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的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縮影。當前，生物科技的新一輪變革，正廣泛滲透到人類經濟、社會、文化、軍事、政治等領域，其對人類倫理、法律、環境、安全、國際關系等領域的影響越來越大。在和平與發展兩個重大問題上，在塑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生物科技從未扮演如此重要和關鍵的角色，生物科技從未與人類社會未來前途命運如此息息相關。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與生物科技發展互動，是社會發展實踐邏輯的自然，是生物科技發展理論邏輯的必然，是人類走向共同命運的未來邏輯的應然。

社會發展實踐邏輯的自然

發展生物科技是大國共識，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7年的統計數字表明，全球共計有超過50個國家/地區發布了國策性質的生物經濟相關政策。其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G7集團國家、金磚五國等均發布了生物經濟戰略或相關戰略。政府公共財政預算對生物科技研發投入體量來看，主要國家大致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級，美國一枝獨秀，年度投資體量在300億美元以上。第二等級，德國、英國、日本等國為代表，形成全球研發投入凸起，年度投資體量在20億—30億美元左右；我國近年來研發投入雖有大幅增長，但總體上隸屬第二等級。第三等級，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為代表，這些國家是人口大國，但年度投資體量在10億美元水平或以下。其他國家/地區為第四等級，有一定體量投入。從中短期看，這種西半球發達國家占據生物科技投入優勢、北半球生物科技發展快于南半球的基本格局短期內很難有較大的變動。

這種共識源于生物科技積極回應了人類生存發展的重大挑戰。當前，糧食不足、資源短缺、能源緊張、環境污染、氣候異常、人口膨脹、疾病流行等諸多全球性難題，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構成嚴峻挑戰。生物科技之所以備受重視和關注，與近年來遺傳修飾作物、基因編輯和基因驅動技術、仿生腦系統技術、合成生物學等領域蓬勃發展，并在三大產業領域轉化應用，不同程度解決了人類所面臨的上述諸多難題密切相關。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表的《2030年生物經濟：制定政策議程》報告預計，到2030年，生物技術對全球GDP的貢獻率將達到2.7%以上。該報告也同時提出，要利用生物技術應對人類社會各種挑戰。

生物科技發展理論邏輯的必然

與其他類型高科技相比，生物科技是關于生物和生命存在、發展、演化的科技，是關于人自身的內在指向的科技，與人類社會發展方向趨同。在未來，隨著生物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其自然科學屬性、工程學科屬性、社會性屬性將越發凸顯和交織，可能會深刻改變或影響人類社會對自然、對人類自身活動、對地球文明的各類觀念和實踐。未來15—30年，以創生、再生、仿生、強生、共生、制生、新生等為主題的新一輪生物科技革命有望系統性展開，人類社會長期探索的生命起源、意識起源兩大最前沿問題有望得到根本解答，可望深刻改變人類社會對自然界、對自身生物屬性的認知觀念，人類認識生物、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有可能提升到新高度、新維度。這將成為“改變生物物種和生存方式”的分水嶺事件，人與生物將和諧共生。

一旦生物科技革命從根本上提高了人類生存和認知能力，改變了生存和生活基本狀態，隨之也必將改變人類社會對自身認知觀念、安全觀念、發展觀念、戰爭與和平觀念、思維價值觀念，進而驅使人類跳出生物演化的地理困境、自然環境資源的有形束縛和意識思維的無形羈絆，生物圈、地球圈中的全球性重大問題就將有望得到有效治理。從更廣闊視野看，生物科技將成為人類歷史變革的巨大推進器，未來人類有可能走出地球探索完全新穎的生命形式，從而改變人類進化方向并向高一層次演化，進入后太空生物學紀元。從人類社會發展角度講，生物科技將從根本上回答人類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等經典哲學命題，人類未來前途命運在生物科技的發展上會有所體現。

