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三年，人工智能成為社會熱門話題。一方面有谷歌制造的阿爾法狗戰勝人類圍棋高手、機器人小冰寫現代詩歌等抓人眼球的新聞報道，另一方面國內外的科技巨頭對人工智能投入高額研發費用，甚至未來學家已經把人工智能作為互聯網之后導致人類社會變革的力量。在這種背景下，人工智能所帶來的“人類”焦慮、倫理困境也引發相關領域的討論，而一些智能機器人、人臉識別技術、深度學習等黑科技越來越變成現實。對于現代社會或者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來說，人工智能究竟是又一波技術進步的“老故事”，給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再次注入生機，還是刷新人類社會的“新故事”，徹底改變、終結現代文明的殺手锏？

阿爾法狗VS人類圍棋高手李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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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關于現代技術的想象

技術及其支撐技術的科學精神是現代文明區別于前現代社會的標識，而技術不僅是現代人認識自然、改造社會的工具，也是支撐現代、工業、城市文明的基礎。可以說，啟蒙精神的內核是科學、技術和理性。現代技術和科學所帶來的不只是更高的生產效率、更便捷的生活方式，而是科學、理性成為社會管理、現代組織的根本原則。小到家庭、公司，大到跨國企業、國家，都依靠科學化、理性化的原則來組織。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歷史也經常被描述為一次又一次技術進步和技術革新的歷史，如蒸汽時代、電氣化時代和信息時代等。

與這種技術主義、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為原則構建的現代社會相伴隨的，則是從人文、文化領域對技術、科學、理性的全面批判。最初表現為17世紀、18世紀的浪漫主義，對機械化、城市文明進行了辛辣的反思，重新發現了一個沒有機器、不受機械干擾的崇高化的自然，也把落后、愚昧、等級化的前現代社會審美化為詩意的鄉愁。直到20世紀的現代主義也對現代文明進行了絕望的批判，尤其是經歷二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現代創傷之后，啟蒙以來的科學化、理性化方案更受到徹底否定。在小說、電影等大眾文化領域，關于城市文化、工業社會的表現也經常呈現一種反科學主義、反現代化的傾向，城市往往是黑暗之都、墮落之源、罪惡之城，是19世紀的“惡之花”，是20世紀的城市“荒原”，如19世紀的偵探小說、20世紀中葉的黑色電影等都是典型的城市故事。也就是說，現代社會以來，人們一方面在現代技術、理性化的規訓下過著現代化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又“吐槽”這種現代性的異化和非人性，或者說，現代人處于一種長期的精神分裂狀態，每一次技術的進步只能延緩、卻無法克服資本主義所攜帶的社會矛盾。

黑色電影《塔林的黑暗》

相比這種黑暗化的、反現代的現代性表述，恰好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賦予現代化、工業化一種先進的、樂觀的想象，不僅讓不可見的“工業生產”變得可見，而且出現了大量對于城市、現代化的正面描述，形成了一種“工業城市”、“現代化田園”的想象。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一方面把資本主義批判為一種城市的罪惡，把“資本主義黑夜”表現為“霓虹燈”下女性身體的誘惑和人性的淪落，另一方面又把社會主義新社會表現為陽光下的工業城市，把“社會主義白天”展示為“艷陽天”里熱火朝天的生產性和工業化場景。這種對工業、技術所代表的現代文明的贊美，既與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的設想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之上有關，又與社會主義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把操控機器和掌握技術的工人作為工業生產的主體地位有關。與這種社會主義文化相匹配的是一種以生產為中心的工業文化，強調集體性、組織性和節約倫理等。這種社會主義工業生產有兩個特點：一是國家統一規劃和組織投資，二是強調工程師、技術工人和普通生產者相結合，技術不再是個人的或壟斷的私有產品，而具有一種共享性和公共性。

從這樣兩種對于技術、現代的想象中可以看出，技術、科學不是中性的工具理性，而是與具體的生產制度、管理方式和社會組織形態密切相關。資本主義文化之所以會產生對技術、工業的文化反思，是因為技術進步會帶來一系列社會災難，如19世紀的從事工業生產的工人反而變得越來越貧困、20世紀末期的互聯網時代也制造了大量的從事信息產業的底層勞動者。而社會主義文化對技術的樂觀建立在社會革命的前提之上，只是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受限于晚發國家的現代化和技術水平，從而導致生產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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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挑戰

