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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日程過半,科技議題哪些信號值得被記住?如果用一個詞概括3月4日至6日這三天釋放的科技議題,或許是:“向內求解”。
過去幾年,科技敘事習慣了“突破”“超越”這類詞匯,這是一種“向外求”的邏輯——對標前沿、追趕標桿。這種邏輯在“追趕期”有效,但當中國科技逐漸進入全球創新的前沿地帶,它的局限性開始顯現:向外求的參照系正在消失,向內求解成為必然。
當技術突破的速度已經跑在前面,是什么在影響它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現有的制度框架,還能不能承載技術的下一次進化?
這三天釋放的信號表明:制度供給的適配速度,正在成為比技術瓶頸更值得關注的焦點。
制度焦慮與減法思維
3月4日,全國人大代表、小鵬汽車董事長何小鵬提交的三份建議,指向同一個關鍵詞:制度。
在自動駕駛領域,他沒有呼吁“加大研發投入”,而是提出推動政策從L2級向L4級實現跨越式發展,簡化L3級中間環節。潛臺詞是:現行分級管理體系按漸進式邏輯設計,但技術迭代已跑在前面——當企業已在路測L4,制度還在為L3的責任認定爭論不休。
在人形機器人領域,他建議參照汽車行業分級標準構建智能化標準體系,因為現在行業規范尚未建立,各家各自為戰。在飛行汽車領域,他呼吁推進低空空域管理權限下放——低空經濟的“起飛”,卡的不是發動機,是空域審批。
何小鵬的焦慮是一個信號:當技術已準備好大規模落地,制度框架成了最后的“限速帶”。
有意思的是,3月5日發布的政策文件恰好回應了這種“焦慮”。今年的文件不再籠統提“培育新質生產力”,而是具體列出未來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腦機接口、6G等賽道。這種“圈定重點”本身就是“減法思維”——與其撒胡椒面式支持所有前沿,不如集中火力。
更值得關注的是,文件首次提出“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和風險分擔機制”。這意味著頂層設計已意識到:未來產業高風險、長周期,需要一個機制,讓投入者敢投、失敗者有退路、成功者有回報。
在首場“部長通道”上,國務院國資委主任張玉卓給出央企路線圖時,用的不是“突破什么技術”,而是“鞏固領跑、加快趕超、加大培育”——三個動詞對應三種機制設計:領跑靠持續投入,趕超靠加速機制,培育靠容錯空間。
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看到的是一種共識:創新的下半場,拼的不是誰跑得快,而是誰的制度環境更能“兜住”創新。
二、底座與場景:AI落地的兩個基本面
如果說何小鵬指向的是“制度”,那么另外幾位代表委員的建言,則指向AI落地的另外兩個維度:底座和場景。
全國政協委員、360集團創始人周鴻祎提出2026年將邁入“百億智能體時代”,并給出協同推進機制:加強推理算力統籌、推進“以模治模”的安全體系。這套邏輯的核心是一個安全悖論:智能體越強大,風險越大。當AI能自主跨應用執行復雜任務時,也可能被惡意利用成為“智能武器”。
與周鴻祎的“安全視角”形成互補的,是全國政協委員、京東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曹鵬的“底座視角”。曹鵬提出推廣“算力券”“模型服務補貼”,構建國家算力調度體系,讓人工智能算力像水電一樣成為公共基礎設施。他還強調AI與民生的深度融合,推動“醫—檢—診—藥”閉環智能化,以及為老年群體提供“邊聊邊辦”的適老化服務。
這兩種觀點勾勒出智能時代的兩個基本面:底座要厚,底線要牢。沒有算力調度體系,智能體是無源之水;沒有安全防御體系,智能體是脫韁之馬。
但最值得關注的,是一個回歸科技落地本質的聲音。面對傳統產業利潤低、價格戰的焦慮,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明確提出:“傳統產業不要向下卷,要向上卷。”所謂“向上卷”,是卷科技、卷創新、卷學習、卷發展,而非陷入價格戰和低水平重復。在農牧領域,AI可幫助預測和防范豬周期波動,突破養殖業育種技術難題。為此,他建議將畜牧業人工智能設備納入農機購置補貼目錄,將相關數據平臺納入數字農業試點范圍,設立國家人工智能養殖重大專項,支持龍頭企業聯合科研院所組建創新聯合體,同時鼓勵高校開設“智慧養殖”交叉學科。
當所有人追逐“未來產業”時,“傳統產業”本身才是AI最大的應用場景。中國經濟的體量決定了,任何技術的終極價值,都要在實體經濟中兌現。如果AI只能賦能“高大上”的賽道,無法改造和民生相關的傳統行業,它的意義就是殘缺的。
全國人大代表、中興通訊高級副總裁苗偉的建言,則把視角拉到了更遠的維度——6G。他透露我國已啟動第二階段6G試驗,形成超300項關鍵技術儲備,但強調以5G-A規模商用牽引6G儲備,構建“研發—商用—迭代—儲備”的良性循環。技術迭代不是從實驗室到市場的單向輸出,而是市場反哺實驗室的雙向循環。
三、創新的下半場,拼的是“制度水位”
當技術突破進入“無人區”,制度創新必須從“陪跑”變成“領跑”。
這不是說技術突破不重要。但當技術突破到一定程度,制約創新的主要矛盾,就從“能不能做出來”變成了“能不能用起來、能不能推開來”。而“用起來”到“推開來”,靠的是一套成熟、穩定、包容的制度框架。
政策文件提出“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和風險分擔機制”,就是對這種“制度焦慮”的回應。它意味著頂層設計已意識到:未來產業的培育,不能只靠“砸錢”。需要一個機制,讓愿意冒險的人敢冒險,讓冒險失敗的人有退路,讓冒險成功的人有回報。
這套機制,就是“制度水位”。制度水位越高,創新的容錯空間越大,技術突破轉化為產業動能的效率就越高。有人呼吁改革要快,但比快更重要的是準——對準制度的堵點,讓機制設計跑在技術落地之前。
今年的兩會還在繼續,接下來科技領域還有哪些“重頭戲”?未來五年,6G、量子、AI、低空經濟這些前沿領域,將被擺到什么位置?制度創新的“水位”能提升到什么高度?
答案即將揭曉。
但一種趨勢已經顯現:創新的下半場,拼的不再是誰的技術更炫,而是誰的制度更能“兜住”創新。當技術突破進入無人區,誰率先完成從“追趕技術”到“構建制度”的轉身,誰就能定義下一個時代的創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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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編輯 黃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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