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特朗普痛批亞馬遜交稅太少、沖擊傳統零售業后，Facebook創始人小扎又頂著巨大壓力出席了國會的科技聽證會，就用戶隱私外泄和虛假信息干預大選的丑聞接受嚴厲質詢。媒體和民眾呼吁政府用反壟斷之錘“砸碎”科技巨頭的聲音更是此起彼伏。

硅谷巨頭到底出了什么問題？肢解他們的可能性有多大？

科技寡頭成為吸收財富和社會資源的“黑洞”

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GAFA）這些巨型科技公司，成立時間大多不足20年（Facebook僅14年），但其經濟體量、財富和影響力卻實現了指數級增長，控制版圖不斷擴大，觸手伸向更多敏感領域，成為數字經濟最重要、最核心的基礎設施和平臺。

他們成功降低了社會溝通和市場交易的成本，也深刻影響著人們的大腦、情緒、思維，介入并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

他們還密切追蹤用戶活動，收集大量數據（包括內容、在線瀏覽記錄、聯系人列表、設備信息、位置等等），并通過與第三方分享等方式套現，賺取超額利潤。

截止2018年2月底，僅亞馬遜、蘋果、Facebook和谷歌四家公司的市值，就接近3萬億美元，相當于整個法國的GDP，在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前50名中占了24%的份額！

其中，Facebook和谷歌的市值合集超過1.3萬億美元。即便將全球前五大廣告公司（WPP、Omnicom、Publicis、IPG和Dentsu）、五大媒體公司（迪士尼、時代華納、21世紀福克斯、CBS和Viacom），以及五大通信公司（AT&T、Verizon、Comcast、Charter和Dish）的市值加在一起，也僅是他們兩家市值的90%。亞馬遜則比沃爾瑪、好市多、麥克斯折扣店、塔吉特百貨等全美排名前15的零售商市值總和還要多。

巨頭公司的市場占比同樣驚人：亞馬遜掌握著美國43.5%的電商市場，占據了75%的電子書市場；谷歌壟斷了國內78%的搜索引擎市場，在歐洲甚至達到了92%；95%的年輕人使用Facebook及旗下產品；移動廣告方面，谷歌和Facebook兩家更是拿走了行業六成的利潤和96%的行業增長份額。

科技寡頭們變得無比龐大的同時，其負面作用越發明顯，讓民眾、政府官員以及媒體深感不安，給他們扣上了BAADD的帽子——龐大（big）、反競爭（anti-competitive）、誘人上癮（addictive）、破壞民主（destructive to democracy）。

這反映出一個不爭的事實：科技寡頭已經近乎失控，他們壟斷了用戶數據，還煽動技術狂熱病，鼓吹用技術解決所有問題，放縱網絡虛假信息傳播，嚴重透支社會資源，沖擊傳統產業，偷逃稅款，拉大了貧富差距，削弱了中產階層，對國家的整體利益造成傷害。

科技巨頭的“七宗罪”嚴重透支社會資源。

以蘋果公司為例，其市值接近9000億美元，但總資產不到該數字的一半，其中固定資產規模僅數百億美元。截至2017年底，蘋果公司現金流高達2850億美元，凈現金流超過1600億美元。該公司歷史上用于資本回報計劃的金額高達3000億美元，其中2017年是500億美元，今年則加倍至1000億美元，僅用于股票回購的資金預計就達600億美元之巨。雖然近些年蘋果不斷加大研發投資力度（2017年為116億美元），但遠小于上面的數字。

實際上，幾乎所有科技巨頭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情，就是用手中的巨額現金在全球大肆收購企業，或者回購自家股票支撐股價。

特朗普推出減稅計劃后，巨頭們將把此前留在海外的大筆資金運回國內，但主要還是用于回購股票。從公司角度看，這樣做能為股東創造了更多財富，似乎無可厚非。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無疑是資源的巨大浪費。這些資金倘若能應用于中小科技企業手中，科技創新和經濟帶動效應將是驚人的！

手持千億美元的硅谷科技公司，還管理著規模龐大的貨幣市場基金，并提供信貸、支付、信用卡等多種金融服務，坐撈金融業豐厚油水，卻不用承擔持牌銀行的責任，給當局的金融監管帶來了嚴峻挑戰，增加了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破壞就業能力驚人。

