務——膠卷。對于公司內部的人來說，“灰犀牛”是失去主營業務，而真正的“灰犀牛”卻是不能滿足新興市場的需求和適應科技進步的趨勢。

有時候面對“灰犀牛”時，你需要決定可以舍棄什么，需要舍棄什么，必須舍棄什么，你需要認清自己的能力能否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的應用。如果無論如何都避免不了要被灰犀牛碾壓過去，我們為什么不做出更好的選擇呢？

人工智能是實體經濟的“灰犀牛”

區塊鏈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帶來的最大風險是它對社會的影響，它會給高科技壟斷性公司增加巨額的收入，當然也會加劇隱私和不平等問題。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人工智能和區塊鏈技術也會給商業社會帶來難以想象的收益。

在過去的幾年間，人工智能取得了很多進步，我并不確定未來會發生什么。關于人工智能的爭論非常復雜，有人認為機器會取代很多人的工作，就像工業革命奪走工匠們的工作一樣。

我曾經說過，人工智能對實體經濟來說就是一只巨大的“灰犀牛”。但有的人卻認為這樣的說法夸大了人工智能的影響，在他們看來，人工智能遠遠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強大。這要看我們從什么方面理解人工智能的影響了，對我來說，我會更關注人力資本方面的問題，我們要關注的是人在哪些地方能比機器做得更好、創造更多的價值。

我認為很多正在接受教育的人，會眼睜睜看著他們的工作被機器奪走。雖然人工智能也為一些職業創造了新的機會，但這些職業都需要提前對人進行訓練，而且人們對生活的改變依舊懷有抵觸心理，所以如何增加人們的安全感，對更好地保障社會穩定十分重要。同時還需要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經過訓練以后，人們就更能得心應手地使用和監控人工智能的工作。

那些技能水平更高的人，他們常常工作很長時間，在中國和美國有些人一周工作60-80小時，他們鮮有時間陪伴家人，人工智能或許能幫助他們減少一部分工作時間。

同時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市場機制和政策引導。有人認為政府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也有人認為不應當都交給政府，我認為兩者應當結合起來。在美國對這一問題的爭論更為多樣化，但過多的爭論也可能讓我們錯過解決問題的時間，無法為繼續前行創造條件。

多元決策有助于避開“灰犀牛”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于“提升公司的多元化，促進男女平等、種族平等，吸納殘障人士就業、實現多元包容的就業環境”等口號，我都是從“政治正確”的角度來理解它們。女性、少數族裔、殘障人士等是弱勢群體，很容易受到歧視排擠，所以從公平角度，要倡導多元包容，要幫助他們平等就業。但后來我意識到，多元包容不僅僅是因為“政治正確”，還因為它能真正幫助我們做出對的決定。

例如，大家都知道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產，如果當時是“雷曼兄弟姐妹”公司，也許就不會出現這么嚴重的后果。這不僅僅是性別問題，而是不同角色構成的決策團隊和多元化決策過程的問題，也是面對危機和責任的不同態度的問題。

性別平等本身并不是一個“灰犀牛”事件，我認為真正的“灰犀牛”是社會和經濟體能否正確對待女性的技能和觀念所創造的價值。如果不能的話，人力資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將會被浪費。我認為，當前社會沒有對養育子女的價值給予足夠重視，很多女性都出去賺錢養家，但是女性花在家庭上的時間卻被看作是休息時間。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多樣性可以讓我們更具生產力，經歷的多樣性十分重要。合理評估女性在養育小孩時進行的工作，則對社會健康發展十分必要。

與此同時，男性在家中所做的工作同樣應當得到重視和鼓勵。研究顯示，當父母雙方都積極參與到家庭工作中的時候，家庭狀況最為健康。還有研究顯示，父親參與教育越多，他的女兒在工作環境中表現也越好。所以性別平等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男性和女性兩者關系的問題。像我剛剛提到的，在給男性更多時間陪伴家人這件事上，人工智能或許能夠幫上忙。人工智能讓人們的效率更高，從而能省出時間陪伴家人。

特雷斯·休斯頓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提到，男女在決策過程中的不同，女性在決策時能更好地評估風險，也能更好地評估自身表現。你可能看見過這樣一份報告，團隊中有更多的女性成員時，團隊的工作產出會更好，這項研究還有更廣闊的應用前景。

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城市中，公司試圖增加更多的女性，他們認為一個團隊中任何一個性別應至少占40%。一個全是女性的董事會做出的決定和全是男性的董事會做的決定可能沒有什么不同,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多樣性。多樣化的團隊能夠帶來不同的觀點，從而平衡風險。如果一個決策團隊中全是律師或者工程師，決策都不會特別有效。

另一篇研究報告中提到,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決策，每一個不同的決策方法都應當被了解，因為不同的決策方法之間可以實現一種平衡。眾口一詞對于決策最為危險，如果整個決策團隊的構成太過相似，每個人表述自己意見時只會贊同上一個人的意見而不會進行辯論。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視角，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考與決策方式，才可能更全面地看待問題、評估風險。而特權地位帶來的單一、相似的視角，以及背后的盲目自信、忽視異見，往往就是一些決策者遇到灰犀牛卻視而不見的原因。這些議題背后的邏輯其實一以貫之。

改革總是痛苦，所以這些變革的呼聲和相關研究才會更為珍貴。面對這個世界不斷飛出的“黑天鵝”，時時奔騰而來的“灰犀牛”，直面問題，積極應對，多元決策，我們完全可能做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