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芯片事件成為現階段社會熱議的焦點，如何擺脫芯片落后的局面，是我們應該去思考和運作的事情。日本作為芯片行業的先驅，從一開始就跟上了美國的腳步，卻在后來的長跑中掉了隊，其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學習。

本文從日本芯片產業的產品、生產方式、行業標準、公司治理模式來分析芯片強國日本慢慢走向衰亡的原因。

日本

芯片產業衰亡啟示錄

日本從冷戰初期就介入以美國為首的全球電子產業分工，并通過晶體管收音機出口美國賺到了錢，并擴展到其他電子產品。到了集成電路時代，日本也沒落下，一方面通過高額關稅和嚴格的貿易壁壘保護本國半導體產業，另一方面通過合資公司的方式獲得集成電路制造技術（后進國家要獲取先進國家的技術總是不容易的）。

在1971年，日本計算器占據了美國80%的市場。1972年，美國拒絕給日本提供核心的IC集成電路，逼得日本企業大規模退出美國市場，這也刺激日本大規模投入研發，并在存儲器領域取得突破。到上世紀80年代，日本半導體公司的市場份額不斷上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下半場的故事則完全反過來，日本從半導體產業巔峰衰落也花了30年。這其中的原因眾說紛紜。從大的政治氣候上說，冷戰結束，美國對日本的依賴下降。經濟上，日元大幅升值也影響了存儲器的銷售。產業競爭上說，日本存儲器當時太強了，美國幾大半導體廠商完全沒法與日本相比，于是采取了扶韓抑日的策略。

日本國內，通產省因為之前在存儲器領域產業政策的成功（其實這種成功也建立在各公司激烈競爭的基礎之上，但政府總結的時候總會傾向于把功勞歸結于自己的產業政策），發起了無數個官產學項目和產業政策，押注多個方向，但還是未能挽回頹勢。

“凡是能夠促進企業學習和競爭的政策，大多都有證明效果。但是如果簡單依靠規模效應，強行合并企業，減少競爭，希望憑借卡特爾就能夠提高生產效率的產業政策都失敗了。”榮大一姐如是總結。

如今我們回過頭再看，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失敗當然不是僅僅只有外因，日本半導體公司自身的結構僵化，不能適應迅猛發展的電子產業的變化規律恐怕才是日本電子產業衰敗的原因。其中教訓，值得多多思考。

日本的失敗首先是產品的失敗。日本在存儲器領域被韓國趕超自然有韓國以三星為首的半導體廠商豪賭以及美國扶持的因素，但從日本半導體公司自身來看，則是沒有看清全球電子產業從大型機向小型機發展的趨勢。日本存儲器講求經久耐用，這一點在大型機時代是有道理的，而到了小型機時代，消費電子崛起，電子產品更新換代很快，不需要那么經久耐用，日本的精益求精反而成為了包袱。

而韓國和***企業則更追求快速周轉，努力生產價廉物美的存儲器。日本對這種全新的市場態勢完全沒有了解，也沒有市場營銷人員能在內部糾正傳統生產制造部門的錯誤偏好，這些都是導致日本存儲器業務被趕超的因素。

在生產方式上，日本也沒能趕上全球半導體設計和生產水平分工的潮流。半導體產業中芯片設計和制造類似于出版社和印刷廠。出版社講究的是出書的質量，印刷廠則是需要大的資金投入，更需要印刷數量來填充其產能。在芯片行業也是類似。

芯片設計和芯片生產部門所追求的內容完全不一樣，設計公司要求設計更高性能的芯片，對人員要求是高精尖，而生產部門則要求有持續不斷的生產任務來提高開工率，以快速收回成本并投入下一代生產技術研發，這就使得設計和生產分開成為了可能，Fabless設計公司和代工廠就是這樣出現的。

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臺積電等公司，承接芯片生產任務。日本公司一開始是看不起代工企業，認為其技術落后。但代工企業因為其商業模式的先進性，可以接受各種設計公司的訂單，使得其產能利用率大幅高于垂直整合的芯片公司，實現資金快速回籠，然后投資下一代技術，通過這種不斷的升級，其技術逐漸領先于傳統芯片公司。代工企業又通過標準化接口實現了橫向壟斷，進一步拓寬自己的護城河。

日本芯片公司一直不能放棄對“工廠”的迷思，又因為其資本結構，更加關注運行成本，對設備折舊不敏感，所以一直不能實現將設計和制造分離，終于錯失了整個半導體行業垂直分工的大潮，導致了整個行業的失敗。

日本的第三個失敗是標準的失敗。這一波信息產業浪潮基本可以說是全面數字化浪潮。

在電視機領域，模擬電視轉向數字電視。日本在電視領域，更追求畫質等因素，美國則是追求“更加多樣的服務”，力主數字化。

在廣電領域，日本和中國一樣，排斥技術革新，不愿和互聯網整合，這樣也導致其產業道路越走越窄。

在通信領域，傳統的模擬通信很快被數字通信全面取代，無線通信也快速沖擊了傳統的電話通信方式。日本在通信領域則不幸成為了先烈，其2G時代獨特的通信制式讓外國企業無法進入的同時，也讓本國手機無法銷售到海外。

這種新時代的閉關鎖國在數字通信技術發展到3G時代的時候終于扛不住了，iPhone橫掃日本手機市場，傳統手機廠商終于活不下去了，智能手機市場又沒有發展起來，最后的結果就是全軍潰敗。在計算機領域，日本也因為其獨特的文字處理機導致其偏離了全球標準化的主航道，文字處理機因為其性價比高一直更受歡迎，也因此日本廠商更堅持自己特有的規格。等到個人計算機因為全球出貨量的原因大幅降價的時候，本土廠商的堅持也失去了意義。

日本的第四個失敗則是其公司治理模式的失敗。日本企業從歐美引入技術，從銀行借來資金，這是日本企業的一種常用策略。這就導致企業對銀行極其依賴，而對股東回報甚少，只要企業能維持，股東回報并不重要，甚至因為稅率的原因，高回報還需要多交稅，企業沒有動力去提高其盈利水平。這也支持了日本企業縱向聯合型的經營模式。這種模式對股東利益的漠視也使得企業成為了一個個大恐龍，在行業面臨巨變的時候失去了調整能力，不能通過資產重新組合來適應新形勢。

反觀美國，則是不斷面臨股東回報的壓力。Intel在80年代眼看無法在存儲器領域趕上日本，于是有了安迪格魯夫和摩爾的那段著名對話：

格魯夫問摩爾：“如果我們被踢出董事會，他們找個新的首席執行官，你認為他會采取什么行動？”戈登猶豫了一下，答道：“他會放棄存儲器的生意。”格魯夫死死地盯著他說道：“你我為什么不走出這扇門，然后回來自己做這件事呢？”

這樣的對話在日本公司里很難發生，因為公司的治理結構是依賴于銀行貸款和大企業集團交叉持股，經理人們不用面對來自董事會的巨大壓力。日本是期望幾棵大樹撐起整片森林，然后照料好這幾棵大樹。

而美國則是通過資本市場的壓力不斷砍掉生病或弱小的樹，讓更多有潛力的小樹能長成大樹。雖然在這一過程中可能有巨大的浪費，也出現了安然造假事件，但這么多年過去，美國的這一套機制強大的糾錯能力保持了整個森林的活力，其創新能力仍然是全球第一。日本則在這一波數字化浪潮中掉了隊。

日本電子產業失敗的教訓值得我們總結的地方還有很多，我們也應該看到日本在材料等領域仍然是強國。鑒于時間和篇幅原因，就不一一論述了，殷鑒不遠，與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