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價格管制”是指政府對企業價格的（或團體內部對類似價格資源的）行政約束（干預）。現實社會屢見不鮮的“價格管制”都能夠找到對應的原由，或是“維穩需求”，或是“經濟學無知”，或是“保護既得利益需要”。

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感慨世風日下，人性的本位直覺是，如今“認錢社會”更甚當年“認人社會”。究竟“認錢”和“認人”的本質區別是什么呢？

“認人社會”和“認錢社會”人們所關注的主體對象和方式不同，簡化例如，“認人社會”人們會更多討好“上級”或“領導”——眼睛向上看；“認錢社會”人們更多關注“客戶” ——眼睛平視或往下看。

如果把這個思維用在“扶貧”工作中，政府應該直補貧困戶貨幣是最有效的，除非你想通過“扶貧”達到扶貧以外的其他社會目標。

同理，家電下鄉的補助也應直補給民眾而非供應商或家電廠商; 教育補助應該補給學生（家長），而非學校或教育部門; 大學食堂的伙食補貼應該給學生，而不是給食堂。

以上的機理在于，貨幣補貼的自由度更大，能夠最大限度刺激市場機制，使社會對資源競爭的關注點聚焦在“價格體系”，而非價格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拉關系走后門”，從而保證整體社會成本的最小化。

“價格”思維的另一個困惑是“如何保障窮人的權益”，即我們耳熟能詳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試想想，現實中到底是患“不均”多呢，還是患“寡”更多呢？推敲一下會發現，人性深處真正的是“患寡”，但常常會以“患不均”為噱頭來說事兒或起事。

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一段話有道理：

一個社會（或集體）如果把個人的權利置于公平之上的話，那么這個社會（或集體）運行的結果，當然不會是公平的，但是它卻離公平很近;

而一個社會（或集體），如果要把追求公平，放在追求保護個人的權利之上的話，這個社會（或集體）就既不能保證個人的權利，也不能達到所謂的公平。

此類至理更有利于建立人們穩定的思維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