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出生起就失聰了。這個不難理解；我屬于中重度失聰，主要是較高頻范圍出了問題，大多數人講話是在這個頻段。我得靠讀唇和辨別元音模式來理解口語。特別糾結的是：

識別輔音，特別是發咝音的和不發音的輔音（所有的輔音都是高頻音，并且不發音和發咝音的輔音不用聲韌帶）

句子的開始

句子的結尾

一些失聰的人成功地做了程序員。大部分是腦力的、往往是獨自完成的勞動，你所有的產出都是寫下來的。計算機程序（或系統）中的規格說明和錯誤都幫你（在理想世界里，至少是的）寫在紙上和檢查系統（ticketing system）里，而不是通過其他人發聲器官。某些時候會有些尷尬（15人圍坐坐在大圓桌旁，我看著你、你看著我，沒完沒了的電視電話會議），但做些調節調劑總還是有可能的。

程序員孤僻古怪、對人群過敏的形象是不公平并且不準確的。作為程序員而言，我們是非常有社會性的。我們寫博客，在會上發言，編撰使用指南，指導學生。這一點也不新鮮——這種氛圍是從早期的貝爾實驗室、MIT，以及其他的研究開發組織中流傳下來的。我喜愛代碼的社交世界，把你自己包圍在有才干的人中，熱情洋溢的人們是你成為更好的開發人員的重要構件。但有件事我一直很排斥，那就是搭檔編程。

原則上來說，結對編程是挺有趣的——就像小黃鴨調試法那樣（《小黃鴨調試法，每個程序員都要知道的》）。你和另外一個人一起工作，這個人比你懂的多、能夠指導你，或者可能知道的比你少、感激你的指導，或者懂的和你一樣多、能和你一起工作反復推敲出一個解決方案。還有，你懂的，這很好玩。你要了解你的同事。你要提醒自己每一個人都會偶爾犯錯誤。得有這么個人，在你部署一段你完全不想部署的代碼前拽住你。

但當你失聰后，這種交互性帶來的樂趣則變得黯淡了。對我而言，搭檔交流變得雞肋。如同一個司機，要設法考慮代碼、類型，同時要看著前方的屏幕，還得讀身旁伙伴的唇語，而理解那些（常常是不連貫的）頻率較高的口語和專業術語的正確率約30%，很是悲催。最終我郁悶地盯著越來越受傷的導航儀，停止控制并放手讓導航替我駕駛，這是唯一能使我們前行的方法。導航更糟糕——司機在一直看著屏幕，因為很難同時考慮怎么編寫代碼以及伙伴溝通需求。我懂！我懂。所以我變成一個被動導航者，司機做所有的事，對任何人都不好，噢。噢！

所以有機會在為《自然》構建的自動可訪問性測試工具 Pa11y 項目上與 Rowan Manning 搭檔真的很棒。使用 Screenhero 召開遠程搭檔會議意味著我們能夠同時看屏幕又發文本通信，不會遺漏信息、產生迷惑。這是第一次我完成像樣的搭檔會議。很難表達這造成的差異，因為我認為聽力正常的人難以評估聽力受損的熱在一般對話時的信息損失。想象一下，在你的城市里所有你讀過的書籍有約60%的文字被隨機留白。然后想象一下到附近的城市渡假，發現所有的書都是正常的，你突然能閱讀完整內容而不需要做任何猜測。

這兒有一個更長的故事。在《自然》雜志，我們有一組開發人員，他們真誠的關心可訪問性。并為《自然》400余個網站的提供平等的，被訪問的能力，奠定我們工作的基礎——當 Tim Berners-Lee 說：“網絡的力量在于普遍性。被所有人訪問，不論訪問人殘疾與否，這是最基本要求”，我們非常贊同。訪問體驗進行得很深入，在《自然》的那段時間，我享受同事們無可匹敵的筆記、會議實時反饋的保障，使用the ball method 幫助我跟上群組討論講話的節奏，讓我從 Access to Work 得到支持。在我在《自然》的 3 年里，我因殘疾得到的實用保障比我有生以來的34年都多！

在《自然》與訪問性體驗者一起工作的經歷非常棒。他們不對訪問者能力做任何估計，默認提供全面的支持。因此他們把可訪問性專家請過來，瀏覽我們的站點，并提出建議。他們強力推行 WCAG 標準，并構建工具幫助達成那些標準。當他們在純潔實在的團隊中面對一個活生生的殘疾人時，他們盡一切所能地幫助這個人成為富有生產力的小組成員。

可達性/無障礙（Accessibility）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原則。不應該如此。殘疾人被開發人員視為少數族群。這不正確。平等接入是一項基本權利。

如果你提供平等接入，你就能把網絡以及世界變得更加美好，所有人都能因此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