人類命運未來邏輯的應然

圍繞新興生物科技發展戰略主動權的國際競爭與合作已經展開。美國、俄羅斯等國家普遍給予發展高優先級，通過內政外交國防全方位調整，加強戰略競爭。21世紀以來，美國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政府先后拋出NBIC【NBIC是納米科技（Nanotechnology）、生物醫學技術（Biotechnology）、信息技術（InformationTechnology）和認知科學（CognitiveScience）四大前沿科技的英文首位字母縮寫】會聚技術、合成生物學、腦科學、微生物組學、生物防御等具有引領性的生物科技概念，對內打出“放管服”組合拳，對外持續調整多重外交關系，搶占新興生物技術戰略管控空間。由美國國務院主導，美國、日本、德國、阿根廷和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發起的“國際腦計劃”正在緊鑼密鼓運行中。美國官方情報界發布的《2017年度全球威脅評估報告》等將基因編輯列入“大規模殺傷性與擴散性武器”清單。對此，2017年初，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沒有遺傳學和生物學，俄羅斯就不可能保全下來”，未來六年的“最高任務”計劃在遺傳學和生物學等多領域實現突破。

必須避免生物戰爭的相互摧毀或生物高科技的戰略擠壓。例如，生物武器屬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直是二戰后國際軍事、政治斗爭的重要和敏感議題，但國際社會禁止生物武器的努力一波三折。而且，生物安全與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等安全領域相互交織，進一步加劇了安全形勢的復雜性，使得國際社會面臨新的安全管控態勢。如果對科技發展與利益相關方的權責利主張處理不當，生物科技引發的積極變革就難以有序推進，全球性重大問題就難以得到有效治理并可能進一步惡化。因此，從人類社會和平角度講，生物科技變革也是一個必須跨越的生物“核陷阱”，是關系人類命運走向的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思維謀劃和發展生物科技

在生物科技面臨大變革時代，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思維謀劃和發展生物科技，是生物科技發展的重大時代機遇，也是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的重大時代機遇，反過來也為塑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政治新文明提供發展空間。

瞄準共同挑戰、尋求共識，以全局協同方案回應全球性挑戰。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思維謀劃和發展生物科技，應不是口號而是行動，不能是一時一事之策，而必須多端發力、久久為功，不能是一個國家一個領域的獨唱，而應是國際社會面向未來長遠、多維度的大合唱。凝聚國際社會的戰略共識，需要堅持系統性思維、復雜性思維、演化性思維，善于尋求國際社會“大家庭”的最大公約數，也敢于尋求必須突破方向的最小公約數。同時，面對國際社會新提出的生物科技領域的重大科技話語、科技概念，保持科學理性和清醒，堅持創新話語互鑒，在對話、交流、交鋒和交融中，凝聚戰略共識。

生物科技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是一個長期進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苦練內功，跨越生物科技變革鴻溝，牢牢掌握生物國防戰略主動權。保持對生物科技變革前沿的感知，提高生物科技發展方向重大議程設置能力、戰略傳播能力，避免戰略方向被誤導、戰略空間被擠壓、戰略體系被技術突襲；保持對生物安全與防御體系的態勢感知，建立穩態、高效的重大生物事件應急反應能力，提高對生物國防態勢的戰略管控能力；必須超前謀劃，在特定新興生物技術領域建立技術制高點，形成自己防御體系的“一招鮮”和“殺手锏”；闡明國際條約框架下履約基本立場，加強新興生物技術領域軍控規則的政策儲備等。

聚焦國際與國內公共治理體系對應同步變革。生物科技的變革發展涉及人類社會復雜的經濟、法律和管理體系，原有的生物科技產品監管模式、生態修復監管模式、研發管理模式、進出口監管模式、公眾參與模式等都可能不再完全適用，而需要建立新技術、新產品、新應用模式的管理新機制。要加強國際多邊框架下的對話，避免新興生物技術的濫用和誤用，消除社會風險因素和潛在不良后果，特別是要消除因新興生物技術誘發的全球性秩序失衡，謀劃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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