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日報》報道，4月17日，鴻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接受黨主席吳敦義頒發的榮譽狀后，宣布參加2020年***地區領導人國民黨黨內初選。

消息一出，多只富士康系股票拉升。

在中國***股票市場，它叫鴻海精密（2317.TW）；在H股市場，它叫富智康集團（2038.HK）、鴻騰（6088.HK）、云智匯科技（1037.HK）、訊智海（8051.HK）；在A股，它叫工業富聯（601138.SH）。

不過，無論怎么命名，也無論里面裝著什么“資產”，很多人依舊習慣用“富士康”來稱呼這個集群。并且，往往還會補充一句：“這是蘋果的代工廠”。

這家“代工廠”究竟有多大影響力？

資料顯示，富士康已在全球設有200多個生產基地和子公司，員工也達到140萬人規模。2018年，鴻海精密集團整體實現營業收入5.2兆新臺幣（約1.13萬億元人民幣）。

去年，是富士康進入中國大陸投資30周年。如今，它像一棵大樹，在大陸數十個城市“生根發芽”。

遷移路線

有人評價，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布局軌跡，與工業化進程高度吻合，遵循的是從沿海城市到內陸地區的產業遷移路線。

2018年，郭臺銘在深圳為100多名富士康員工舉辦了一場“生日派對”。這些員工都出生于1988年6月6日——這一天，富士康在中國大陸開設第一家生產基地，命名為“深圳海洋精密電腦接插件廠”。

該廠所在的深圳寶安區西鄉，正是富士康在大陸的起點。

以此為據點，富士康在深圳形成龍華和觀瀾兩大科技園，員工一度達到三四十萬人。要是早上守在廠區門口，你可以看到數萬員工涌入園區連綿數公里的震撼場面；若是遇到富士康招聘，你能夠看到數百人乃至上千人排起長龍，進廠應聘。

因為身處勞動密集型產業鏈末端，深圳不再便宜的地價和人力成本，讓富士康開始把目光投向其他城市——

1995年，昆山科技園城北廠區投產；

1999年，富晉精密模具（晉城）有限公司基地開工建設；

2003年，太原科技園一期工程、杭州錢塘科技園奠基；

2004年，煙臺科技園奠基；

2005年，天津科技園奠基；

2006年，太原科技園二期工程奠基；武漢科技園、淮安科技園簽約；

2007年，廊坊科技園開幕；南寧科技園富寧廠區開幕；

2009年，重慶科技園奠基；成都科技園簽約……

2010年，深圳突然爆出兩條頗具轟動效應的傳言：富士康外遷數十萬名員工， 42萬名深圳員工僅剩10萬人。

幾乎同一時間，河南鶴壁市政府網站掛出一紙招聘通知：近期需要10萬名員工到富士康培訓，招聘員工經過培訓實習，可在本省建設好的富士康廠區工作。

傳聞有了“實錘”。富士康后來長達20年的“大舉西遷”，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生產線不再固守南方沿海城市，而是遷往相對不發達的華中、華北及西南地區。

富士康的產業布局越發清晰起來：逐步從深圳、杭州、上海、昆山、煙臺、北京等發達城市走向中西部地區，然后再慢慢下沉到三四線城市中去。

發展到現在，據城叔不完全統計，至少43個城市(港澳臺除外）都有富士康的身影。

華北地區：北京、秦皇島、廊坊、天津、太原、晉城

華中地區：鶴壁、濮陽、濟源、鄭州、蘭考、睢縣、南陽、武漢、長沙、衡陽

華東地區：煙臺、菏澤、淮安、南京、無錫、嘉善、昆山、上海、寧波、杭州、安慶

華南地區：廣州、佛山、中山、東莞、惠州、深圳

西南地區：成都、重慶、貴陽、凱里、六盤水、南寧

西北地區：蘭州

東北地區：沈陽、營口、長春

“大餅”效應

富士康的擴張，也伴隨著城市對它的渴望。就業、稅收、上下游，是富士康帶給當地的“三大寶”。

比如，縮小深圳規模后，郭臺銘2012年宣布，要在山西晉城投資千億元，建設全球最大的機器人等八大生產基地。對于一個2011年GDP才895億元、市區人口僅40萬的城市來說，這筆投資體量和招工體量，無疑是“巨無霸”般的存在。

晉城當地官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公開表示：

晉城以前就是個小廟。富士康一來，以前的配套設施都得跟上它的水平，一下子把我們也給提高了。

富士康帶來的“大餅”效應顯而易見。這也難怪，一度出現各地政府爭相邀請富士康落地的局面。對欠發達地區來說，引進一個富士康，可以預見地方與企業雙贏的局面。

最典型的是鄭州。在富士康到來之前，帶動鄭州GDP的是煤炭、水泥等重工業。為引進這個代工巨頭，河南曾花費上億元財政補貼為富士康解決用工荒。2011年，鄭州產業結構出現“拐點”，鄭州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開啟了延續至今的增勢。

作為蘋果手機核心代工廠，2010年到2016年，鄭州富士康累計生產超過4.6億部iPhone；2015年富士康所屬企業進出口，占河南進出口67.5%，貢獻率達114.3%。2013年，河南進出口額也一躍成為中部六省之首。

“富士康效應”還在繼續。除間接提供80萬個就業機會，還有對手機生產廠商的吸引——隨著中興、OPPO等企業相繼落戶，2015年，全球每七部手機，就有一部產自鄭州。

同時，由于手機依賴航空運輸，鄭州機場貨運量也出現明顯增長。2018年，鄭州新鄭機場貨郵吞吐量穩居中部6省省會城市第一。

擺脫依賴

另一面，“富士康依賴癥”也逐漸成為鄭州及一些引進富士康的城市不得不面對的尷尬。

早在2013年，河南就組織專家研討“引入富士康對河南對外開放的利與弊”課題。從那時起，就有不少城市意識到，引進富士康，帶來的不僅是“寶”，還有“坑”——低端代工、毛利率低、發展后勁不足。隨著城市升級、經濟轉型，這些弊端逐漸顯現。

今年3月剛出爐的《河南經濟藍皮書》，更能直觀看出地方希望擺脫“富士康”標簽的愿望。

藍皮書指出，雖然2018年富士康項目對全省外貿貢獻率出現大幅縮減，但河南外貿進出口對富士康的依賴程度依然較高，“全省外貿支柱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抵御外貿波動風險的能力較弱”。河南希望，未來能夠加大雙方合作廣度和深度，提升富士康融入河南的水平和層次。

城市迫切需要新一輪轉型升級，向高新技術產業尋求“中國智造”的出路。如果富士康不能跟上產業轉型升級、邁向高端制造城市的需求，往昔“巨無霸”式的影響力，也將逐漸被削弱。

去年，富士康登陸A股市場。在2018年的年報中，富士康透露，其與大陸城市的合作不僅限于投建制造工廠，“已經與廣東、北京、上海、重慶、浙江、廣西、河北、河南等多個省市達成戰略合作，涵蓋電子信息、輕工、裝備、軌道交通、工程機械等多個行業，覆蓋生產制造、企業管理、運營管理、采購供應、研發設計、產品服務、倉儲物流等多個領域”。

“富士康不是代工企業，富士康是工業互聯網企業。”這是郭臺銘給富士康下一個30年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