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相連、荒草叢生，是鄭朝暉對上海張江的第一印象。

那是1999年，因緣際會，他來到這里看房。“張江高科地鐵站都沒建好，工廠沒幾個，真的是荒無人煙，即使是世紀公園對面的房子，一平米才3000多元。”在大多數上海人眼中，這個舊名“古桐里”的地方，一度遠在上海之外；如今，擔任季豐電子董事長、當時還在上海貝嶺工作的鄭朝暉尚未想到，幾年之后，他將在張江工作、創業，安家、扎根。

也正是這一年秋天，上海市政府啟動了“聚焦張江”戰略，要集中力量把張江高科技園區建設成上海技術創新的示范基地，其中，集成電路成為重點聚焦的產業之一。

那時的張江迎來了歷史上至關重要的一次機遇。自此以后，一條條以國內外科學家命名的道路將交錯出現在這片曾經荒蕪的土地上。中國最大的芯片制造廠商——中芯國際將落地在郭守敬路北側，而沿著長度為5.8公里的祖沖之路，不僅陸續建起了張江微電子港、浦東軟件園、張江科技園等標志性園區，也將落成最受張江人歡迎的購物中心——“長泰廣場”。

祖沖之路與金科路交叉口，背景為長泰廣場

二十年后，這里成為中國規模最大、產業鏈相對最完整的集成電路產業園，用人們更熟悉名詞描述，即為“芯片產業”，將近7萬從業者在這里工作。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官方發布的文章，上海經信委相關人士在今年4月披露，2018年，以張江為核心的上海集成電路產業總產值達到1450億元，占全國總比五分之一。

集成電路，這個看上去充滿工業感、硬科技的產業，與許多人眼中“小資且時尚”的上海緊密連接起來，成為后者的一面旗幟。

一些人曾撰文稱，上海張江為集成電路付出了全力，讓這里成為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搖籃和領頭羊。它曾在普羅大眾的視線之外，如今，它站到了焦點上。

01

黃金十年

張江第一次和集成電路產業聯系起來，大約在1992年。

彼時，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落成，初步確立了集成電路產業鏈的框架。三年后，國家主導的909工程立項，在當時，這筆投資額高達100億元的項目是電子業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投資。伴隨著承擔909工程的上海華虹集團落成，張江也迎來了第一家大型集成電路企業。

不過孤掌難鳴，集成電路真正在張江爆發還要等到2000年。那時，來自中國***的張汝京帶領300多位***半導體從業者和100多位“海歸”來到張江。時年8月，張汝京在張江打下第一根樁，中國規模最大、制程最先進的芯片制造企業中芯國際就此成立。

“能找到這樣一片土地建工廠很不容易，”曾在中芯國際工作了十余年的前高管羅仕洲回憶說。這一年，他跟隨張汝京從***來到張江，此前找了很多地方，是當時的上海非常有遠見，中芯才會在張江落戶。

以“中芯”命名，是希望這家公司能夠成為“中國第一芯”。

在羅仕洲的記憶中，張汝京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他一心希望在中國大陸建成能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芯片制造廠；那段歲月被羅仕洲稱為“理想時代”。“很多人真的有一種使命感，”他回憶說，“我來到上海，是想把這個事情做成，不是工作幾十年然后告老還鄉回***做一個鎮長。現在很多人不喜歡談情懷，但我們真的就是有這個情懷。”

日后被稱為“芯片科普第一人”的前中芯國際副總裁謝志峰，是中芯國際創始團隊中的海歸之一。此前，他已經在英特爾第一研發中心工作了7年。他曾以為，自己將會在這家頂級公司“待一輩子”，直到2001年，張汝京在為中芯國際尋找人才時找到了他。張對謝表示，自己已經從***來到上海建設集成電路產業，“你是一名上海人就更責無旁貸了”。

這次對話后不久，謝志峰選擇了回國。“我們很清楚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當時回來，就是要做貢獻，改變這個情況。”

