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清華大學CIDEG主辦的2018學術年會上表示，“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是危險的。

吳敬璉認為，中國40年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經濟發展越是到了高的階段，遇到的矛盾和在國際環境上需要解決的問題就越多。

隨后，吳敬璉提到了中美貿易沖突和中興通訊事件。他強調，此事牽扯到對外開放是不是要繼續，國內改革怎么能夠更加深入，解決我們一些制度上的重大問題。但是從社會的反應來看，焦點是跟特朗普行政當局的爭論。

“對于一個中國人來說，應該考慮的是這個爭論能不能促進我們自己的改革開放政策落實。但從網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就是由于這個爭論使得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勢，就是用更強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們的有關產業，比如說有一種口號叫做‘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吳敬璉說。

吳敬璉稱，他曾經在信息咨詢機構里面工作過，芯片問題其實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并不在于給沒給錢。三年前建立的半導體芯片基金規模是4000億，像清華紫光一連串收購動作也是想在芯片發展上建立豐功偉績，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許多深層問題需要進行討論。

最后，他呼吁，“我們作為一個研究者應該冷靜、科學、客觀的觀察，去找到問題的根本，提出確實有利于我們這個國家、有利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一些正確的對應策略。”

為何“兩彈一星”模式不適用于芯片業

中興通訊被制裁事件發生后，中國高端芯片業如何突圍？“拿出‘兩彈一星’精神，舉全國之力把芯片業搞上去”，是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這一建議初聽讓人熱血沸騰，但冷靜思考發現，它并不可行，甚至很危險。產業化的芯片業與“兩彈一星”服從完全不同的經濟規律。夸大“兩彈一星”中的獨立自主和人定勝天因素，并據此不計成本、閉門發展芯片業，更是有陷入過度社會動員的風險。

軍事項目與民用項目服從截然不同的經濟規律。對軍事項目來說，“有”是第一目標，當然也要考慮成本和產品后續升級迭代問題，但這些問題在當年研制原子彈中基本可忽略，把它造出來就算成功，能比肩最優產品更好，略次一點也不要緊。

但遵循摩爾定律的芯片產品，成功的標準極為苛刻。芯片不僅要做出來，而且要以比對手更快的速度做出來，不僅要做出來而且要低成本（高良品率）量產。產品出來慢了，競爭對手的更高階產品面世，自己產品要么失去市場，要么價格大幅下降，出現虧損。產品及時研制出來了，不能量產或良品率過低，導致成本過高，同樣會虧損。第一名獲取豐厚利潤，第二名則連生存都很難，芯片行業非常殘酷。

有人說，我們可以像搞“兩彈一星”那樣動用國家資源，不怕虧損，放眼長遠持續不斷投入，總有一天會成功。這是不切實際的。“兩彈一星”早半年晚半年無關緊要，只要研制出來了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資源也是一次性的。芯片投入動輒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美元，實驗室成功、量產、時間這三個條件只要有一個不滿足就無法產生利潤，就意味著失敗。更殘酷的是，在摩爾定律驅使下，失敗者接下來還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臺上與優勝者競爭。如果不能自我造血，每一輪競賽都依賴外部投入的話，財政也好資本市場也好，都將面臨一個無底洞，這與“兩彈一星”那種一次性資源消耗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以京東方為例，認為政府長時間不計成本投入最終也會在芯片業上獲得成功，這是一個誤解。京東方的有限成功，靠的是顯示面板行業摩爾定律失效，當然，芯片行業技術迭代也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放慢或停止，但我們畢竟不能以這樣的猜測作為制定戰略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假如一個行業的技術不再迭代了，這個產業的戰略價值就貶損了，成功的意義也大打折扣了。

長期片面的宣傳夸大了“兩彈一星”成功中的主觀因素，忽略了其客觀原因。“兩彈一星”成功當然離不開舉國支持，更離不開奉獻精神，但它沒有變成大煉鋼鐵那樣的悲劇、鬧劇，是因為它具有了成功的客觀條件。“兩彈一星”是奇跡，但同樣符合常理。它的成功的客觀因素有：一是前期蘇聯的支持，二是不斷吸取當時的外部成果，不是封閉的產物，三是參與者的素質非常高，受表彰的23位功勛科學家中21位有海外留學經歷，其中16人擁有博士學位，他們都受教于民國時期的清華、西南聯大等高校，人品正直，學風優良，他們與當時世界科技最前沿的距離很可能比今天芯片上的內外距離要小，特別是錢學森當時接觸到了美國最前沿技術。

科學有基本規律，上述三個客觀因素少了任何一個，特別是少了優質人才，不論主觀多努力，褲腰帶勒得多么緊，多么拼命奉獻，也不可能成功。中國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時間與外界預測基本一致，說明它與科學常識是一致的，并不是單靠投入和拼命成功的。

今天中國的芯片產業面臨著與“兩彈一星”迥然不同的環境。芯片是受摩爾定律支配的龐大的全球競爭性產業，妨礙中國高端芯片業突破的，既有產業鏈綜合技術積累不足的原因，也有更基礎的教育環境甚至人文社會環境方面的原因。對于一個分工精密、高速迭代的高科技行業，自搞一套絕對行不通，舉國體制絕對行不通。無論何時，它都要以市場為導向，通過開放合作，通過時間積累來厚植基礎，然后才有可能在某個時刻實現逆襲。脫離常識，一門心思想著彎道超車恐怕是欲速而不達。

財政支持當然仍有必要，但并非越多越好。過去十幾年從地方到中央，錢投了不少但效果并不好，有些還起了消極的負作用。財政的錢通常會引來大量的分肥者，一個動歪心思的人會想方設法迎合政府發布政績的心理需要，它取得的短期成功會摧毀一批放眼長線扎實做事的企業，本來后者才是希望之所在。

提高資本市場有效性也是一項非常基礎的事，無效率資本市場獎勵那些玩概念者，一說到發展芯片業，芯片概念股就炒上天，浪費資源之余還打擊了準備做實事的人。如今要在芯片產業取得突破，有些人立馬想到可利用資本市場的錢，這令人憂慮。

更基礎的工作還包括改善教育，清除弄虛作假土壤，而經濟***化的價值取向，讓工匠精神無所依附，是芯片業發展的敵人，畸形社會價值觀如何扭轉？值得每一個人思考。

守正出奇才是正確的態度。產業環境和社會人文環境改善了，規模大了，基礎厚實了，逆襲才有可能發生。現在的問題是整天想著出奇，而少有人去依常識做慢慢的積累。真正的國家意志應該是創造環境，培植基礎，而非親自去做逆襲的計劃，逆襲意志的主體只能是企業，并且是民營企業。基礎環境好了，極少數具有實力且有遠大追求的民營企業在時機成熟時，就有可能打出漂亮的一擊。1980年代，韓國三星突入半導體以及中國華為近年局部突破，憑的都是企業層面的遠見和執著，而非政府動員和公共資源的堆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