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公安偵查工作而言，無論是目前已經日益成熟的信息化偵查還是在積極探索的大數據偵查，其本質都在于實現信息的廣度與深度的收集與探索。但無論是旨在擴展信息化廣度的公安情報數據庫還是力圖實現犯罪軌跡重現的視頻布控，都囿于技術設備的特性而使偵查工作僅停留在定點、定時的被動發現階段，對重點的人、事、物缺乏主動實時的跟蹤控制，而目前這種被動不特定的信息收集使偵查效益隨著信息體量的增加而成為制約公安工作發展的重要問題。為此，無人機偵查成為繼技偵、網偵、視頻監控偵查之后，公安機關戰斗力的新增長點。

無人機偵查的概況及定位無人機（drone）是無人飛行器（unmanned aerialvehicle）的簡稱，是一種通過無線遙控或內設的智能控件進行操控，利用機內嵌入式系統及配件與遠程信息平臺構建完成數據鏈，從而完成信息實時交互的不載人飛行器。完整意義上的無人機，指的是“無人機系統”，這個系統由無人機平臺、任務載荷、起降系統、測控與信息傳輸系統、地面支援與保障系統、人工操控系統組成。而在偵查工作中，無人機的微型化形態、模塊化構造、全景性監視以及高空動態長航時使之成為各地公安機關關注的重點，公安部部長郭聲琨提出： “加快警航事業發展，以適應新型安全需要，生成新的戰斗力。”目前，全國25個省份公安機關配備各型警用無人機近千架。公安實踐中已有多起警用無人機協助公安機關偵破案件，無人機偵查儼然成為未來偵查工作的發展趨向之一。

一）無人機偵查的發展現狀

1. 技術發展現狀

無人機偵查技術整體上分為無人機本體技術和無人機整體信息交互系統兩部分。從無人機本身來說，目前普遍應用于偵查工作中的警用無人機主要分為固定翼無人機、多旋翼無人機、傾轉翼無人機和垂直起降固定翼無人機等。上述無人機因其具備了隱蔽性強、體積小、抗電磁干擾性強、動態定點追蹤能力強、全方位監控視角等特點，對公安工作從二維平面被動監控轉化為三維立體自主追蹤具有重要意義。而從無人機整體信息交互系統上來看，無人機偵查是一個完整的系統，主要由警用無人機、公安信息系統、無人機傳輸信息數據鏈、人工操控四個主體部分構成，目前在無人機數據鏈層面，我國形成了無人機上行鏈路、下行鏈路兩層級數據鏈交互，構建了遙控指令的發送和接受以及遙測數據與公安信息系統的發送、接收兩套系統。并且融入信息化的指揮決策系統，構筑包括動態數據信息要素、實時可視化信息要素、智能掃描分析的指揮決策平臺。

2. 實踐應用現狀

警用無人機在我國偵查工作中具有極大推廣價值，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公安信息化的深度應用給警務工作效能提升帶來了質的飛躍。各地雖然對于無人機如何應用于偵查工作進行深刻論證，但僅局限于無人機本體技術的延伸，缺乏一種系統的應用模式，對于如何將無人機技術與公安系統結合缺乏具體應用。本文擬以湖北、重慶兩地無人機偵查應用現狀為例，分析目前無人機在偵查工作中的具體應用。

1）湖北模式

作為中國警用無人機起步較早的地區之一，湖北省于2012年由武漢視頻偵查支隊組建無人機中隊，實現了可視化指揮、視頻導偵和情報研判“三位一體”的無人機偵查應用模式，警用無人機成為武漢命案現場勘查的常規配置。在2015年“東方之星”沉船事件發生后，公安部調用武漢警用無人機，對于現場環境、沉船姿態等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測繪及航拍，并通過生成三維全景圖，為調查提供了第一手資料。2016年武漢市公安局將“無人機、3G移動視頻監控和視頻偵查處理技術”相結合通過繪制“現場三維立體全景圖”，精準、直觀、全面地反映目的地現場情況。建立了空中視頻偵查系統。通過空中支援三維地理數據支援、空中視頻支援、空中偵查服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無人機偵查系統。而此空中全景系統目前已應用于各類警務實戰工作中。

2）重慶模式

近年來重慶公安高度重視警用無人機的開發與應用，2015年由重慶市公安科學技術研究所牽頭并聯合重慶市南川區公安局、重慶郵電大學共同承擔的“空地一體化應急通信技術與集成應用示范”項目通過項目攻關并投入實戰應用。而區別于“湖北模式”的視頻 + 無人機的傳統構建，重慶市南川區投入建設的“空地一體化應急通信統”將無人機與4G無線圖傳系統、高清攝像、紅外熱成像攝像頭、三維建模以及4G圖傳系統相結合，能夠實現高分辨率圖像取證以及在地形復雜區域進行快速搜尋。低空域成像三維建模技術和340M無線圖傳技術，既是一種無人機載體技術的革新也形成無人機信息交互系統的升級。

二）無人機偵查的性質定位

警用無人機對于偵查工作的重要意義毋庸置疑，但其作為一種偵查手段其性質定位如何，卻是不容忽視的理論問題。從目前無人機偵查應用來看，無人機作為一種技術延伸不僅僅應用于現場勘查等靜態全景拍攝，在實踐運用中警用無人機往往承擔著動態巡邏監控與特定目標實時監控兩種偵查監控職能。從無人機偵查所獲取的信息來看，根據不同信息屬性以及其與所處偵查階段不同引發的公民隱私權的侵犯程度的差異性，可將無人機偵查分為偵查技術應用與技術偵查應用兩部分。

1.以動態巡邏為特征的偵查技術在以“無人機”為載體的實時巡邏中，其行為地點往往是公共場合的重點地區。對于其偵查行為性質可以依據美國的“隱私合理期待權”進行界定。所謂“隱私合理期待”理論，是指在判斷政府執法人員或者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是否侵犯了公民或者其他人所享有的隱私權時，我們應當同時考慮公民或者他人在主觀上態度及其態度是否合理。［3］而對于此種無人機偵查，從區域性質來看，屬于1924年Hester.v.United States案的開放區域。從技術手段上看，則屬于1983年United States v.Knotts案中的感官強化。均不具有隱私合理期待權，因此屬于偵查技術中的一種，其行為啟動與其他偵查技術一并體現為內部自律的科層控制。

2.以實時監控為特征的技術偵查隨著無人機的微型化以及所搭載的配件精細化，警用無人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實現密聽密錄、軌跡監控等功能。僅就傳統理論的“強制性”判斷，無人機偵查顯然不具有物理意義上的強制力。但隨著科技的進步，以“無人機偵查”為代表的高科技監控的高侵權與傳統法律標準的滯后性帶來了公民隱私權的零合博弈。就信息隱私而言，信息的性質和內容決定隱私權強度的主要因素。信息的私密程度、信息所關涉的社會關系的重要性、信息含量的豐富程度［4］決定了其是否具有合理期待。以“監控”為目的的無人機偵查所獲取的信息明顯具有隱私的合理期待權，不能將其視為偵查技術而恣意使用。應將其作為技術偵查的一種延伸加以規制，以防止公民陷入科技所帶來的“透明社會”的郁結情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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