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美國商務部網站公告，7年內禁止美國企業與中興通訊（0763.HK / 000063.SZ）開展任何業務往來。公告稱，中興違反了2017年與美國政府達成的和解協議。當時，美國政府指控中興非法向伊朗和朝鮮出口。

2017年3月，中興通訊與美國政府就出口管制調查案件達成和解，中興通訊支付約8.9億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罰金，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對中興通訊的3億美元罰金被暫緩，是否支付將依據未來七年中興對協議的遵守情況而定。這是中國企業收到的來自美國政府的金額最高的一張罰單。

2017年4月，我們赴位于深圳的中興通訊公司總部，與公司合規管理部門的負責人溝通；我們請中興公司有關負責人到北京參加中興事件專題座談會；我們搜集了美國政府公開的有關文件。由此，我們了解了事件的來龍去脈。

反思中興通訊案例，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經濟高度全球化時代全球型公司的競爭方式，有助于提升我國企業以合規為基礎的全球競爭力，也有助于政府相關部門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企業走向世界。

事件始末

根據美國商務部網站的信息顯示，中興通訊自2010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間，在知曉美國依據《伊朗交易與制裁條例》對伊朗長期實施制裁的情況下，仍將內含美國制造的受限類配件和軟件產品出口到伊朗，以獲取伊朗公司的合同并參與當地龐大通訊網絡的供應、建設、運營及服務，這些合同金額達到數億美元。最終美國政府對中興通訊提出的三項指控包括了串謀非法出口、阻撓司法以及向聯邦調查人員做出虛假陳述。

事實上，早在2012年美國政府就對中興通訊立案調查，但直到2016年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簡稱“BIS”）才正式將中興通訊及其三家關聯公司列入“實體名單”并采取具體管制措施。在長達4年多的時間里，中興通訊在應對美國政府調查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失誤。

1、美國有關部門對中興通訊啟動調查前，公司領導對于貿易管制合規不了解，沒有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2012年3月，美國德克薩斯州法院最先給中興通訊在美國的子公司發出傳召函，針對中興通訊立案調查。此前，中興通訊法務部在2009年就預計公司將在出口貿易中面臨風險，在2011年8月25日向公司領導層提交了《關于全面整頓和規范公司出口管制相關業務的報告》，后來又應領導要求制定了《進出口管制風險規避方案》。可惜這兩個文件沒有得到落實。更令人遺憾的是，這兩份文件落入美國政府手中，成為中興有意規避美國出口管制政策的證據。

2、2012年收到傳召函后，中興內部面臨對抗調查還是配合調查的選擇，公司也分成了兩派：主戰還是主和。“主戰派”擔心公司的聲譽財產受損，認為中興作為一家中國企業應該采取抵抗的態度，不需要配合美國政府的調查。最終，“主戰派”占了上風。

2013年11月份，在美國監管機構已經在調查中興違規的情況下，中興決定恢復與伊朗的交易。為規避美方監管，中興找到了一家無錫上市公司作為隔斷公司，替中興跟伊朗做出口。中興是通過國內貿易的形式，將產品賣給這家中國公司，這家公司再賣給伊朗。對美方監管機構而言，這相當于一方面談和解，一方面頂風作案。

3、2014年，中興通訊公司一位高層管理人員去美國時在機場被扣下來檢查，美方在與該高管同行的秘書的電腦里面發現了涉及“規避方案”的兩份文件。這兩份文件最終成為美方指控中興違規的最重要的證據。

4、2016年中興公司向美國政府提出和解，美國政府聘用第三方進駐中興調查。但是中興公司非常不適應這樣的調查，擔心泄露其他信息，所以在調查的過程中，試圖隱瞞相關信息。這導致美方十分不信任中興公司。最終，美國政府對中興提出的三項指控不僅包括串謀非法出口，還包括阻撓司法以及向聯邦調查人員作出虛假陳述，并據此判決中興支付約8.9億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罰金。此外，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還有可能對中興通訊索取3億美元罰金。在處理整個事件過程中，包括CEO在內的中興通訊三位高管被迫辭職。

