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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第一財經研究院在2018年博鰲論壇期間推出了《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報告顯示，在全球制造業版圖中，“中國權重”至關重要。一財研究院指出，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因“中國權重”而被強化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速度優勢”，正面對日益上升的成本壓力。

隨著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加快，中國企業尤其是制造業越來越受到全球矚目。

第一財經研究院在2018年博鰲論壇期間推出了《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中國為基準點，追蹤和比較本世紀以來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19個制造業分類基于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力變化。

這是全球第一份覆蓋主要經濟體和主要細分行業的勞動力成本競爭力報告，全面評估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

報告將“競爭力”定義為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資本和勞動力），其成本越低，競爭力就越強。

報告通過測算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主要制造業行業生產每個單位實際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義勞動成本，也就是單位勞動力成本（ULC），從而去揭示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格局的變化。

報告顯示，在全球制造業版圖中，“中國權重”至關重要。

根據一財研究院的測算，中國制造業總產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國，隨后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國。截至2016年，中國制造業實際增加值達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比重從8.5%提高到了30.9%。

巨大的市場份額不僅意味著規模帶來的獨特競爭優勢，即所謂的“中國權重”，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全球制造業的比重分別由2000年的28.5%、17.0%和10.1%，下降到19.3%、11.6%和7.0%。

若以金融危機前后來區分“中國權重”，從2000年到2008年，全球制造業增加值以每年平均2.7%的速度增長，其中60%來自就業增長的貢獻，中國不僅是全球就業增長的唯一源泉，還補償了其他經濟體就業的凈減少。在2000-2008年，中國大規模就業增長將全球制造業的勞動報酬總額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制造業平均勞動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后危機時代，全球制造業增速從危機前的年平均2.7%提高到了3.3%。中國的貢獻大致維持在危機前的水平，動力來源從就業增長切換到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由于平均勞動成本的上升速度顯著高于勞動力生產率，全球制造業勞動報酬總額及平均勞動成本因中國的加入分別由危機前年平均下降0.4%和1.4%，轉變成危機后年平均上升2.3%和1.8%。

而在“中國權重”的影響方面，報告稱，“中國權重”一方面使得中國制造商在加工制造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勝出，爭得全球范圍內產品市場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議價權，另一方面，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相輔相成，加快了標準零部件成本下降，進而是組裝和整機成本的下降。這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處于技術高端領域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因而推動了技術進步。

從制造業的細分行業影響力來看， 引領“中國速度”的是汽車制造業， 在整個2000-2016年期間該部門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10.5%，緊隨其后的是電子通訊設備制造業。

此外，在6個全球產出規模最大的制造業部門中，中國勞動生產率向世界技術前沿（美國）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

對此，一財研究院也提出了相關建議，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因“中國權重”而被強化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速度優勢”，正面對日益上升的成本壓力。

報告稱，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間由追求治理政績所激勵的GDP競賽，導致各個地區不遺余力地通過壓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種補貼方式招商引資，環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計入。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條件下，加上得益于信息技術時代的制造技術條件，“中國權重”將這個效果迅速地不斷地放大，使中國制造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實現了超高速度增長。危機后，高投資、高杠桿、低估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無疑，這種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

中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從供給端全面解決過往增長模式的弊端，雖然初見成效，但依舊任重道遠。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環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額計入，加之勞動力供給短缺等原因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彌補這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會快速下滑。

推出該報告的第一財經研究院/智庫是第一財經旗下的非營利獨立智庫研究機構，其宗旨為“致力改善經濟政策”，出品年度旗艦報告、全球與中國宏觀/市場分析（季報、月報、周報），以及指數和排名等系列產品。智庫以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基于事實和數據的獨立研究和分析，提供創新的可實施政策方案和建議，以提高中國經濟政策的質量和透明度，并推動有效而公平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