科技公司雖然制造了眾多的千萬富翁、億萬富豪，其創造就業的整體表現業卻遠不如傳統企業。截止2017年底，傳統零售巨頭沃爾瑪的市值為2700億美元，但它創造了超過230萬個就業崗位。通用汽車市值不到600億美元，雇員超過26萬。寶潔的市值為2330億美元，有員工9.5萬。英特爾市值2090億美元，雇員人數10.2萬。與他們相比，蘋果員工11萬，谷歌6萬，Facebook僅為2.3萬。按照Facebook5300億美元市值計算，每名員工相當于創造了2340萬美元，是寶潔和英特爾的十倍，是通用汽車的近百倍！

能源、汽車、醫藥等傳統行業，雖然也有過不少寡頭企業，但畢竟培育了龐大的中產階層，為美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而現在的科技寡頭不僅無助于鞏固中產，還打算利用自己在自動化、AI、區塊鏈、云計算、機器人等方面獲得的壟斷優勢進一步顛覆制造業和服務業，這勢必進一步沖擊就業市場。

僅僅是無人駕駛汽車（包括卡車），未來一旦大規模部署，就會導致百萬司機下崗。而這份失業清單還很長很長：超市服務員、倉庫管理員、客服、翻譯、律師、金融分析師……

事實上，過去20年里美國中產階層的規模不斷縮小，工資上漲極其緩慢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上漲，自大蕭條以來美國30歲的年輕人第一次變得沒有父母30歲時那么富裕。未來如果不節制科技寡頭，美國中產階層的日子恐怕將更難過。

科技寡頭更可怕之處，還在于控制了人們的生活和思想。

以深刻洞察力和大膽敢言著稱的喬治?索羅斯，對科技巨頭有發人深省的評價：

“大型IT平臺公司往往扮演著創新和自由化的角色，但隨著臉書和谷歌的規模越來越大，它們反而成為創新的阻力，并通過榨取環境來賺取利潤。采礦和石油公司榨取自然環境；社交媒體榨取的則是社會環境。后者的行為更加惡劣，因為社交媒體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在他看來，科技巨頭的規模和“壟斷”行為已經使它們對社會造成“威脅”，Facebook和谷歌“制造出一種讓人上癮的服務”，故意將用戶的注意力轉移到它們提供的服務上。這種行為十分有害，尤其是對青少年。互聯網平臺與***公司頗具相似性，正在引導人們放棄自主思考的能力，人們只能看到巨頭們想讓他們看到的。一旦缺少了價值觀和信息的多元化，思想的自由也將無從談起。

互聯網巨頭還破壞競爭和創新。

與制度嚴密、內部關系復雜、決策流程冗長的大公司相比，小團隊更容易想出新點子，擦出靈感火花。科技巨頭有人、有錢、有資源、有背景、有數據、有流量，但依然要面對創新難題。

因此，他們對行業小公司的競爭威脅十分警覺，要么用投資、用合作，用利益把小公司圈定在自己的聯盟中，要么直接通過技術抄襲、合謀、排他性協議等壓死他們。

Facebook買下了那些可能會搶走其用戶的公司：開始是Instagram，然后是WhatsApp，近期則是tbn（一個可以發表匿名抱怨的APP）。沒能將Snap收歸門下，Facebook就不斷抄襲它的創新功能，再用自己的用戶和流量優勢進行打壓。

在硅谷，以往小公司能夠將大公司拉下馬來，但現在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創業公司仍然能夠拿到融資，仍然在取得突破，但躋身10億美元估值“獨角獸”行列的創業公司不到1%，將巨頭阻隔在自己的業務領域以外的概率明顯下降。即便逃脫被收購，也面臨著殘忍甚至不公平的競爭——創新遭到抄襲，項目遭到起訴。

在最近10年里，五巨頭總共收購了超過500家公司（僅谷歌就收購了200多家），而成功的初創企業越來越少。從媒體、音樂人到作家、電影制作人，巨頭們對這些創意經濟的絕大部分都帶來了破壞。未來，數字平臺上創新想法雖然依然充滿機會，但這種大包大攬勢必扼殺競爭和創新。

▲最近10年成功的初創企業越來越少

此外，巨頭們的納稅貢獻與賺取的豐厚利潤明顯不成比例。2007年到2015年間，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平均稅率為27%。而同期亞馬遜只支付了13%的稅收，蘋果支付了17%，谷歌支付了16%，Facebook更是可憐到只有4%。與之相比，勞氏公司（Lowe’s）、埃克森美孚公司的稅率接近40%，星巴克、迪士尼也超過30%。

