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重返大陸之際，評論家們又在傷感中國失去谷歌、臉書和推特的年代，并哀嘆中國社會的封閉。

且不談谷歌本在中國經營，因其不愿遵守中國法律，在創始人謝爾蓋的堅持下主動退出中國，而臉書和推特一向以煽動其他國家的顏色革命自豪，直到俄國人開始也學會使用臉書影響政治。我們來客觀地分析，中國是否足夠開放？

2017年3月22日，谷歌中國公司所在地，中關村北四環邊，樹立著彩色的標志。

我們簡單對比中美兩個國家。

中國從小學低年級就由政府強制規定所有學生必須學習美國的語言：英語。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載體。英語的學習幫助了中國人對西方文化、意識形態和信息如饑似渴的求索。

中國的精英們嫻熟地稱呼著彼此的英文名字，他們對好萊塢電影如數家珍，對美國總統大選牽腸掛肚，對西方歷史的了解甚至超過本國。中國公立小學的課本里教著林肯和圣誕節的故事。中國書店的書架上擺滿了西方經典，從柏拉圖到亞當斯密到狄更斯。中國的精英每天熱情地訪問西方各大新聞網站，從CNN、CNBC、BBC、USA Today到經濟學人。即使少數網站不能被訪問，所有的西方新聞基本以實時的速度被翻譯到中國，并在各種社交媒體上廣為傳播。

但在美國，漢語只是極少數人的愛好。整個美國能夠精通漢語和中國文化的人寥寥可數。我們碰到能說上幾句簡單中文問候語的美國人就大為贊嘆，即使他們的漢語還不如我們小學英語。

語言使用的不對稱導致了信息傳播的不對稱。中國社會對美國的了解相對立體和全面。而美國社會對中國則相對刻板和片面，依賴于幾個大報和媒體的在華記者，總數也就寥寥幾十人。特朗普發一個推特會傳遍朋友圈，有幾個美國人會知道***曾說過什么？

在教育領域，精英和中產階級寧愿接受骨肉的分離，也要把孩子送到西方接受教育，完成一次漂白后的重生。我們每年有35萬的學生在美國留學，而美國來中國只有2萬多，是我們的5%。在狂熱的出國競爭中，我們的家長不斷把更幼小的孩子送到海外，從原來的大學，到寄宿高中，甚至到寄宿初中。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每年出境游的人數高達7千萬人次（除港澳臺），是入境游的兩倍。我們對所有的海外品牌趨之若鶩。我們的樓盤上掛著的是不倫不類的西方地名，樓盤里到處是歐式和美式的裝飾。

如果這樣的國家不叫開放，那還怎么叫開放！我們幾乎徹底而完全地擁抱了西方，我們想留下的，只是一條最后的底線：我們國家的歷史選擇，我們文化的基本認同，我們對自己生活的管理方式。

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天然的對外擴張性。這種擴張性借助其語言的優勢進一步得到擴大。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發展中國家成為了美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接收方。這種交換基本是單向的，從美國流向中國，卻很少從中國會流回美國。

山巔之國——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天然的對外擴張性

美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所具有的擴張性歸功于其國力的強盛。而其國力很大程度是西方幾百年對外帝國擴張和殖民的結果，完全不能證明這些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更優越的普世性，和其能夠適用于中國。

就如一個富有的商人不能用錢來證明他的思想的偉大，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思想又怎么能用一個時間點的財富來判斷！

一個相對弱國在被強國控制的國際環境下，不依靠歷史上各帝國崛起道路上所采用的戰爭和掠奪的手段，而選擇和平崛起，這本非易事。而崛起過程中希望能夠保持自身的文化和思想不被西方完全同化更是極為困難。

的確，過去四十年我們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一個被西方完全同化的中國絕不是我們民族一百多年犧牲和奮斗的目的。如果中國人民沒有對自身文化和歷史足夠的驕傲，我們八十多年前又何必誓死抵抗日本侵略？

而即使強如美國，當它受到外界意識形態的侵襲時，也會毫不猶豫地用各種手段抵制。二戰后的麥卡錫主義便是個例子。在1950年代，當共產主義的思潮威脅到美國的主流價值觀時，美國社會用行政和司法的手段毫不留情地侵犯了共產主義同情者的私權。再看最近，當俄國人僅僅學會用臉書搞些宣傳，整個美國就如臨大敵，國會把小札喚到華盛頓接受再三質詢。當中國崛起稍露鋒芒，美國的議員們就已經在呼吁關閉孔子學院，“以捍衛美國價值”。

我們歡迎谷歌的回歸。但在討論中國社會是否開放時，我們不能只注重這個概念的抽象形式，而忽略其在社會土壤中的實質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