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進步賦予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從體力的延伸到機器替代，再到今天，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變革更是助力人類在智力層面實現躍升。相比過往的“機械蠻力”，數字技術的發展讓我們得以深刻理解人與自然的微妙關系，并輔助我們更高水平地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同時我們也應明確，技術的創新和應用須被納入正確的價值體系內才能發揮積極作用，在效率和公平、發展質量與發展速度之間尋求平衡。

因此，在人工智能技術推動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我們需要探索和衡量今天的技術變革為改造世界和推動經濟發展帶來的“利”與“弊”，在面向“興業”、“惠民”和“善治”的數字化賦能之路上才能行之有道、為之有法、用之有度。

新數字技術

2003年“非典”加速了互聯網技術在消費領域的規模化滲透，通過“連接”，組織消費端分散需求，引導價值鏈的資源配置，從而深刻改變了經濟社會的運行模式。

同樣，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數字技術在新冠疫情期間展現出的巨大潛力，也引發企業應用“新技術”的迫切需求，助推產業數字化轉型進程。

與“網絡經濟”發展的邏輯不同，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在數據分析和決策效率上的顯著優勢，將有助于對產業全鏈路——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市場服務等環節的高效賦能，促進全產業鏈的協同轉型，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對比過去四十年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傳統要素驅動，受資源環境的約束小，勞動力依存度高，今天面對勢不可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斷攀升的用工成本，以及因自然資源的過度透支引發的氣候、環境威脅，原有低端、粗放、高耗能的發展模式將不可持續。結合“經濟換擋”的客觀要求，產業發展應順勢而為，努力擺脫傳統要素制約，以技術創新引領產業升級，積極推動數字技術與產業發展的深度融合，提升產業效能，降低能源消耗，走“綠色、安全、集約、高效”的可持續發展路線，這與“十四五”所倡導的新發展理念不謀而合。

雖然產業數字化轉型的總體目標一致，但技術落地到不同產業的實現路徑卻不盡相同。

例如在服務業領域，數字技術的應用應更注重用戶的需求導向，充分調動要素資源，推動服務業與其他產業的跨界融合，培育新業態、新模式和新體驗，從而促進服務業的可持續發展;在工業制造領域，智能制造一方面要完成過程優化、設備升級以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也要關注生產全周期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減輕生態環保負擔;在能源領域，踐行“碳達峰、碳中和”國家戰略，優化能源結構，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并結合數字技術提高能源利用和管理效率，助力推動綠色能源發展。

數字鴻溝

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需要深刻意識到數字技術的擴散和滲透是不均衡的，呈現出由發達地區到欠發達地區、由城市到農村、由年輕人到年長者、由高技能到低技能人群漸進式的輻射特征。因而在數字技術加速應用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數字鴻溝”，導致一部分社會群體游離于數字社會之外，成為數字社會的“新難民”。以老年群體為例，市面上推陳出新的APP、小程序、二維碼掃碼等數字化服務對于很多老人來說都是不可逾越的“鴻溝”，新聞曾報道疫情期間一位老人因無“二維碼”坐不了公交、住不了酒店，只能風餐露宿徒步千里走回老家;一些城市醫院的數字化建設施行網上掛號、在線繳費和查驗報告，為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務體驗，卻忽略了老年人的實際需求，給老年群體使用帶來挑戰。在數字化轉型中，類似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造成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亟待我們充分考慮弱勢群體需求，利用更為包容的數字化手段予以解決。

“促進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向基層延伸、向農村覆蓋、向邊遠地區和生活困難群眾傾斜”，是“十四五”有關民生福祉建設的重點方向之一。以我國公共醫療服務為例，雖然我國已基本實現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但醫療資源分布不均仍是一項亟待解決的社會難題，大量優質的醫療資源集中在頭部城市，城鎮與不同區域城市之間的醫療資源差異懸殊。例如，湖北武漢常駐人口1100萬，擁有36家三甲醫院，而臨近的黃岡市，作為湖北省第二大人口城市，擁有630萬常住人口，僅有2家三甲醫院，這種區域性醫療資源的不均衡分布直接導致在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容易發生“醫療擠兌”現象，例如疫情期間，武漢發熱門診高峰時段就診人數全天超過1.5萬人。

無論是“數字鴻溝”還是“公共資源配置失衡”，歸根結底都是民生問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要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因此，我們既要積極推動數字技術的加速落地，充分釋放和享受數字紅利，同時也要時刻保持對民生問題的高度重視，尤其在加快彌合“數字鴻溝”、統籌公共資源以增進全民福祉方面，以可持續發展的包容理念賦予數字經濟發展新內涵，充分發揮技術和創新優勢，讓數字經濟的發展跨越種族、代際、城鄉、地域，惠及所有群體。

數字善治

所謂“數字善治”，主要是指城市管理與社會公共治理的數字化轉型。

伴隨城市化進程深化，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所帶來的一系列城市治理與環境保護問題成為“十四五”關注的重要命題。例如，隨著城市的不斷拓展，一些地區不合理城市化所導致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壞、違章建筑等難題亟待疏解，利用“人拉肩扛”式的傳統治理手段顯然低效且執行力差;在促進城市“硬經濟”發展的同時，如何兼顧人文氣息、文化包容、綠色環保的“軟生態”塑造，讓城市環境和諧宜居;在面對公共安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重大災害等應急管理方面，如何做到快速響應、精準治理等，這些都是擺在施政者面前的治理難題。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十四五”規劃也明確指出，“科技賦能，不斷提升城市治理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水平，推動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

正因如此，施政者對于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要素、新技術”實現更加科學、合理、高效、可靠的城市管理與社會治理的需求尤為明確，也是城市治理數字化建設的重要目標。

與傳統意義上由政府主導，粗放式、被動化的治理模式不同，現代化城市治理更強調多主體參與，多數據融合，并基于科學分析之上進行主動式、網格化治理。因此，數字技術賦能城市治理，一方面要通過數據匯集和共享，打造一體化的數字治理平臺，迅速將各渠道、各部門、各類型的治理主體聚合在一起，形成多主體協同的治理共同體;另一方面要有效利用地理信息、遙感數據、水文氣象等多源數據資源，結合智能算法的分析優勢，輔助治理追根溯源，把握事物發展的整體狀況和未來趨勢，從而實現城市治理的精細化、動態化和可預測性，推動城市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在人工智能技術的躍遷背景下，從產業、民生和治理三個方面來看，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路線都有了更明確的方向。今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也正值兩個百年目標交匯與轉換之際，堅守可持續發展的倫理邊界，平衡“底線思維”和“增長思維”，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是促進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要抓手，也是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的現實要求。

責任編輯：lq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