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劉遠舉

華為的確想走。

2012年，基于業務需要，華為在東莞松山湖注冊了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目前，華為核心部門仍在深圳，但正如龍崗區政府擔心的，華為的最終目的可能并非僅僅搬遷終端公司，華為的確有可能有更大的動作。華為在深圳占有的土地總面積為2460畝，而華為在東莞的松山湖基地占地面積1900畝，而且還在追加置地。

實際上，華為遷離東莞的動機并非單一因素。

首先，制造密集型的業務遷離一線城市，或者轉向中西部地區，也是大勢所趨。中興布局河源，中集的集裝箱總部搬遷到東莞，富士康轉向河南、四川、蘋果表示有意將生產線轉移到印度，都是這種趨勢的典型例子。所以，華為把生產線轉向東莞也是大趨勢。正如任正非所言，“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而且現在有了高鐵、網絡、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時代已經形成了，但不會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其次，華為轉向東莞，也并非僅僅出于成本考慮，而是為了獲得產業聚集的優勢。所謂產業集聚，就是同一產業在某個特定地理區域內高度集中，產業資本要素在空間范圍內不斷匯聚的一個過程。目前，東莞有OPPO、VIVO、金立，再加上遷移過來的華為和酷派，以及產業鏈上下游的企業，華為把生產終端遷移到東莞，就能很好的獲得這一優勢。畢竟，手機生產已進入成本競爭階段，產業聚集的優勢不可錯過。

在華為的遷離動機中，“華為科技城”的因素也很微妙。2011年，龍崗區政府宣稱，“華為科技城”由政府投資110億，華為投資200億，解決周邊配套和環境，打造一個以華為為核心的科技新城。規劃中包含華為國際會展中心、華為控股全球總部等等。但隨后，新城項目中，不斷擠進來各種商業、住宅項目且都打上了華為的標簽。面對這一局面，到了去年5月份，華為出面澄清“華為科技城”與華為沒有任何關聯，未經華為許可用華為名義進行城市區域命名或房地產開發，是對華為的侵權，已致函相關政府部門，希望停止使用“華為科技城”這一名稱，最終，華為科技城改名“坂雪崗科技城”。

從這個因素看，龍崗城府龍崗的報告，既體現出了強烈的危機意識，比中國大多數內地地方政府要好得多，但另一方面，某種程度上，也是向華為施加某種程度上的壓力。起碼，這一次又再次得到了華為的回應，而企業家對公眾的表態不能說變就變。

但是，無論如何，土地仍然是一個重要因素。

對于現代工業來說，雖然技術越來越重要，但在產生財富的三要素中，土地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土地的稀缺性、價格都會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發展。任正非曾經表示：“深圳房地產太多了，沒有大塊的工業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業的發展，每一個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間發展”。

稀缺性的另一面是價格。2005年，深圳房價均價在5000元左右，11年之后，房價已經漲到5萬一平米，其中過去一兩年直接從2萬多漲到5萬。房價的上漲，必然帶動地租與房租的上漲，不但推高企業的地租成本，也會推高員工的生活成本，從而推高工資成本。

新加坡的組屋計劃使得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安心于這個國家。同樣的，當華為的員工都很難在深圳置業購房的時候，讓員工安心工作、留在企業的壓力，必然使得華為要嚴肅考慮企業的搬遷。華為旗下的綠苑公司，去年在東莞連買兩塊商住用地，建筑面積分別達20萬㎡和11萬㎡，樓面價平均2000多元。而在深圳，再加個零，也未必能拿到同樣的面積。

經濟觀察報在5月30日的頭版報道《華為與深圳：各有成長煩惱》中已經指出，華為搬遷風波折射出企業壯大對生產研發成本布局和城市房地產高企造成各類成本增加的雙重煩惱。的確如此，然而進一步說，高房價的重壓之下，最艱難的并非華為。

華為高收入的員工，尚可努力承擔房價，而對于華為這樣的企業，不管是骨干員工的收入模式，還是對配套企業的吸引，尚有在國內挪騰的余地，但對于中小企業，資源與人才都不能跟著走，企業陷入兩難之中。創業，在一線大城市才有信息、資源與人才，但高房價卻扼殺萌芽，而離開一線城市，雖然房價低下來，但卻沒有了創業需要的必不可少的資源。

所以，華為的創業不易，成長不易，保持華為的發展更不易，而無數個尚在成長中的華為在高房價的壓力之下更為不易。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對企業的服務，應該是基于公平與普惠，龍崗即使能在政策范圍內解決華為的問題，但龍崗乃至深圳留住企業所面臨的高房價問題，顯然非龍崗區，乃至深圳可以獨立解決的。

中國目前的實體空心化，實體經濟企業轉而金融、房地產業等行業的現象有深層次的制度因素，房價是直接原因的同時，也是制度性的結果。

當下的中國經濟體系中，有的企業靠著隱形擔保與壟斷資源，獲取高額利潤，銀行依靠牌照利潤豐厚，與此同時，在充分競爭的行業，中小企業過度競爭，利潤微薄、游走在生死之間。 這都導致實體企業空心化，投向房地產，避險、尋求增值，在導致房價上漲后，引發新一輪實體空心化，陷入惡性循環，侵蝕實體經濟。所以，只有真正放開金融資源、土地資源、能源資源的高度壟斷，才能使利潤合理的流向實體經濟。但是，真正的放開這些資源，并非僅僅是經濟領域的問題，對中國改革提出了更高的挑戰與要求。