中芯國際成立伊始，正值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低谷，張汝京秉承“逆周期投資原則”，低價購入大量設備，加上大量海外、海歸人才的加入，中芯國際進入了全速發展期。“24小時都在運作，”謝志峰回憶說，“工廠工人是2班倒，12小時換一班；我們工程師要隨時在線，工作時間是早上8點到晚上12點之間，晚上睡覺時，一旦有問題，立刻就得爬起來回工廠。”

成立僅三年，中芯國際便已拓展至4條8英寸生產線和1條12英寸生產線，“最好的時候，我們和臺積電的技術只差一代。”羅仕洲說。

在鄭朝暉看來，中芯國際的到來帶動了張江的發展。“中芯國際的規模非常大，起步時工廠就有上萬名員工，張汝京從***、海外帶來的員工，很多都帶著家人子女，他們也有上學的需求。”他記得，在中芯國際的建設過程中，除了工廠和員工宿舍，甚至還建了別墅區、基督教堂、雙語學校，“對于當時的張江，中芯國際建立起一個衣食住行整套園區。”

張江集成電路迎來了“最好的時代”，日后，當從業者們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他們通常會將2000年到2010年稱為“黃金十年”。

這段時期也可以用“風口”來形容：在中芯國際、華虹幾家大廠的帶動下，不僅此前分布在上海漕河涇、徐家匯、青浦等各處的集成電路公司陸續搬到張江；“芯片熱”也傳至大洋彼岸，許多在90年代出國留學、畢業后在國外大型芯片企業工作的半導體工程師受到感召，陸續回國創業。短短幾年，張江便聚集了200多家芯片企業，它也由此被稱為“中國硅谷”。

2004年，鄭朝暉也離開了位于漕河涇的上海貝嶺，加入在張江落戶的外資芯片企業——創銳訊。這是張江集成電路快速發展的一段時期，本土企業蓬勃發展同時，高通、英飛凌、英特爾等外資芯片企業也紛紛在張江建立研發中心。

鄭朝暉記得，創銳訊的上海團隊剛剛起步時，在張江高科地鐵站旁邊的聯想大廈六樓租下約三、四百平方米的辦公室，但很快就不夠用了，到了四、五年之后，團隊已經由最初的幾十人發展至700余人。

“土地、資金等政策支持是（芯片）企業向張江聚集的原因之一，”鄭朝暉分析，“另一方面，人才也是重要原因，當時的海歸芯片人才基本集中在張江，芯片公司在這里招人更方便。”

從華虹、中芯國際兩家芯片制造公司起步，張江的集成電路產業逐漸向上、下游延伸，形成設計、制造、封測、設備的完整產業鏈。不僅如此，針對這一垂直市場的半導體獵頭、咨詢服務、行業媒體等也都應運而生。

張江浦軟大廈

02

低潮期

大約在2008年，芯片業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

這一年，晨暉創投合伙人曾浩燊來到張江，當時剛剛從硅谷回來的他，還是一名芯片創業者，“一回來就感覺到，這一波海歸芯片創業熱潮已經慢慢過了。”作為芯片工程師一員的張俊恩有著同樣的感受，當時，他剛剛大學畢業，“一入行就感覺進入了低谷，最明顯的一點是，之前芯片創業企業拿到融資挺容易的，但這之后的幾年，幾乎很少有公司還能拿到融資了。”

此前幾年突飛猛進的隱患開始顯露。相比其它產業，芯片的研發周期短則9個月，長則1-2年，而且第一代產品往往成熟度較低，需要進行多次迭代后在應用上才能達到成熟，對于民間資本而言，投資風險高、回報不確定。

“半導體產業以前很受歡迎，為什么？”曾浩燊分析說，“以前終端發展慢，比如一個電器可以用十年，同一款芯片可以一直賣，所以只要前期研發好，后面就是不斷賺錢；但后來終端迭代越來越快，芯片生命周期不斷縮短，整個行業毛利率低下去了，對于技術上沒有像巨頭那樣形成絕對壁壘的創業企業，規模就很難起來，只能越做越低端去尋找收入，毛利也越來越低。”