5，這一事件成為了中興通訊重塑合規管理體系的重要契機。調查事件之后，中興通將合規管理提升到新高度。2016年以來，中興已經在組織架構上設立了由CEO領導的“合規管理委員會”，將合規職能與法律部門分離，保證合規部門的獨立性；并于2016年11月聘請曾在美國工程公司Kellogg Borwn & Root任職的Matt Bell，擔任中興通訊的首席出口合規官和法律顧問。

教訓何在

中興通訊案例對許多正處于全球化中的中國企業來說都具有警示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傳統跨國公司成長為全球型公司，企業競爭從過去單個企業間的競爭上升到全球價值鏈的競爭，企業競爭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此同時，面對各國政府監管加強和國際組織的推動，越來越多的企業強化合規管理，合規競爭成為全球化企業新的競爭規則。

中興通訊遭受巨額罰款暴露了企業管控合規風險的能力滯后以及企業合規管理體系的重大缺陷。

首先，中興通訊對防范出口管制合規管理的重視程度不夠，缺乏對出口管制合規風險的正確評估和認識。在美方于2012年3月立案調查后，中興沒有采取必要的出口管制合規管理措施，反而想方設法規避美國出口管制規定。

其次，中興通訊在已經受到美國政府調查的情況下，仍然沒有能夠把握機會堵住合規管理的漏洞，反而采取了不配合的態度，導致公司面對的出口管制合規風險進一步升級，最終導致公司在出口管制方面的合規管理完全失控。

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披露的信息顯示，2016年3月BIS將中興通訊及其三家關聯公司列入“實體名單”的決定，是基于其獲得的兩份中興通訊機密文件而做出的，這兩份分別名為《關于全面整頓和規范公司出口管制相關業務的報告》與《進出口管制風險規避方案》的機密文件描述了中興通訊通過設立、控制和使用一系列“隔斷”公司繞開美國出口管制的方案。

其三，中興的合規管理體系存在重大缺陷。中興的合規管理部門沒有向董事會直線報告的渠道，而CEO或者銷售部門擁有決策的權力可以輕易突破合規管控。因此，合規部門需要獨立的架構和匯報線，否則風險無法傳達給公司高層領導，，導致合規管理形同虛設。

其四，近年來，中興通訊自主技術發展迅速，但是一些技術含量很高的關鍵器件還依賴國外供應商。例如中興通訊全球價值鏈所采購的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規模FPGA等核心部件按照出口管制規定被美國企業停止供貨，中興通訊生產難以為繼。這是中興通訊被迫與美國執法當局和解的根本原因。

通過完善的合規管理體系和深入人心的合規文化抵御合規風險，已經成為現代全球型企業的軟競爭力，而合規競爭也成為企業全球競爭的新規則。如果缺乏以合規體系和合規文化為核心的軟競爭力，就難以適應全球競爭新形勢。

合規，中國企業的新挑戰

中興通訊案例是中國企業合規管理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中國許多公司同樣缺乏完善的合規管理體系和植根于企業員工的合規文化，非常有必要借鑒中興案例和其他國外相關案例。

與中興相反，吉利公司在權衡利弊之后，放棄向伊朗出口1500臺沃爾沃轎車的機會。同期也有中國公司接受了在伊朗開采石油的訂單，但是有效控制了風險，沒有被美國抓住處罰把柄。有風險往往有商機，大風險往往蘊含大商機，問題在于能否識別風險和掌控風險，這方面我國企業還需要積累經驗。

由中興案例出發，我們認為，中國企業進一步加強合規經營能力建設，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促進合規從高層和企業文化做起。只有當企業文化強調誠信與正直，并且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作出表率，合規才最為有效。

二是合規部門應該在組織原則上保持獨立性。不論一家公司如何組織其合規部門，該合規部門都應該是獨立的。同時，應該由一名集團合規官全面負責合規風險管理。而且，合規部門有向高級管理層，必要時，向董事會或董事會下設的委員會自由報告的權利。

三是促進企業合規管理制度的落地，特別是加強具體管控措施的執行。如果企業有合規制度但不去執行，可能比沒有合規制度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