人工智能作為“會思考的機器”，從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上被正式提出來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是作為科幻作品描寫未來社會的必備噱頭。人工智能“突然”被關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大眾傳媒對個別新聞事件的宣傳和炒作，如2016年谷歌開發的阿爾法狗以四比一的總比分戰勝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意味著變幻莫測的圍棋技藝可以轉化為機器能夠掌握的算法，這引發了人工智能取代人類的恐慌；二是，借助互聯網技術成為產業領軍者的科技公司，把無人駕駛、云計算、大數據等人工智能技術作為投資熱點，試圖延續90年代互聯網所帶來的信息革命的神話，人工智能成為互聯網之后又一種創業成功學。

Waymo公司在公共道路測試無人駕駛汽車

盡管人工智能在現實生活中取代人類還為時尚早，但也確實帶來一些新的變化，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人工智能在機器自動化方面取得進展，從事工業生產的藍領工人面臨被機器取代，如全自動化工廠、無人碼頭等。這種機器對勞動力的取代也是現代社會以來就面臨的基本矛盾。機器人（Robot）的本意是一種機器奴隸，一種不會抱怨、也不會反抗的現代勞動力。之所以機器人沒有被大規模使用，不在于企業不愿意花錢來更新技術，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動力依然比使用機器人的成本更低，這也是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進行制造業轉移的根本動力。如果一旦物美價廉的機器人出現，相信這種更加廉價的機器人會很快取代工業勞動力。不過，勞動力大面積失業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恰如科幻小說《北京折疊》中所述，第一空間的統治者堅決不實行垃圾處理的自動化和智能化方案，是為了避免生活在第三空間的幾千萬垃圾人失業。

北京折疊

第二，人工智能不僅剝奪藍領工人的工作，而且威脅到中低層都市白領的工作。與90年代互聯網興起之時吸收大量的程序員、技術人員和內容生產者不同，擁有深度學習能力的人工智能有可能取代編輯、記者、銀行職員、醫生、教師、投資分析師等腦力勞動者。如果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都面臨失業，這將改變現代人作為勞動力的基本屬性。而現代人一旦無法勞動，將喪失基本的收入來源，也無法成為購買商品的消費者，這將打破現代資本主義從生產到消費的循環鏈條。另外，馬克思關于“勞動力所有者除了勞動力商品以外，一無所有，既沒有生產資料，也沒有現存的生活資料，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的判斷也將被改變，勞動力所有者無法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可以想見，在資本雇傭勞動力的生產關系下，機器人將剝奪勞動力成為勞動力的權力。

機器人將剝奪勞動力成為勞動力的權力

第三，不僅如此，人工智能的時代，隨著云計算和大數據的研發，機器處理數據的效率大大增加。這種對個人數據的分析和處理，將影響、支配每個人的生活。這也使得現代社會以來，借助大數據而對社會有可能進行更加全面和徹底的監管，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消費習慣都會成為產品推送的指南。不再是人們想吃什么、想做什么，而是人工智能提前預知、強化每個人的喜好。問題的核心在于大數據掌握在誰手里。20世紀以來，工業社會早期的科學家個人的發明創造已經讓位于國家和大企業成為技術更新的主要投資者和推動者，如互聯網來自于美國的軍工產業，人工智能的研發也同樣被國家和大企業所壟斷。雖然大數據將解決信息不對稱的難題，便于實行計劃管理，避免計劃管理因為處理信息的能力弱而造成僵化和低效率，但是在私有產權、私營經濟為主體的前提下，計劃經濟和計劃調控也無從談起。

從這里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一旦變成現實，將帶來截然相反的兩種圖景，一種是樂觀的，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把人類從繁重的體力或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變成無需工作的自由發展的人，另一種則是悲觀的，被剝奪了工作權利的人類將變得一文不值，成為真正的“一無所有”者。究竟是悲觀，還是樂觀，關鍵在于人工智能能否帶來真正的社會革命，讓大多數人或者代表大多數人的組織形式成為操縱、使用人工智能的主體，而不再是少數大企業的壟斷產業。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也許會帶來更大的社會危機，但危機也意味著浴火重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