一位創業者曾回憶說，以海歸工程師為主的第一代芯片設計公司，雖然多擁有技術經驗，但工程師出身的創業者在市場、管理方面經驗不足，而且企業規模不大，無法形成技術上的差異化和創新，只能用低成本競爭，長此以往，形成了扎堆低端技術、相互抄襲的局面。

根據這位創業者的描述，當時張江科技園內的200多家企業中，大多未實現盈利，抵御風險能力較低；他本人的公司則因為持續虧損，已于2007年被一家大型企業收購。

“民間資本投芯片是要賺錢的，結果投了幾年發現太難賺，受打擊了，慢慢就不投了，”曾浩燊感慨說。巧合的是，在同一時期，民間資本有了更好的“去處”：從2008年開始，隨著智能手機誕生，移動互聯網迎來“黃金十年”，正在對芯片產業心生“猶豫”的資本開始轉向。

雪上加霜的是，2009年，中芯國際與臺積電長達六年的“糾紛”落幕，在這場半導體行業人盡皆知的專利及商業機密訴訟案中，中芯國際最終兩次敗訴于臺積電，累計賠償后者3.75億美元及10%股份，張汝京辭職。

2年后，接任中芯國際董事長的江上舟辭世，此后，中芯國際進入漫長的低谷期，曾經“僅落后一代”的差距，逐漸被拉大至2-3代，迄今為止，尚未追平。

在張江科技園中，人們談論得更多的不再是理想，而是生存。“很多人希望國產芯片崛起也沒錯，”一位芯片工程師感慨，“但企業是要盈利的，尤其是中小企業”。

在“低谷時期”，更多企業考慮的是如何過冬。根據多位芯片行業人士介紹，由于研發周期長、毛利率低等產業特性，在缺乏外部資金的情況下，芯片企業難以擴大規模，更難提升研發投入，提升技術上的競爭力，雖然不至于破產倒閉，“但也就是活下去，艱難度日”。

張江芯片企業的一些“特色”，也曾進一步增加了融資難度。上海股權托管交易所董事長張云峰提到一個現象，由于張江芯片企業多為海歸人士創立，在發展前期，許多企業有赴境外上市計劃，因此設立了紅籌架構，結果導致難以在國內上市融資。

“比如北京中關村、廣東等地的芯片企業，股權架構很簡單，”張云峰舉例說。他曾在申銀萬國工作時，幫助過一家中關村芯片企業成功登陸新三板，解決了資金問題；這家企業先后在全國多地設廠，規模也持續持續擴大，“開始股價只有1塊多，后來漲到20多塊”。

然而，這一成功路徑在張江復制并不容易。“紅籌架構是為境外上市準備的，但是境外上市依然很難，即使到境外低端市場成功上市，依然難以融到資金，而他們這樣的紅籌架構又沒辦法在國內創業板、新三板上市，資金緊缺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張云峰說。

03

芯片“領頭羊”

2014年前后，紫光集團先后并購了位于祖沖之路上的展訊通信和銳迪科，在并購前，這兩家企業已是國內排名一、二的芯片設計企業。

不過，兩起并購案發生正是因為集成電路產業再次受到國家重視，從而出現了一系列收購、入股的產業整合事件——比起被并購的“沮喪”，這一趨勢為張江帶來的更是希望。在銳迪科被并購兩個月后，被行業稱為“大基金”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宣布成立，預計規模將達到數千億元。

那之后，張江半導體又迎來黎明。

2014年，上海先推出30億創投引導基金計劃，主要用于支持集成電路設計產業；一年半之后，上海再次宣布，為配合“大基金”計劃，推出500億元集成電路“小基金”，其中300億元計劃用于集成電路生產制造，并支持光刻機、刻蝕機的國產化，另外200億元則等分至裝備材料和設計領域。

