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納入“數字經濟”這個關鍵詞，提出推動“互聯網+”深入發展、促進數字經濟加快增長，讓企業廣泛受益、群眾普遍受惠。2017年12月8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更好服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這些為數字經濟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

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新力量

作為聚焦數字經濟發展的首部藍皮書，由上海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競爭力報告（2017）》對數字經濟的發展進行了脈絡清晰地梳理。數字經濟概念發端于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根據牛津英語詞典的記錄，數字經濟一詞最早產生于1994年3月1日美國《圣迭戈聯合論壇報》的一篇報道。1998年，美國商務部發布《浮現中的數字經濟》系列報告，從政府角度判斷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并將數字經濟納入官方統計中，這一系列報告對數字經濟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自此數字經濟概念被廣泛使用。

進入21世紀，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創新和擴散，主要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開始將政策重心轉向數字經濟，冀望促進產業創新、拉動經濟增長。根據《2015年經合組織數字經濟展望報告》，截至2015年，80%的OECD成員國家都制定了數字經濟國家戰略框架。2016年，中國作為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首次將“數字經濟”列為G20創新增長藍圖中的一項重要議題，在G20杭州峰會上通過的《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是全球首個由多國領導人共同簽署的數字經濟政策文件。不少國家紛紛開始了一輪新的“淘金熱”。德國發布“數字戰略2025”，“明確了德國制造轉型和構建未來數字社會的思路”；英國出臺《數字經濟戰略（2015—2018）》，旨在建設數字化強國；日本提出建設“超智能社會”，最大限度將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融合。

根據權威研究機構IDC發布的2018年中國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市場預測，到2021年，至少50%的全球GDP將會是數字化的，中國數字經濟的比重將達55%。最近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發布的《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17》和《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17》藍皮書指出，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總量達22.58萬億元，躍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達30.3%，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蓬勃發展，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力量。數字經濟連同央企共同發展，助推中央企業成為“大國名片”，伴隨著越來越多“大國重器”的產生，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騰訊公司CEO馬化騰表示，數字經濟納入十九大報告是中國高層對其重視的一脈相承，是代表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

由“潮流追隨”變為“趨勢引領”

數字經濟正以“變局者”的姿態，給全世界帶來巨大變化。從消費者角度來說，通過參與分享經濟，我們可以更多地使用他人所擁有的資產，從而獲得許多新的免費或低成本的產品；對于生產者來說，“數據”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IDC發布的2018年預測報告稱，到2020年，投資者將使用平臺/生態系統、數據價值和客戶參與度作為評估所有企業的要素；數字化轉型進入加速期，全球進入數字經濟時代。

不久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辦的第五屆統計論壇上，“中國數字化轉型”成為與會嘉賓關注與討論的焦點。“中國的數字經濟充分展示了在創新方面的成功。”布魯塞爾高級研究員Alicia Garcia-Herrero在會上說。參加此次論壇并發表主題演講的騰訊公司高級執行副總裁劉勝義表示，中國是全球數字化轉型的一個獨特樣本。在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等很多方面，已處于世界領先的位置。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移動互聯網市場，超過50%的中國人口都已接入移動網絡，推動著中國在數字領域由“潮流追隨者”轉變為“趨勢引領者”。

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令世界驚嘆，保持著幾乎全球最快的年均增長速度。以阿里巴巴、京東等為代表的大型互聯網企業提供的重要平臺支撐，極大地降低了小微企業創新創業成本。海爾等傳統企業積極轉型，著力打造創業孵化平臺，積極推動員工創客化。創新創業生態環境不斷優化，激發了全社會的創業熱情，為促進新舊動能轉換提供了有力支撐。據國家發改委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今年上半年，全國新登記市場主體887萬戶，同比增長13.2%，其中企業日均新增1.6萬戶。通過擁抱“數字”和走上“云端”，中小企業也獲得更多扶持和機遇。工信部數據顯示，制造業骨干企業“雙創”平臺普及率接近70%，網絡化協同、服務型制造模式日漸豐富，中小企業活力增強。