這些硅谷巨頭還大張旗鼓地參與并左右國內政治，包括用“錢袋”發起移民改革，支持自己中意的政客，幫助他們競選州及聯邦議員，在決策層安插“自己人”。亞馬遜CEO貝索斯更是瞄準新聞傳媒，收購了《華盛頓郵報》，意圖掌握輿論話語權。

一些利益集團和地緣政治力量，也試圖借助巨頭掌握的海量數據和信息傳播影響政治事件進程。此前的美國總統大選以及英國脫歐公投，都證明了這一點。

科技寡頭的負面影響如此嚴重，美國政府怎會無動于衷。

但疑問也隨之而來。

分拆科技寡頭可行嗎？

崇尚自由競爭的西方政府和民眾、媒體，歷來高度警惕寡頭壟斷。

不論是早期被“肢解”的摩根、洛克菲勒家族、AT&T，還是后來差點被分拆的IBM、微軟，最后都做出妥協來給其他玩家留出市場空間。尤其是近十年，美國、歐洲的反壟斷執法機關頻頻向微軟、蘋果、英特爾、谷歌、AT&T等科技巨頭開刀，歐盟更是花了七年時間來搜集有關谷歌壟斷的證據。可以說，GAFA面臨的反壟斷威脅，是現實存在的。

如果不能有效應對數據壟斷，科技寡頭化的格局不可避免。但如果將其粗暴肢解，又不可避免會削弱他們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的能力。況且互聯網巨頭還跟傳統企業相差很大，更像一個有復雜系統的有機生態體，與實體經濟和金融業高度融合，與各方有糾纏不清的利害關系，使得各方在考慮分拆時都忌憚幾分。

而且西方的反壟斷行動，從輿論造勢到政府約束公司市場行為乃至正式立案、審查及最終裁決，整個過程通常要持續10多年，其間貫穿漫長而復雜的多方博弈。因此，未來幾年內，科技寡頭或許還不會被強行拆分。

在分拆巨頭真正可行之前，還有其他更緊迫的工作。

短期內，互聯網巨頭們的壟斷地位很難被撼動，有必要用其他手段降低他們帶來的負面沖擊。政府需要切實承擔起責任，避免政策制定被科技寡頭綁架，并制定新的游戲規則，減少科技寡頭對經濟和社會的沖擊。

從技術層面看，政府不妨繼續研究和探討未來分拆敲碎這些科技巨頭的方式和途徑，確保這不會損害使用者利益，不會傷害技術進步和創新。但在此之前，有一些工作迫在眉睫，需要馬上著手進行。

其一，通過新的法律，確保消費者獲得更清晰的信息，便于他們控制自己的信息如何被使用，決定是否共享他們的數據、與誰共享、以及如何使用這些數據；

其二，要對科技公司實施正確、有效的監管，完善現有的競爭規則，嚴格約束科技巨頭們的并購行為，防止他們借此消滅自己的潛在“對手”，確保公平競爭。甚至在必要時出臺規定改變科技巨頭的商業模式。

政府還有義務監督科技巨頭用容易理解的語言向用戶詳細披露它和第三方開發者的數據采集手段和使用數據的所有可能方式，弄清楚現在有多少第三方開發者在竊取用戶數據，采取有效措施確保應用程序開發人員沒有機會輕易獲得那么多的信息并濫用數據。

而在戰略層面，政府應真正致力于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更合理地分配社會財富，改革不合理的社會福利制度，重建中產階級的信心。

尤其是科技推動經濟、社會轉型時，必然有部分人群（尤其是中老年人）難以適應或根本無力轉型，需要相應增加社會福利供給。如果不對社會收入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做出根本性改革，一個經濟體將很難維持穩定的中產階層，社會安定和經濟增長都無從談起，最終釀成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政府必須用看不見的“第三只手”，強制將科技寡頭的部分資源分配給社會公益。

政府和社會還要警惕濫用創新背后的系統性風險，在創新和濫用之間找到一個平衡。要確保教育和培訓體系與時俱進，幫助那些受到人工智能沖擊的不同行業的勞動力重新適應并獲得新技能，以此應對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對就業市場的沖擊。

而未來決定科技巨頭們股價的，將不只是產品和服務有多好，更多取決于其能否借助核心價值觀、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構建起核心競爭力，最大限度降低負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