“國家隊”的進入，也在給予民間資本更多信心。“其實（在）國內投資芯片還是可以有回報的，”曾浩燊認為，“我們看創業板、主板，半導體企業很容易有50倍以上的市盈率，這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很高的，資本投入進來，能夠有回報。”

在曾浩燊看來，民間資本對芯片投資的顧慮，主要還是對企業發展規模的不確定。“很多企業在A、B輪是最艱難的，他們需要錢，政府資金不太會投這類小企業，如果民間資本投，又擔心離上市太遠，沒辦法退出。” 如今，政府導向的資金進入，恰好接上了企業在早期融資和后期上市之間的“空白”，有了這一環節的補充，民間資本對投資芯片的熱情也被帶動起來。

資金流入，只是產業回暖的一部分。正如曾浩燊所說，“錢是用來續命的，企業的本質沒有變”，真正促進芯片產業回暖、使張江再次掀起“芯片熱”的，還是近年來國產消費電子品牌的快速發展。

芯片企業走向成熟，需要多代產品的迭代，“迭代是必須的，一定要有這個經驗過程，”曾浩燊說，“比如華為海思，一開始技術也不行，但是華為堅持用，迭代幾年，成熟度就上來了。”

過去，由于國產消費電子品牌并不突出，多以山寨產品為主，因此在全球層面，國產芯片難以獲得市場；近年來，隨著國產品牌在手機、可穿戴設備、家電等各個方面的快速發展，也給予了芯片更多空間。

如今，曾浩燊已經從一名芯片創業者轉型成為半導體行業投資人，他所在的晨暉創投，早期脫胎于位于張江的浦軟孵化器，現在則以對早期科技企業的投資為主。2016年，在曾浩燊的主導下，晨暉創投以數百萬人民幣投資了剛剛誕生一年的上海南芯半導體，這個由前德州儀器產品線經理阮晨杰創立的芯片公司，主攻方向是當時市場空白的Type-C接口快充芯片，專業名詞為“升降壓電源管理芯片”。

南芯研發的第一顆芯片SC8801在2017年實現千萬級銷售額，此后不久，即獲得順為資本的數千萬A輪投資。此后，其產品先后應用于華為、小米等品牌的移動電源，并將技術專利應用于各種快充功能。

根據曾浩燊的判斷，隨著“華米OV”等國產消費電子發展至世界級水平，他們提高供應鏈風險管控的意愿也在加強，以免在某些技術上被“卡脖子”。因此，近年來，企業使用國產芯片的意愿也在提升，“這就給了芯片企業發展的空間，例如移動電源，全球排名第一第二的是小米和深圳Anker，只要他們愿意使用國產芯片，就是很大的市場，”曾浩燊說，“品牌未必會在旗艦產品上用國產芯片，但是在中低端上用一用，也給了芯片可以迭代成長的空間。”

在這樣的大趨勢下，在張江科技園中，應用于AI、電源管理、IoT、指紋識別等領域的芯片企業正在快速發展，“我們可以先做好一些細分領域，幾年之后，再慢慢向大整合的方向走，”曾浩燊說。

2018年11月，上海市政府發布了集成電路產業現狀和規劃圖，在這份規劃圖中，未來，集成電路將以張江高科技園區為核心，聯動楊浦區、嘉定區、青浦區等多個區域，形成 “一核多級”的全產業鏈生態。

“張江會有自己的方向，”張云峰認為，在他看來，隨著這塊區域走向成熟，在芯片制造等產業擴容時，可能會向上海其他區域和長三角遷移；但張江留下的是最需要人才匯集的技術研發環節。“上海對人才的吸引力是無可比擬的，我相信，在未來發展中，張江企業在芯片設計、裝備材料、加工工藝等方面都將扮演著領頭羊的角色。”張云峰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