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lphaGo計算機2016年在深奧難懂的圍棋對弈中擊敗李世石(Lee Se-dol)時，很多人稱贊它展示了人類聰明才智與人工智能(AI)之間的較量。

中國官員肯定沒有忽視這場比賽的意義，他們中的一些人是這項已有3000年悠久歷史的策略游戲的最熱情的棋手。但他們以不同的心情看待谷歌(Google) DeepMind的AI團隊戰勝18次問鼎世界冠軍的李世石：視其為中國技術脆弱性的一個跡象。一些人把這場對弈形容為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指境外政治敵對激發國內科技飛躍——譯者注）。

沒人可以指責中國領導層未能應對人工智能挑戰。正如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系列文章所展示的那樣，中國正在大舉投資AI研究，并在很多領域進行開創性的部署。在其中一些領域，比如大量使用AI支持的面部和聲音識別技術，如今中國處于世界領先水平，有時在隱私方面帶來令人不安的潛在影響。

中國公開宣布了中國到2030年成為主要AI創新大國的雄心。與國家緊密交織在一起的強大的中國科技公司，如騰訊(Tencent)、阿里巴巴(Alibaba)和百度(Baidu)，也在大舉投資于AI。中國各地正在競相確立自己作為技術中心的地位：5月，天津宣布了一個160億美元的基金來支持AI產業。

自從冷戰結束以來，這可能是美國第一次面臨著其他國家挑戰其技術霸權地位的嚴重威脅，這可能會帶來難以預料的軍事后果。總部位于華盛頓的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警告稱，隨著中國軍隊利用AI技術主宰戰場，美國即將出現“創新赤字”。

但是，把這場技術角力視為美蘇軍備（或太空）競賽重演是錯誤的。與核彈或太空火箭不同，AI是一種通用技術，主要用于經濟。

正如本月《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中概述的那樣，AI競爭也許更適合被看作分散的民主模式和數字化的威權體制之間的整體斗爭的一部分。尼古拉斯?賴特(Nicholas Wright)寫道，“正如自由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社會制度競爭定義了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一樣，自由民主主義和數字威權主義之間的斗爭將定義21世紀。”

根據21世紀的特征對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格言略加調整：戰爭是經濟的延續。中國人想打贏這場戰爭；人工智能是其武庫中的關鍵武器之一。

然而，眼下美國在AI領域可能保持著顯著優勢。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的研究者、曾經撰寫一份有關中國AI戰略的報告的Jeffrey Ding估計，中國目前的能力只有美國的一半左右。他認為，得益于硅谷獨特的生態系統，美國在硬件設計、算法研究和整體創意商業化方面擁有明顯優勢。

中國領先于美國的重要領域是數據收集和匯總——往往在私營企業和政府機構之間共享數據。中國一家咨詢公司估計，到2030年中國將擁有全世界數據的30%左右——數據被視為很多AI項目的“主要生產資料”。

或許最大的差距就在于美國主導的研究領域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世界一流大學。數字并非一切，但美國擁有約7.8萬名AI研究員，相比之下中國擁有3.9萬名AI研究員。美國還對全世界敞開大門，吸引了很多海外最優秀的學者——盡管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似乎要在這一點上幫倒忙。但北京方面也在加緊努力吸引在海外工作的中國研究人員回國（即所謂的“海歸”），同時還在努力吸引更多的外國人才。

從長遠來看，在研發和部署AI技術方面，美國的分散方式可能更持久。但中國也有可能比美國更好地吸取西方歷史的教訓。畢竟，首批計算機是為了國家主導的軍事目的而研發出來的。英國在二戰期間打造“巨人”(Colossus)計算機作為其在布萊切利公園(Bletchley Park)破解密碼工作的一部分，而美國的埃尼阿克(ENIAC)計算機是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的一部分。

有時蠻力的技術研發可能被證明相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