“無論是人工智能還是網絡平臺都需要數字化，阿里巴巴、京東等的優勢在于集聚了大量的數據，通過平臺買賣雙方連接起來，數字化是其運作基礎。”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管學院副院長董明教授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強調，任何產業包括傳統產業的升級、創新，比如海爾針對個性化的需求所進行的私人定制、滴滴打車軟件等均建立在數字化的基礎上。因此，數字化是非常核心關鍵的經濟轉型要素。數字經濟帶來的變革不只著眼于增量，更會撬動中國經濟的存量轉型。

“一帶一路”倡議正加速中國創新并規模化影響世界。IDC預計，到2020年，中國500強企業的海外收入平均占比將超過30%。高鐵、特高壓輸電、網購、移動支付、機器人、芯片、生物醫藥、航天、物聯網等不斷進入全球市場，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互聯網+”、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消費升級等領域相關的政策和模式也開始規模化影響世界。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在網絡和信息領域，中國經過幾十年的奮斗，依靠自主創新，目前在技術和產業整體水平上僅次于美國，在某些方面，我們已經從跟跑發展到并跑。”

未來面臨技術制度層面的新挑戰

近日，波士頓咨詢發布的《數字經濟下就業與人才研究報告》預計，2035年中國整體數字經濟規模接近16萬億美元，總就業容量4.15億。這表明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數字經濟將持續不斷為中國各行各業帶來發展契機。

在2017年12月26日舉行的2018年全國工業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工信部部長苗圩提出，做大做強數字經濟，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但伴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與現有規則、體制、機制的碰撞，出現的新問題亦不容忽視。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認為，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世界公認的新的經濟、新的業態、新的動能。但他同時提出，現在比較困惑的問題是數字經濟怎么來測量、怎么來確定，這是個難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David Byrne也認為，創新和技術的進步導致相當一部分產品功能不斷增強，質量不斷提升，但價格卻不斷下降，這種情況不僅對價格指數的編制是一種挑戰，對不變價GDP核算也是一種挑戰。“實際GDP可能被明顯低估的一個領域，即由于云計算的興起而帶來的相關的經濟變化。”

“信息技術可以讓少數有才能的人為大市場服務，并獲得相應的巨大回報。在數字經濟的大背景下，傳統的供求規律雖然沒有改變，但對生產力價值的影響和對經濟資源配置的智慧卻非常深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Anton Korinek看到了數字經濟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新一輪技術變革已經把越來越多的經濟部門轉化為所謂的“超級明星”部門，“數字創新賦予創新者壟斷權，使他們在服務的市場上成為超級明星，這是近幾十年來不平等加劇背后的根本驅動力之一。”

在微觀層面，方興未艾的數字經濟面臨很多技術、制度等層面的難題。首先，監管與治理難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打破了傳統企業的利益格局，但作為流量入口的平臺經濟體不斷涌現，逐漸形成新的壟斷。政府在監管與治理過程中如何達成相對平衡？作為數字經濟的重要生產要素的數據，其產權由誰所有？怎么使用？數據的擁有者、使用者、管理者之間的責權利如何確定？目前，數據的互聯互通依然是數字經濟發展的瓶頸，行業、地區之間的數據壁壘造成的體制機制障礙，與移動互聯時代格格不入，法律法規明顯滯后于數字經濟實踐。

其次，網絡安全面臨嚴峻挑戰。2017年兩度爆發的勒索病毒在全球范圍內瘋狂傳播，影響遍及全球金融、能源、醫療等眾多行業。對上述問題，包括阿里巴巴在內的多個互聯網企業、專家學者呼吁凈化市場環境，杜絕不正當競爭。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易憲容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大數據時代，信息、數據就像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空氣和水一樣。政府應該建立信息、大數據的公共平臺，以防止某些集團形成壟斷，對經濟發展造成傷害，這是政府的職責。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中，我們的法律體系需要時時檢討、補充、完善。

最后，數字化人才短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對此，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陳煜波教授對本報記者表示，我們在定義數字人才的時候，不僅僅是ICT的技能人才，比如計算機編程、通信方面的人才，更重要的是ICT專業技能互補協同的跨界人才。政府部門應以需求為導向建立有效的人才引進和培養機制，從產業基礎和創新環境等多方面因素著手，通過打造產業優勢、營造創新生態系統、提供多方位的保障性條件來吸引和留住數字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